潘建国：韩国所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述论
2023/4/16 古籍
摘要：根据对现有数份书目的统计分析，韩国所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总量可观，但其主体为清中后期坊刻本及清末民国时期铅石印本，学术文献价值相对较高的明版及清早期刊本藏量有限。不过，其中仍不乏孤善之本，既有《型世言》《莽男儿》这样的中国亡佚小说，也有《皇明英烈传》《百家公案》《廉明公案》《醒世姻缘传》《引凤箫》等明清小说的早期重要版本，足资学术。而在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中，朝鲜王室及燕行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虽说在儒学占据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朝鲜半岛中国通俗小说整体上仍难以登入大雅之堂，但凭借汉字文化的特殊力量，它们终究在或明或晦的时空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朝鲜人。
朝鲜半岛与中国不仅陆地接壤、世代为邻，而且同处东亚“汉字文化圈”之内，自唐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历史上，曾有大量中国典籍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朝鲜半岛，其中包括不受中国本土重视的稗官小说。朝鲜半岛文人喜欢研读中国小说，积极地予以庋藏、传抄、翻刻、选编及译介，故在韩国公私文化机构中保存了丰富的中国小说文献史料。据其文本形态，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其一，韩藏中国刻本小说。其二，中国小说的朝鲜翻刊本及传抄本。譬如，朝鲜金属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存卷八)、朝鲜翻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十二卷、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二十卷、明瞿佑《剪灯新话句解》二卷、明赵弼《效颦集》三卷、明陶辅《花影集》四卷等。其三，朝鲜文人的中国小说选编本。譬如，朝鲜文人成任(1421—1484)《太平广记详节》五十卷(残存二十六卷)、《太平通载》一百卷(残存十二卷)、《钟离葫芦》(不分卷)及李朝英祖时期金氏《文苑楂橘》二卷等。其四，中国小说朝鲜翻译本。关于第二、三部分，笔者已与孙逊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朴在渊教授(韩国鲜文大学)联合主编《朝鲜所刊中国珍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择其要者汇集影印，并对其学术文献价值有所阐述。关于第四部分，韩国学者已有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笔者不通韩语，实难置喙。故本文拟就第一部分，即韩藏中国刊本小说中的通俗小说及其相关问题，稍作探讨。
一、韩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的现状
韩国究竟藏有多少中国刊本(包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通俗小说？迄今为止，计有四份韩国学者编制的书目，对此作了初步统计和著录：
其一，崔溶澈、朴在渊合编《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收录中国通俗小说凡813部，剔除仅见文献载录的132部，实际著录存藏于韩国公私机构的中国通俗小说681部(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版本及藏本)。
其二，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子部小说家类”收录中国通俗小说602部(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版本及藏本)。
其三，闵宽东、陈文新(中国)合编《韩国所藏或文献记录所见中国古代小说书目》，收录凡338种(不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版本及藏本)。其中，文言小说(包括少量混入的弹词鼓词)138种，通俗小说200种，再剔除已佚者64种，实际有版本存藏的中国通俗小说共计136种。
其四，闵宽东、陈文新、张守连合编《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实际著录“明代作品”38种、“清代作品”111种，合计149种，每一种均详细列出存世诸家藏本。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四份书目均系利用收藏目录制作而成的“纸上目录”，并未逐一核对收藏机构原书；也不是对韩国境内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的系统调查目录，其统计数据是不完全的，所著录条目可能存在偏差和讹误；其统计数字中可能包含了少量非中国刊本的作品。虽然如此，其仍可为考察韩国存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的概况提供有效的参考指标。检阅四份目录，并综合笔者对于典籍的实际调查，可得出以下总体印象：
第一，在韩国存藏的中国刊本通俗小说之中，藏本数量最为丰富的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今古奇观》及《封神演义》(此书在朝鲜半岛常被改称《西周衍义》)等，显示出偏向于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接受趣味。而在中国本土享有盛名的《红楼梦》《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小说，韩国存藏本的数量却不多。
第二，韩国存藏的中国通俗小说版本，以清中后期坊刻本及清末民国时期铅石印本为主，明刊本和清代早期刊本数量殊为有限。譬如，《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所录38种明代作品，韩国实际有明刻本存世者仅9种13部，尚不足总数的1/4；其中奎章阁藏有6部，约占一半。
在朝鲜半岛流传极广、存世藏本极多的《三国志演义》，韩国目前仅存1册明版残本，同样受到朝鲜时代读者欢迎的《水浒传》《西汉演义》《东汉演义》《封神演义》等小说则尚未见明版存世；白话短篇小说代表作《三言》《二拍》，韩国存藏的明版仅有《醒世恒言》1种3部，且皆为残本。这一情形，与明清时期中朝典籍文化交流频密，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半岛既早且富的历史明显不相符合，更与同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形成鲜明反差。
第三，韩国藏明刊或清早期刊本中国通俗小说，大多为残帙，书册残缺污损的情况相当普遍，即便是朝鲜王朝图书馆奎章阁(今归入首尔大学)所藏明刻本《型世言》《新锲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醒世恒言》等小说，亦有程度不同的残缺。韩国藏本书册之封面、扉页、封底、书叶空白处及纸背还往往留有佚名墨笔涂抹，或抄录诗文杂书，或径为汉字书法练习，墨迹损及原书文字，故其总体书籍品相与日本所存中国刊本小说相去颇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自16世纪以降，朝鲜半岛特多天灾人祸，书籍损毁严重；另一方面，或许也与稗官小说在朝鲜半岛的社会文化地位不高有关，文人藏家读者不甚珍视，倘遇纸张匮乏，相比于儒家经史典籍，小说杂书无疑会被优先考虑弃作废物利用的书写材料。此外，与高丽纸的厚韧坚牢不同，传入的唐本小说多以竹纸刷印，“纸品甚脆，易受朽伤，蠹鼠偏蚀，一或毁破，更难备置”；而唐本小说作为稀罕的外来物，购置不易，在朝鲜半岛流通的复本更是极少，书籍残缺后重新配齐的机会微乎其微。合此数端，遂导致韩国存藏明版或清早期刊本通俗小说少有完帙，这不能不说是东亚书籍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
二、韩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中的孤本与善本
韩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的学术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传播史方面，它们见证了中国小说在朝鲜半岛的流播与接受；二是小说文献学方面，本文拟就后者展开论述。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国内图书馆在古代通俗小说资料收藏方面，清中后期以降的刻本及铅石印本藏量巨大，自成系统；明版及清早期刊本则相对不足。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学而言，海外汉籍的学术意义便得以凸显，而对其关注访查的重点在于明版及清早期刊本，以补中国国内存藏之不足。韩藏本在这一部分藏量有限，但不乏孤善之本，足资学术。
(一)孤本：中国已佚小说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陈庆浩、朴在渊、崔溶澈等在首尔大学奎章阁发现了一部天壤间秘籍、明末刊本《型世言》，已改朝鲜装，存11册，缺首册总序目录插图。全书收录40篇白话短篇小说，作者为杭州陆人龙，评点者为其兄长陆云龙，出版者为陆家书坊“峥霄馆”。《型世言》在中国早已亡佚，也从未见任何书目所著录。此书迅速被中国台湾、韩国首尔及中国大陆的多家出版社出版，风行海内外，小说史关于明末白话短篇小说代表作的叙述，也由原来的《三言》《二拍》变成《三言》《二拍》《一型》。
令人惊讶的是，这部中土久佚的孤本小说《型世言》，当年传入朝鲜半岛的竟还不止一部。据韩国学者金秀燕的最新研究，目前可确认：朝鲜王室收藏的《型世言》“存在至少两种版本”，若再加上民间海南绿雨堂私藏的一部，曾经流传于朝鲜半岛的《型世言》居然有三部之多。
《型世言》被发现后，始终被视为韩藏中国小说珍稀文献的代表，名闻遐迩。不过，笔者近年又新发现了一部韩国旧藏、中国已佚的孤本小说《莽男儿》，使得《型世言》不再专美于前。
图1韩藏清初刻本《莽男儿》朝鲜装封面(今藏两靖室)
《莽男儿》二十四回，清初写刻本，六册，已改朝鲜装(见图1)。第一回首页题“明龙子犹遗传，古吴逸叟评纂”(见图2)。这位“龙子犹”，当为晚明著名小说家冯梦龙，此处自属后人假托，而真正的作者是“古吴逸叟”，可惜其生平事略不详。该书未见于任何中国或韩国的书目著录，是又一部极为珍贵的孤本中国小说。
图2韩藏清初刊本《莽男儿》首回首页
不仅如此，《莽男儿》还具有一份特殊的学术价值。早在1930年代，日本的朝鲜史学者今西龙、越南史学者松本信广与中国民俗学者钟敬文等曾围绕东亚“老獭稚”故事的起源地问题展开过一场学术论争。所谓“老獭稚”故事，指流传在朝鲜半岛、安南文献以及中国民间的一个故事类型，叙述了水中獭精诱惑人间女子，生下神奇的“老獭稚”——他拥有超强的水下潜游本领，后有风水师发现深潭水底的龙穴，“老獭稚”趁机将其父遗骨葬入龙穴，最后成为君王。目前所存“老獭稚”故事资料中，时间最早的是收录于安南《公余捷记》(1755年)中的丁先皇故事，其次是1908年从朝鲜半岛咸镜北道采录的清太祖传说，最晚的则是1932年从中国江苏灌云地区采录的宋太祖传说。钟敬文《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呈服部宇之吉、西村真次两博士》一文根据该故事中的风水信仰乃中华民族“最具特征的民俗信仰之一”，中国文化对于朝鲜、安南地区历来具有深刻影响，进而推断，“此等流布于极东三地域之同型传说，其共同的发生地必当在于中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发生说”)，此说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站在学术逻辑的角度，其成立仍需提供一个时间更早的文献铁证。
这一铁证，即刊行于清初的中国小说《莽男儿》。该小说叙述了生活于长江中的獭精，诱奸了江边董皮匠的女儿，生下神奇小子“董蟒儿”，可自由出入江底。风水师在鄱阳湖底发现一个龙穴，但水深无人能达，就请董蟒儿出马，他趁机将獭精父亲的遗骨葬入龙穴。董蟒儿后被贩运私盐的众盐商推为首领，先是率众抗击前来缉私的官军，后揭竿起义，攻城略地，转战长江水系，遂惊动朝廷，遣使招安，董蟒儿奉旨跨海东征“浡泥国”(今文莱国)，平定叛乱，最终受封为浡泥国国王。显然，《莽男儿》的主体情节框架乃建立于完整的“老獭稚”故事之上。小说编刊年代在清初，远早于越南的《公余捷记》(1755年)。因此，它不仅可以成为钟敬文提出的东亚“老獭稚”故事“中国发生说”的关键证据，也为这一场历时近百年的东亚学术论争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型世言》《莽男儿》庶可并称为韩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之双璧。其被次第发现，自然引发了我们的新探询：朝鲜半岛还会发现新的孤本中国小说吗？我个人觉得，很有希望。朝鲜时期曾留下三份中国小说书单，即完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序文》(1762年)，尹德熙(1685—1766)《字学岁月》(1744年)、《小说经览者》(1762年)，书单中列有《型世言》《留人眼》《人月圆》《锦疑团》等书名，原来均闻所未闻，身份不明，但目前都已在韩国或中国找到了小说原书。由此可知，这些书目著录的作品当年在朝鲜半岛大概都是实见其书的。因此，书目中另外一些尚未被发现的作品，譬如《十二峰》《盛唐演义》《韩魏小史》《涿鹿演义》《南溪衍谭》《奇团圆》《遇奇缘》之类，将来或许也会有惊喜现身之时。
(二)善本：早期版本或特殊版本
如前所述，韩藏本中明版及清代早期刊本数量相对有限，但其中仍不乏善本，它们是某个中国小说的早期版本或特殊版本，处在版本传承链的关键位置，对于考订小说的原始文貌及文本变化具有文献参考价值。
图3韩藏本朝鲜装封面(左)、卷末“乌城人崔纲宇”藏印(右)(今藏两靖室)
譬如，演绎皇明开国故事的小说《英烈传》，目前所知最早文本为宁波天一阁藏明抄说唱词话本《国朝英烈传》，已知存世刊本中最古者，为明刊六卷本《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六十则，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光轮王寺、石川武美纪念图书馆成篑堂文库四家藏本。不过，近年笔者新搜集到一个韩国旧藏明刊《皇明英列传》残本，仅存卷五一册，朝鲜装，卷首卷末钤有墨印“乌城人崔纲宇”(见图3)。此“乌城”当为朝鲜半岛南部之全罗南道和顺郡的古称，崔纲宇与弟崔纲宙，于英祖十四年(1738年，清乾隆三年)兄弟同科联壁，有《云斋集》传世，但其汉籍旧藏本罕见。
这个韩藏本的分卷分节情形与明刊六卷本完全一致，可知原书也是一个六卷本。但将其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六卷本比勘，则存在明显差异：(1)韩藏本无图，审其风格可能是江南刻本，日藏本为上图下文的福建刻本；(2)韩藏本行款为半叶14行行32字，日藏本为13行行26字；(3)韩藏本版心题“皇明英烈传”，日藏本题“全像英烈传”；(4)正文文字略有差异，如卷五《王祎进呈太平表徐达攻取山东路》“节目”内：
日藏本：此乃天子之洪福，元帅之虎威也。
韩藏本：此乃圣天子之洪福，大元帅之虎威也。
六卷本凡遇有“大明”“太祖”“皇上”“天子”皆另起新行且顶格书，以示崇敬。但日藏本于此处却删去“圣”字，遇“天子”也未另起新地，与韩藏本相比则显得有些随意草率。综合这些差异推测：日藏本属于六卷本的后出翻刻本，韩藏本是一个新见的明刊六卷本，且更好地保留了六卷本的原始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据《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著录，韩国大邱庆山郡崔在石藏有明刊本《新刊皇明通纪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残本1册2卷，此“皇明通纪”四字未见于现存《英烈传》各版本之书名。此书版式为半叶12行行24字，也与现存诸版本不同。如果著录无误，那么它当为又一个新的明刊本《英烈传》。有明一代，朝鲜半岛与明朝保持着良好关系，叙述大明开国史的小说《英烈传》，自然受到朝鲜文人青睐，其传入流播之盛亦不难想见。
再如，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明万卷楼刊本《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神断百家公案演义》，虽仅残缺卷三，但这个版本全世界只有一个藏本，而且在《百家公案》(包公断案小说专集)的版本系统中，它与另一个明代万历与畊堂刊本构成版本传承上的“兄弟关系”，共同遗传、反映着《百家公案》祖本的文本基因，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图4韩藏本朝鲜装封面及墨笔摘抄回目文字(今藏两靖室)
明版之外，韩藏清早期刊本中国通俗小说也有不少值得关注和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重要版本。此处不妨举两部与大连图书馆有关的小说：一部是《醒世姻缘传》一百回，已知存世最古版本为大连图书馆藏清初刊辛丑十行本。近年，笔者搜集到一部韩国旧藏本，朝鲜装(见图4)，残存两册。一册封面墨书“十一”，正文为第51—55回，另一册封面墨书“十八”，正文为第86—90回，可知原书每册五回，共计二十册。书叶背面墨笔抄录《寒暄札录》四卷(见图5)，此书有朝鲜刻本，为各类应用文教程。
图5韩藏本纸背所抄《寒暄札录》卷四目录
图6大连本(第54回第9叶B面)
经初步比勘，韩藏本之行款、字体皆与大连本高度一致，但两本也存有文字差异，譬如第54回第9叶B面第4行：
大连本(见图6)：加上大把的盐，人猛吃一口，哮喘半日。
韩藏本(见图7)：加上大把的盐，教人猛可的误吃一口，哮喘半日。
图7韩藏本(第54回第9叶B面小字双行)
图8韩藏本卷首朝鲜文人墨笔题诗(今藏两靖室)
韩藏本“教人猛可的误吃一”八字作小字双行，其所占位置与大连本“人猛吃一”四个大字相当。古籍刻印中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出于校改补漏。细审书叶，大连本在末行“應”字位置以及“菜”“乾”之间位置，其左侧版框均出现了细小裂口，而韩藏本此两处则已彻底断开。这一断版痕迹表明，韩藏本与大连本乃属同版，但刷印在后。因此，韩藏本的上述双行小字，应是针对大连本的校改。不过，大连本原文已相当通顺，韩藏本校改后虽更显口语化，但文意并无本质区别，其费心剜板补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此类校改又出自谁人之手？尚待研探。而有意思的是，在《醒世姻缘传》存世的其他版本中，此处文字均同韩藏本。也就是说，韩藏本虽为后印本，却是一部更具价值的修订本，并成为其后诸版本的底本。
另一部是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引凤箫》十六回，据日本学者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87年)著录，存世仅有5部，其中4部今藏日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1部、东京大学文学部藏1部)，中国境内只有大连图书馆藏1部，颇为珍稀。这五个藏本书名均作“引凤箫”，行款均为半叶10行行21字。但笔者搜集到一部韩国旧藏本，残存，卷首有佚名朝鲜文人题诗(见图8)，卷末也有墨笔题识及藏印(见图9)。韩藏本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书名题为“引凤箫小说拔萃”(见图10)，“小说拔萃”一词使用极罕；全书分“元”“亨”“利”“贞”四集四卷，每卷一集四回；行款为半叶8行行20字，较为疏朗；内容文字与其他诸本略有差异，且不避“玄”“真”“暦”等清代讳字。综合上述情况，笔者推断：韩藏本可能是海内仅见的《引凤箫》小说初刻本，约刊刻于清初顺治或康熙早期。
图9韩藏本卷末墨笔题识及藏印
图10韩藏本卷三所题“小说拔萃”
三、朝鲜王室、燕行使与中国通俗小说的传入及流播
那么，上述数量可观、价值不凡的中国通俗小说究竟是在何时、经由何人、通过何种方式传入朝鲜半岛呢？关于此，中韩两国均已有不少研究，毋庸赘述。笔者拟聚焦于朝鲜王室与燕行使两个特殊群体，结合若干新资料，对此论题略作考察。
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半岛，可追溯至高丽朝(元末)：高丽朝末期编撰的汉语会话书《朴通事》，内有购买平话《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的对话；近年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发现的旧本《老乞大》，也有购买《三国志平话》的对话。虽然这两则资料只是展现了一种虚拟的纸上购书行为，目前也并未在朝鲜半岛发现元刊本平话存世，但仍有佐证表明，《三国志平话》《西游记平话》确曾传入朝鲜半岛，并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譬如建造于高丽忠穆王四年(1348年，元顺帝至正八年)的敬天寺十层塔(韩国国宝，今移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基座第二层刻有多幅西游取经故事浮雕，宜有所本；高丽朝文人李榖(1298—1351)《稼亭集》卷十五《咏史》之《吕布》诗云：“已负平生董太师，白门虽下熟无疑。不知自小台卿智，叵信刘家大耳儿。”戏称刘备为“大耳儿”，未见史籍所载，却见于《三国志平话》(称之为“大耳贼”)，则李榖有可能读过此书。
入明之后，朝鲜半岛依旧对中国小说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其中有两件与朝鲜王室相关的“小说事件”，颇为引人注目：
其一，据《朝鲜王朝实录》之《燕山君日记》载，燕山君十二年(1506年，明正德元年)四月十三日，令赴中国的谢恩使购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书。虽然书单所列均为文言小说或戏曲，没有通俗小说，但不足为怪，因为自明代正德至明初，目前尚未确认有新的中国通俗小说刊刻问世。一般认为，中国以雕版印刷技术出版的第一部章回小说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时间约在明嘉靖初(1522年)。这部演绎汉末三国历史的长篇小说很快就传入了朝鲜半岛，朝鲜王朝动用宝贵的出版资源予以翻印，朝鲜印本迅速流播。不久，就连君王“传教”竟然也开始引用《三国志演义》典故，这触发了保守文人的反弹，引出第二个“小说事件”。
其二，朝鲜宣祖三年(1569年，明隆庆三年)六月，臣子奇大升进启曰：
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间闻之，则甚多妄诞……臣后见其册，定是无赖者裒集杂言，如成古谈，非但杂驳无益，甚害义理……非但此书，如《楚汉衍义》等书，如此类不一，无非害理之甚者也……王者导民，当禁不正之书，此其为害，与小人无异也。
此处的《三国志衍义》即为《三国志演义》，其版本，韩国学者朴在渊认为就是数年前在韩国新发现的金属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存卷八)，可备一说。值得注意的是，除《三国志演义》之外，奇大升还提到了“《楚汉衍义》等书”，说明当时传入朝鲜半岛的中国历史演义已有数种。
《楚汉衍义》演绎的自然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故事，大致对应于“西汉”演义，而已知明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八卷一百零一则、明黄化宇校正《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六卷四十二则，均是万历后期作品，另一部《全汉志传》之《西汉志传》六卷六十三则，存世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余氏克勤斋刊本，也比奇大升进启的隆庆三年(1569年)晚了约20年，显然它们均非《楚汉衍义》所指。日本学者大塚秀高认为，《西汉志传》卷首署名“鳌峰后人熊钟谷编次”，这位熊钟谷就是著名通俗小说家熊大木，他编撰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书刊行于明嘉靖后期，故《西汉志传》初刻本很有可能是嘉靖本。大塚秀高的这一看法，无疑是可信的。据此推知：朝鲜明宗、宣祖间传入的《楚汉衍义》，盖即嘉靖本《西汉志传》，至于“楚汉衍义”究竟是朝鲜人的改称，还是嘉靖本书名原为“楚汉志传(演义)”，尚难遽定；熊氏所编嘉靖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小说，当时大概也已传入朝鲜半岛。令人遗憾的是，这几部早期传入的嘉靖本中国历史演义目前均未见存于韩国。
这位宣祖(1568—1608)对中国历史演义情有独钟，从他在“传教”中随手引用《三国志演义》来看，其文本阅读相当细致；宣祖还曾在写给女儿“贞淑翁主”的谚简中，提及“《包公案》一帙”，“《包公案》乃怪妄之书，只资闲一哂而已”。可见，他不但自己读过《包公案》，还推荐指导女儿阅读，亦堪作佳话。至于宣祖说的这部《包公案》是否就是如今存藏在奎章阁内的明代万卷楼刊本《百家公案》，就不得而知了。
明万历至清代，中国通俗小说编创出版进入繁盛期，传入朝鲜半岛的作品数量在总体上显著增多，朝鲜文人购藏中国小说的数量远迈前代，阅读和评论中国通俗小说的文献记载也屡见不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书籍传入朝鲜半岛主要依靠官方途径，因此朝鲜王室对待此类闲书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整个朝鲜士林社会的接受立场以及中国小说书籍的传入情况。
在朝鲜李朝的历代君王中，要数英祖(1694—1776)最为偏爱中国小说，简直就是一位“小说迷”(更准确地说是《三国》迷)。《承政院日记》英祖朝部分载英祖与臣子谈及《三国志演义》的情形，多达十四次，时间从1734年至1776年，前后横跨40余年。譬如，英祖十年(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四月四日，英祖询问：“子牙为名，何册有之乎？”臣子郑羽良答曰：“《三国志》有之矣。”另一位臣子徐命均曰：“亦有于《西周衍义》矣。”君臣对于《三国志演义》《西周衍义》(即《封神演义》)等中国小说都相当熟稔，张口即来。再如，《承政院日记》英祖五十二年(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载，“上御集庆堂”，“上曰：三大奇书，予常好矣，而于《三国志》，尤熟览矣。”所谓“三大奇书”，即《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英祖曾为朝鲜文人选编的中国文言小说集《删补文苑楂橘》题诗云：“抄文其若果楂橘，忆昔金相类聚悉。竹榻银床无事时，草堂频阅弄春日。”诗作后两句，吟写的大概正是英祖自己惬意的小说阅读时光。
英祖对于中国小说的热情，无疑会刺激朝鲜社会的小说购阅风气。朝鲜史上最大的三份中国小说书目，即完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序文》(1762年)、尹德熙《字学岁月》(1744年)及《小说经览者》(1762年)，均編写于英祖朝，所涉及的中国通俗小说超过百部，绝非偶然。英祖朝，庶几构成了中国通俗小说传入半岛的一个高潮期。燕行使们为了取悦于英祖，或者满足朝鲜国内文人对于中国小说的需求，在出使北京之际，想方设法购入中国小说带回朝鲜，甚至不惜违反规定，夹带私运，并因此不得不忍受中方译官的勒索，付出巨额代价。例如，英祖三十三年(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英祖接见“冬至使”“按核使”一行，燕行使们向君王抱怨：在凤凰城“出栅门时，彼人每以搜检为言，而如《三国志》《水浒志》，皆是禁物，故译官辈主于弥缝，所谓《三国志》价至为六百余两”。当时走私一套《三国志演义》竟然被敲诈了六百余两银子，骇人听闻。当然，这只是极端的例子，大部分燕行使还是顺利地购回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小说。
正祖二年(1778年)，朝鲜文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北京，当他在琉璃厂著名书肆“五柳居”亲眼看到琳琅满目的经史书籍时，忍不住感慨道，“每年使臣冠盖络绎，而其所车输东来者，只演义小说及《八大家文抄》《唐诗品汇》等书”，“东人之孤陋，类如是”。李德懋的感慨，有其个人情性的原因，他对稗官小说相当鄙视，认为“小说最坏人心术，不可使子弟开看”，同时也表达出保守派文人对于前朝(即英祖朝)中国小说流播弥散的不满。
实际上，李德懋在正祖二年(1778年)的发声正透露出时代文艺风尚转向的征兆。正祖(1752—1800)对待小说的态度，与其祖父英祖、父亲思悼世子几乎完全相反。他声称：“予自来不喜看杂书，如所谓《三国志》《水浒传》等书，亦未尝一番寓目。燕闲之所尝从事者，不外乎圣经贤传。”这段话分别载入了《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和《日省录》，表明这应当是正祖有意强调并希望昭示给群臣的“圣意”。正祖积极推行所谓“文体反正”运动，并数度向燕行使颁布禁令：“稗官小说姑无论，虽经史书记，凡系唐板者，切勿持来。还渡江时，一一搜检，虽军官译员辈，如有带来者，使即属公于校馆，俾无广布之弊。”正祖之后的纯祖(1790—1834)虽解禁了经史书籍，但仍维持小说禁令。有意思的是，纯祖的世子“翼宗”(1809—1830)似乎未受父王禁令束缚，他得到并细致阅读了明刊本小说《型世言》，还在第十三回末叶上以“淡轩”之名写下了评语。
图11朝鲜燕行使柳綎旧藏明刊本《廉明公案》(今藏两靖室)
从正祖至纯祖两朝，历时近60年，朝鲜官方的小说禁输令毫无疑问会对燕行使们的小说购买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对于燕行使们来说，漫长的燕行旅程，冷寂的北京居馆岁月，阅读中国小说或许仍是最好的消遣和陪伴。朝鲜哲宗元年(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文人权时亨出使燕京，在返程归国途中，他正坐在车中“潜心不转睛”地读着新买的中国小说《拍案惊奇》，结果骡车倾覆，人从车中摔出，手中的小说也被“丢在七八步外”；哲宗十年(1859年，清咸丰九年)，另一位文人高时鸿随“冬至使”团出使北京，适逢中国庚申(1860年，清咸丰十年)新年，正月初三、初五、初六、初七，连续四天，他的燕行日记均是“终日在馆披览小说不出门”，“终日看小说”，不知又是哪一部精彩的中国小说，陪伴他在异乡度过了一个别样的新年。至于那些没有机会出使的朝鲜文人，大概只能支付高价从燕行使手中求购了。可以说，禁令之下，中国小说依然受到朝鲜文人的喜欢，暗流涌动。值得注意的是，至朝鲜后期，为顺应汉字识读能力低下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女性读者的需求，不少中国小说还译制出了谚解本。据说，1884年前后，译官李钟泰曾奉旨召集译员，翻译了近百种中国小说；而主要面向后宫女性的王室图书馆——乐善斋，则不啻为中国小说翻译本的专藏机构，目前韩国存世的中国小说翻译本，大概有2/3均为乐善斋旧藏，其中就包括多达120册(已遗失3册)的《红楼梦》全译本。
图12朝鲜燕行使柳綎旧藏明刊本《廉明公案》卷三《王巡道察出匿名》
如上所述，在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中，朝鲜王室与燕行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室人员以其绝对的威权和情性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小说的传入规模和流播程度；燕行使则以其亲力亲为的购阅行为具体承担起中国小说的输入功能，并且微妙地调节着官方禁令与读者需求之间的平衡。虽然在儒学占据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朝鲜半岛，中国小说整体上仍无法登大雅之堂，但作为一种外来输入的文学品种，凭借着汉字文化的特殊力量，它们终究在或明或晦的时空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朝鲜人。
最后，不妨重新回到小说书籍本身。2019年6月，笔者购得一部韩国旧藏明版小说《廉明公案》，残存卷三、卷四两册，朝鲜装，首页右下钤有“柳綎之印”藏章(见图11)。柳綎(1684—1752)为朝鲜中后期文人，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试，次年“增广文科”及第，历任司谏(1727年)、承旨(1738年)、汉城府右尹(1739年)等职。景宗四年(1724年，清雍正二年)十月，柳綎担任“进贺谢恩兼三节年贡使”书状官，出使中国，不知此部《廉明公案》是否即为柳氏居留北京时所购。朝鲜燕行使访书琉璃厂的记载屡见于燕行录，但传留至今的燕行使旧藏汉籍却并不多见，至于燕行使阅藏的中国通俗小说，更是稀若星凤。而更为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部燕行使旧藏本小说中乃隐藏着一个明代小说出版史上的秘闻：《廉明公案》卷三第二则为《王巡道察出匿名》(见图12)，叙述了一个发生在福建泉州的官员收受贿赂误判争产案的故事，因实名写及黄凤翔(1540—1614)、丁此吕两位地方权贵，小说刊印发行之后不久，即迫于压力而无奈毁版抽禁，导致目前存世八部明版《廉明公案》均缺失此篇。唯独这部韩国旧藏本乃罕见的明末金陵大业堂翻刻本，其翻刻底本居然是未经抽毁的《廉明公案》初刻初印本。于是，《王巡道察出匿名》一篇遂得重现于世。朝鲜燕行使柳綎恐怕未曾料想到，当年他的一个小说消闲举动竟然会在中国小说史与东亚书籍文化史上写下这颇具传奇性的精彩一笔。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河北学刊》2023年第2期第95-108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学刊》杂志。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古籍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