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崙：史料整理中破资立无的两条道路斗争
2023/4/16 古籍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在整风运动中批判过资产阶级思想, 搞臭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揭露了资产阶级历史唯心论的学术观点。这只是在思想上划清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 使大家懂得破资立无的重要意义。至于通过实践解决破资立无的思想问题, 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开展科学工作的两条道路斗争。
我们的史料整理工作，就是通过两条道路斗争而取得的成就。为着迎接国庆献礼,大家发挥了集体力量经过三个月的苦战, 完成了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和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的编辑和初校工作。大家都感到通过业务的实践来总结破资产立无的经验，具有现实的意义。这里只就几个主要的问题初步总结如下。
一 集体和个人的矛盾
1957年夏季曾经发生过有关整理史料的争论。主要问题是“什么叫做全面掌握资料？”某些同志主张把中文史料和外文史料分册出版，以便于先将已经搜集起来的中文史料编好付印。我们认为从两个专题史料汇编的内容来谈，包括中文和外文史料，如不将中文和外文史料加以全面的掌握，有些历史事实就不可能加以正确的分析。因此不同意先将中文史料编好付印，而将外文史料留待将来分册出版。于是就引起某些同志的质问：“全面要到什么程度？”并且对于全面掌握资料的原则表示不同意。
为着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配备了编译的力量，开始搜集和选译外文资料，到了1958年5月，外文资料已经超过中文资料一倍以上。事实证明，忽视全面掌握资料就不可能把史料汇编起来提供研究之用。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革命文献，中文史料中只有十三件，外文史料中却有十二件，如果不能全面掌握这二十五件资料，就不可能系统地说明上海小刀会的政治主张，对内对外政策，以及和太平天国的关系。又如鸦片战争末期的中文史料，含有极大的片面性，如不能把中外文资料综合起来加以全面的分析，也不可能取得知己知彼的全面认识。经过事实的证明，原有的不同意见就迎刃而解了。
为什么发生“全面和不全面”的争论呢？因为有些同志从个人主义思想出发，愿单干不愿合作，对于集体协作认为对个人名誉地位都不利。由于从个人主义出发，总想当单干户，对于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不敢大胆设想别人还可以做。为着博得个人的名利，就不愿注重工作质量，而且希望降低质量，使中文史料早日出版。不仅如此，在和别人集体协作时处处计较个人的地位。例如整理中文史料的同志对外文史料就有些忽视，而翻译外文史料的同志却认为这是配合别人的帮忙工作，也不注意研究历史事实。由此可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是两条道路斗争最根本的分歧点。如果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上，就不会重视集体的力量，必然像单干农民一样，宁愿走少慢差费的道路而不愿参加集体合作。反之，如果站在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立场上，就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实行集体合作，走多快好省的道路。由于我们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而且用事实证明了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克服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就使我们的工作出现了跃进的新气象，在短促的时间内把整理史料工作突击完成了。
二 分析史料的两种观点
当着“全面掌握资料”的争论解决以后，又发生了分析史料的两种观点问题。一种观点是超阶级的观点，另一种是阶级观点。
有些同志不注意分析史料的阶级性。不论是革命的和反动的史料，都可以一视同仁。特别重视稀有史料，只要是孤本、秘本、抄本、稿本就珍如拱璧，却不注意分析这些资料对历史研究的参考价值究竟有多少。
例如对反动统治政权的档案，某些同志强调这是第一手材料，是稀有资料，便认为这些官方文件具有真实性，可以丝毫不用怀疑了。其实，官方档案资料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却并不一定就是信实的史料。例如1842年7月18日，英国侵略军的军舰“复仇神”号和“基尔德斯”号停泊在仪征老河影的江面。据袁陶愚寅见闻纪略称：英舰接收大汉奸颜崇礼缴纳扬州的赎城费五十万元，颜指老河影盐民向英军告密，英军即开炮轰毁老河影盐民数千家。像这样屠杀盐民的血案，却在河道总督麟庆的奏疏中被诬蔑和歪曲了，他说：“匪类有二，在陆曰回奤，在水曰巴杆老，向因争私互斗。兹于六月十一日夜又互相仇杀，回奤纵火烧毁盐船，巴杆老亦放火焚烧沿江枭匪房屋。逆夷见而惊疑，连开大炮，火光烛天，城内居民，望而大乱。”麟庆诬蔑盐民为匪，而且把英舰炮轰老河影的原因诬指为盐民互相仇杀，反而为侵略军开脱罪证。像这样颠倒事实的官方文件不一而足，如果不分析它的阶级性和政治性，随便相信这些谎话，岂不是十分危险的错误观点吗？
又如外国侵略者的著述中，虽然有些不自觉地暴露他们的侵略罪行之处，但也有些重要问题却不肯吐实。例如上述的英舰炮轰仪征老河影盐民的血案，在柏纳德著的“复仇神号作战记”中也被隐瞒了。他说“基尔德斯号停泊的地方，一天几座民房忽然起火，这就再度引起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的疑惧”。如果我们迷信这些侵略者的谎话，那又是多么危险呢？
特别是英国特务斯嘉茨的“在华十二年”，有时也说几句同情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话，例如“有些党徒逃走了，我觉得非常高兴”。有些同志读了斯嘉茨的回忆录，对他颇有好感。其实，斯嘉茨正是替外国侵略者做特务活动的人。对于这样一个特务所说的话，如不政治分析，那又是多么麻痹呢？
经过辩论，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观点”受到驳斥，大家开始体会到“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史料也不能搞好”。对于用阶级观点分析史料引起普遍的重视了。
三 对史料考证的两种看法
由于分析史料存在着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整理史料以及根据史料说明历史事实时，就出现了资产阶级历史考据的倾向。有些同志习惯于用史料排比的旧方式做考据工作，由于对史料未经过批判，就滥加引用，结果是走了弯路。
例如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领袖人物的阶级成分问题，个别同志引用反动性极为强烈的“枭林小史”和“小刀会纪事本末”作为根据，企图证明刘丽川、陈阿林、潘起亮等人都是“游民阶级”。
如果从表面上看，确是言之有据，引用了不少史料作为论据。好像是有根有据的说法。但是从其引用的史料来说却是一些不可靠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第一、掌握的资料不全面，特别只用反证而不用本征及旁证，片面性极为突出。刘丽川在上天王奏中自称：“臣一介庸愚，力耕乡落，于愿已足。”从革命文献本证来说，显然是以劳动农民自称的。就是英国特务分子斯嘉茨也不得不承认“凡是参加叛党活动的人一定是从下层阶级来的。”也可以做为旁证，证明刘丽川等领袖人物是劳动人民成分。为什么不引用本证和旁证而只引反证呢？显然是没有全面占有资料，以致发生了片面的看法。第二、刘丽川以糖业掮客为职业，掩护其革命活动；陈阿林以当马夫为职业。把这些有职业的人划为游民阶级，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第三、忽视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部分，把太平军和小刀会分割起来。既认为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又认为小刀会是游民起义，这是很不正确的论点。
通过讨论，使我们感到资产阶级的历史考据是一种虚伪的手法。实质是先下结论、后找证明材料。这种观点正是资产阶级历史唯心论的观点。自从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考据癖以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历史唯心论观点即流毒于全国学术界，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清除其毒害作用。
我们认为对史料的研究和分析，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的指示：“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至于像资产阶级那样不分析史料的性质，滥加引用和排比，虽名之曰考据，实质是把一些反动史料排比起来变成了更为集中的反动论据，不仅歪曲历史事实，而且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我们并不是不要考证工作，而是要在否定资产阶级历史唯心论的基础上用唯物论辩证法来分析史料，真正做到“去伪取真”的要求。这种分析史料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科学工作。
四 对史料校勘的两种方法
整理史料，根据各种不同版本加以校勘是完全必要的措施，但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两种方法的争论，一种是详证博引，以甲本校乙又以乙本校甲，写了许多繁琐的考订，仍未能整理一个可用的定本来。对于某些抄本、稿本、刻本的错字误笔均保持原状，另外加上一些附注。这样做法除了卖弄编者的渊博之外，对读者并没有什么益处，反而引起读者的麻烦。
例如嘉定周立春起义军张贴的“义兴公司告示”用“忆昭楼洪杨奏稿”、粤匪杂录“太平天国史料”互校，却未采用一种较好的为底本，用别本校补，以致附注甚多，非常繁琐。又加原文“是以奉主命”并无错误，另本有抄错的，也加以注明“杂录作是奉命”，其实是一种不必要的附注。
第二种意见认为校勘是为了达到正误补漏的目的，使读者得到完好的校定本，以减少误解。因此并不需要琐碎的考订，和不必要的注解。应当从不同版本中选定一种为底本，用别本校订补正。例如刘丽川起义胜利后在上海大东门张贴的“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刘告示”，据“粤匪杂录”补上最后二句，即成完全的定本了。对于原抄本稿本和英文原本有错误之处，应当改正的即加以改正或加以注明。例如泥城之战，英美侵略强迫清军向东南撤退。按当时上海城正在东南，城外就是清军的前沿阵地，文理显属不通，经过几次查对，才发现这是英文原本从误字，我们就注明原文应为“西南”。为“东南”和“西南”费了一番工夫，认真校勘，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很好的。
当时因人民日报刊载了康生同志致古典文学出版社的信，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促使我们纠正了繁琐考据的校勘方法，采用了实事求是的方法。这虽然是一种方法问题，实质上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胜利。
五 对史料整理的两种态度
经过一年来整风运动，大家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显著的提高。回顾一下我们对史料整理工作的争论，也可以看出在史料整理工作中有两种态度。
有些同志看不起史料整理工作，认为研究工作是高级的，资料工作是初级的。因而对于史料工作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认为汇集一批稀有资料就可以编印出版了。因此就不注意对史料的鉴别、分析和整理，往往把精力用在烦琐的校勘和某些枝节问题的考据上。史料愈来愈多，但对史料的内容却缺乏钻研精神，不能从广泛的史料中说明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是对史料表现为心中无数，结果必然陷于为史料而史料，和研究工作脱节。
例如对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的整理工作，最初只是认为别人没有做我们做了可以占光。一见到别人发表了一些资料和论文就心中发慌，怕别人抢了上风头。对于稀有资料十分珍重，但对于全面掌握中外文资料却估计不足。对于整理工作不是根据资料的内容和性质提出编辑的方法，而是凭主观愿望、想按什么“编年体”，把资料逐日编纂，结果是把反动史料累积起来，并不能弄清历史事实。因而在工作中走了弯路。
再如对“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的整理工作，最初是片面夸大了人民抗英这一面，而对于英军的侵略与清政府的妥协投降则未能全面考虑。编辑的办法也是采取逐日编写的繁琐方法，后来又想改为“纪事本末体”，仍不注意全面掌握资料，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经过这些痛苦的摸索，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展开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才使大家的认识趋于一致。我们认为史整理就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同时也是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基本工作。如果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史料工作也不可能搞好。第一、必须全面掌握资料，任何重中文轻外文或重洋文轻中文的片面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二、必须对史料进行科学分析，确定它的史料价值和作用，然后才能正确使用这些史料，特别是忽视阶级分析的资产阶级观点危害性最大，因为任何史料都有它的阶级性，如果不从其基本质进行分析，就会舍本求末。第三、必须在研究和分析之后，从史料中找出历史的辩证法则，然后再决定编辑的方法，才能符合于客观实际。例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有革命的，反革命的各种史料，内容和形式又极为复杂，把它逐日编纂并不能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只有根据政治性质分类加以汇编，才能提供研究之用。如果要写成一部上海小刀会起义史，那就必须摆脱反动史料的影响，经过“去伪存真”的工作，才能写出观点正确的历史。
上述两种整理史料的态度，前一种是少慢差费，后一种是多快好省，两条道路斗争非常明显，因此我们在批判了前一种态度之后采取了第二种态度，即马克思主义者整理史料的态度。
六 联系实际问题
除上述几个矛盾方面之外，最主要的矛盾是联系实际和脱离实际的两条道路斗争。实质上就是历史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服务呢？还是为资本主义科学事业服务呢？为全国六亿人民服务呢？还是为个人名利找出路呢？具体的表现就是联系实际和脱离实际的矛盾。
如果依照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思想观点来搞史料整理工作，必然是罗列现象不见本质，必然是故作玄虚欺骗读者，必然是抱残守缺破坏历史的系统性，必然是夸大片面不见整体，其结果是利用各种诬蔑革命的反动性史料来诬蔑革命，重复傅斯年和郭廷以编“太平天国日志”的反动史学道路。这当然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与此相反，我们揭露了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性，了解其危害作用，就决定从破中求立，最主要的是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联系实际的方针。首先要问整理史料的目的是什么？而且紧紧地掌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方针，全面占有资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并引出结论来，然后再以这种研究的成果编成史料介绍给读者。使读者不再受过去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并对历史能够解除深奥难懂的迷信。这样就可以使湮没无闻的人民历史被发掘出来，丰富人民历史的革命传统，更可以鼓励今天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的斗争意志。
我们坚持联系实际的方针，而且竭尽主观的努力在两条道路斗争坚持正确的方针，因此才使这一年的思想分歧在实际工作得到初步解决，而且出现了跃进的新气象。但也不能否认我们还有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不彻底的地方。例如对个人名利思想的斗争还不彻底，个别同志强调个人负责制，几百个字的翻译也要著名，在付印时也未删掉；又如坚持调查工作也不彻底，只去嘉定调查一次就停止了；再如在校印工作中下厂校对和接受工人的批评，对改进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并使知识分子懂得排印校对工作的困难，大大克服了知识分子轻视劳动的优越感。在校对工作中也因工作缺乏经验，没能够消灭错字和标点的错误。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尚有待于今后努力加以克服。
总起来说，我们认为开展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批判，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实际工作来展开两条道路斗争。这样做，才能贯彻整风运动的精神，一方面破除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另方面培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队伍。这样做，才能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并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这样做，才能逐步提高历史科学工作的质量，实现厚今薄古的方针。
编者按：作者徐崙(1910—1984)长期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此文原刊《学术月刊》1958年第12期，反映的是历史所早期的历史，特别是编纂两本资料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和《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的某些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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