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开建：中国现存最早的欧洲人形象资料——《东夷图像》
2023/4/16 古籍
导读：就文化差异所标记的族群边界而言，“我群”是在与“他群”的交互对比中产生的。对遥远的异文化群体的全面理解，不仅要重视当代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还要从历史文献、图像资料获取对异文化认识的原初理解，后者应是追溯两个群体文化交流史的出发点。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从“东方学”、权力话语体系重新审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透过“他者”之眼认识更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形成一股学术热潮。但与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深度及文献记载的广度并不很匹配的是，对于早期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形象较少得到研究，随着更多民间文献、档案、图像资料和实物的发现，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仍有较大扩展可见。汤开建教授的《中国现存最早的欧洲人形象资料——〈东夷图像〉》，即综合利用历史文献，指出蔡汝贤《东夷图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欧洲人形象资料”，并对图画所涉历史背景做出诠释。
摘要：《东夷图说》是一部长期以来被人忽略的中外交通史典籍，其中的《佛郎机图》与《吕宋图》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人绘制的欧洲人图像，作者为明朝万历年间出任广东右布政使的蔡汝贤。由于是书曾为《四库提要》作者所否定，本文从多方面进行考证，认为此书所载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并非虚谬，且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
从16世纪始，欧洲人循着葡萄牙人开辟的贸易航线，一批接一批地从西方走向东方，并来到了中国。他们与中国民族迥异的体貌、文化及其器物，极大地震撼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各种文献纷纷记录了他们的形象、行为、国力及风俗。文字记载虽有佚失，但保留至今的仍不少，然而，这方面的形象数据流传至今的却极为罕见，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欧洲人的图像乃游文辉于17世纪初绘制的利玛窦图像[1]。虽然现存明人之《三才图会》中有“红夷国”与“西洋国”人物的图像[2]，但从其记事到图像，可以明显看出此作并非历史传真(图一、图二)，完全是凭空臆造，或据道听途说而编纂。
图一(左)：《三才会图》中的《西洋国图》图二(右)：《三才会图》中的《红夷国图》(图源：《三才会图》)
因此，以往我们要了解16世纪或17世纪来华的欧洲人的形象只有借助清代乾隆时成书的《澳门记略》和《皇清职贡图》[3](图三、图四)，而明代的欧洲人之形象数据却无法寻索。
图三(左)：《澳门纪略》中的《男蕃图》图四(右)：《皇清职贡图》中的《大西洋国夷人图》
(图源：《澳门纪略》《皇清职贡图》)
近日翻检文献，发现蔡汝贤有《东夷图说》一卷，原以为“东夷”定不会包括欧洲人，因为明代人称欧洲为“西洋”、“西番”或“西南番”，却从未见将欧洲诸国纳入东夷者。然检其《东夷图总说》：
盖闻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子之图说，独详于东南夷，何也？贡由粤入，职所掌也。……占城、西洋、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三佛齐、回回、锡兰山皆大国也，……浡泥、彭亨、百花、吕宋，小夷也，……天竺、咭呤、甘坡寨、顺嗒，不通贡而通市，……爪哇戕我天使，佛郎机猎我华人，夷而獟矣。[4]
原来，书名虽作“东夷”，实为“东南夷”，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亦书作《东南夷图说》，故内含“佛郎机 ”。该书中保存了一幅《佛郎机图》(图五)，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目前保存的一幅最早的由中国人绘制的欧洲人之形象资料，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然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却对该书全盘否定，称“其图象悉以杜撰，亦毫无所据”[5]。既然是“悉以杜撰”，那么《佛郎机图》亦当为杜撰，即无价值可言。如果我们轻信了《四库提要》的作者们毫不负责的轻言妄断，就将漏失一份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中的极为珍贵的文献，一幅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欧洲人之形象资料亦会无端埋没。下面，拟分几方面求证其实，以还其本来面目。
图五：《东夷图像》中的《佛朗机图》
(图源：《东夷图像》)佛郎机外文是Franks，应是法兰克。此译音来源于到中国朝贡作买卖的东南亚回教徒。阿拉伯、土耳其等地泛指欧洲为“佛郎机”，即对“法兰克”一词的转读。转来拐去，发生音变，到了中国就变成“佛郎机”了。葡萄牙在明史上被称之为佛郎机，明人常将葡萄牙、西班牙混称为佛郎机。
首先，从作者蔡汝贤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蔡汝贤，《明史》无传，据《掖垣人鉴》卷十五载，其字用卿，一字思齐，号龙阳，松江华亭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隆庆五年(1571)，授礼科给事中[6]。历官兵科右给事中、左给事中、四川左参政[7]。任中敢言，弹劾勋戚而无顾忌[8]。又据《明神宗实录》、阮元《广东通志》所载，蔡氏万历四年(1576)任广东布政司右参政；六年(1578)，升福建按察使；八年(1580)，再任浙江右布政使；九年(1581)，改四川左布政使；十一年(1583)二月，调任福建右布政使；同年十一月即升广东左布政司使；十七年(1589)，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十九年(1591)，由广东巡抚升任南京兵部侍郎[9]，最后由南京兵部侍郎致仕卒。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以最保守的估计，蔡汝贤在广东任职至少8年以上，且均在布政使司。布政司为明代掌一省之政的首脑机关，外国诸蕃进贡之事，虽有市舶司具体管理，但布政司仍掌其大政，如贡使迎来送往，布政司需按国家礼仪予以接送。《东夷图说》之“安南”条：“(安南)使回，广东布政司管待如列国仪。”又“占城”条：“嘉靖年再至，使回，令广东布政司管待，以示宠异焉。”再“满剌加”条：“每贡使回，广东布政司饯之，尊会典也”[10]。可知广东布政司是一个必须经常同外国贡使打交道的政府机构，蔡汝贤在广东布政司任职达8年以上，且担任过布政司的最高官员，以常理论之，他应是一位经常与外国贡使打交道的官员，亦应是一位对海外诸国情况比较熟悉的官员。蔡汝贤在《东夷图总说》中亦称：“贡由粤入，职所掌也。”[11]外国使者由广东进贡，是蔡氏的职掌之范围。又称“有经世之责者，试思之国，凡二十有四，貌之者二十，间有与图说左者，在中国则服，然识所见也，余阙焉。”[12]也就是说，其书中有文字记录的国家有24国(其中黑鬼不应为一国)，而画的图像只有二十幅，均是他亲眼所见的，未见者，即存阙。这反映了蔡汝贤无论是记录文字或绘制图像均是极为认真严肃的，未见的外国使者，就没有画图像。如此严肃的作风，不知《四库提要》的作者为何会得出“其图象悉以杜撰，亦毫无根据”的结论？
第二，据《四库全书提要》蔡汝贤《东夷图总说》，《东夷图像》一书成于“万历丙戌”[13]，即万历十四年(1586)，这正是澳门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万历十四年成书的《泾林续记》载：
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襟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14]
由于海外贸易的发达，万历中省城广州亦对外开放，外国商人均可赴广州贸易，并不只局限于澳门。霍与瑕《上潘大巡广州事宜》：
近日闽浙有倭寇之扰，海防峻密。凡番夷市易，皆趋广州，番船到岸，非经抽分不得发卖。[15]
霍疏上于万历初。又王林亨《粤剑篇》卷三：
西洋古国，其国乃西洋诸番之会。三四月间入市中国市杂物，转市日本诸国以觅利，满载皆阿堵物也。余驻省时，见有三舟至，舟各赍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听其入城与百姓交易。[16]
王氏驻省在万历中。可见，蔡汝贤撰《东夷图像》时，广州之对外贸易正处于十分繁盛时期，它既不同于正德末嘉靖初禁海时期的广州，又不同于嘉靖中各国番舶均转趋闽浙进行海上贸易而“广之市井萧然”[17]的时期，各国商人均可至广州进行交易。那时的广州是“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时时番鬼笑，色色海上眠”[18]。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出任广东布政使的蔡汝贤岂不是有很多机会对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进行了解并绘制他们的图像吗？
第三，《四库全书提要》的作者提出的否认《东夷图说》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称：
所纪皆东南海中诸国，殊多传闻失实，如谓琉球国人窅目深鼻，男去髭须，辑鸟羽为冠，装以珠玉翅毛。今琉球贡使旅来，目所共睹，殊不如其所说。海西诸国统称西洋，汝贤乃以西洋为国名，则更谬矣。[19]
否定的理由有两条：一例琉球，一例西洋。先看第一条，蔡氏记琉球是否失实。琉球国人窅目深(原文是高)鼻，《皇清职贡图》称“琉球国人多深目长鼻”[20]，可证，蔡氏并非杜撰。男去髭须，《图书编》卷五十《琉球事实》：“风俗，男子不髭”[21]。辑鸟羽为冠，《殊域周咨录》卷四《琉球》：“(男)戴羽冠”[22]。装以珠玉赤毛，《皇清职贡图》：“(琉球)属夷官品级以金银簪为差等，用黄绫卷折圈为冠”[23]。前三条所记与蔡氏所记完全相同，末条虽有不同，但蔡氏所记之琉球国人，当为一般百姓，故“辑鸟羽为冠，装以珠玉赤毛”，而《皇清职贡图》所记为“夷官”，故不是戴羽冠扦赤毛的土夷，而是以黄绢缠头，戴金银簪。蔡氏所记均有所本，而提要之言实风马牛不相及，第一条否定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条，《四库提要》称，蔡汝贤以西洋为国名，西洋本应是海西诸国的统称，蔡误。海西诸国统称为西洋是对的，但蔡汝贤此处的西洋乃指西洋古里。王林亨《粤剑篇》卷三称：“西洋古里，其国乃诸番之会。”[24]《皇明象胥录》：“古里，绾西洋诸番之会，西濒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或曰从锡兰山取道，顺风十昼夜至。”[25]再看蔡汝贤《东夷图说》之《西洋》条：“西洋在海西南，与僧迦密迩。自锡兰山放洋，顺飙利舶十昼夜可抵其国。当巨海之要屿，乃诸番总会之区也。”[26]可知，蔡汝贤所言之“西洋国”，当即言西洋古里，只是省去了“古里”二字，而西洋古里在明代文献中亦常被省称为“西洋”。《明史·西洋琐里传》：
成祖须即位，诏于海外诸国，西洋亦与焉。[27]
《古今图书集成·西洋古里部汇考》：
永乐五年，古里国遣使朝贡，命太监郑和等赐西洋国诰命。[28]
按《广东通志》，西洋国地最大，与僧迦密迩，诸番之会也。
《三才图会》卷十三：
西洋国近西南海滨，地产苏木胡椒、珊瑚、宝石等物。[29]
《古今图书集成·西洋琐里部汇考》将西洋琐里亦称为西洋国，还附有“西洋国”图像一幅[30]。《殊域周咨录》卷八称：
琐里国又曰西洋琐里国，或为二国，或为四国，《会典》诸书所载各异，皆西洋诸番之会。[31]
古里、琐里，均在今印度西南岸一带，明人混淆，有时视为一地，有时又分视。不论是西洋古里或西洋琐里，明人均有省称为“西洋”之例，蔡氏当亦是省称，何谬之有？《提要》作者不细审其书就妄下断语，可见其粗疏。余怀疑，蔡氏之书乃以书名犯忌，“东夷”二字遭满洲忌，故要将书删禁，又要找几条理由，便在书中胡乱引几句话，即轻言妄语以毙之，实《提要》之误也，非蔡氏谬。
第四，从蔡氏书中所记国名及图像亦可反映其所记十分真实。蔡氏书成于万历十四年(1586)，书中所记之国同欧洲有关者有佛郎机与吕宋。佛郎机为葡萄牙，吕宋为西班牙，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进入澳门，西班牙人于万历四年(1576)后进入菲律宾，但文献多称佛郎机人占据吕宋[32]。而蔡氏记吕宋称：“吕宋在海之西南，其风俗服饰婚姻与佛郎机大同小异”[33]。“大同小异”可证蔡氏并不象一些无知者将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亦称作佛郎机，“同”是指他们都是西方人，“异”是指他们是不同的两个国家，其认识是比较准确的。再看蔡氏画的《佛郎机图》(图五)和《吕宋图》(图六)，虽然都是画的西方人形象，但佛郎机人更似欧洲人，而吕宋人则接近西亚人。
图六(左)：《东夷图像》中的《吕宋图》图七(右)：《东夷图像》中的《满剌加图》(图源：《东夷图像》)
满剌加即马六甲。马六甲王朝是于1402年由拜里米苏拉所建立的王国，中国明代称为满剌加国，其王城即是如今的马六甲市，全盛时期的国土范围覆盖泰国南部至苏门答腊西南部。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对马六甲王朝进行侵略，在马六甲围城战中夺取了其都城，并在1528年殖民马六甲。
再从蔡书之《满剌加图》(图七)看，这时的满剌加人从人种上已非马来人的形象，似乎带有欧洲人与马来人的混血，大约是马六甲的土生葡人。从服饰上看则完全是16世纪葡萄牙人的服饰，着中排扣之上衣，穿宽腿裤，这种服饰可见于16世纪南蛮(葡萄牙)艺术屏风画中的葡人服饰。因为从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已占据满剌加，葡人对马六甲的控制到蔡氏成书时已有七八十年，故贡使为土生葡人形象，服饰则为葡式服装[34]。这种极为真实的写真，足以说明蔡氏曾对当时来广州的外国人进行过仔细观察和深入的了解，否则是不能画出这样的图像的。
图八：《东夷图像》中的《天竺图》(图源：《东夷图像》)
蔡书中还有一幅《天竺图》(图八)，天竺指印度，是佛教之国，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蔡氏图中，画一天竺人，朝拜一位类似于观音菩萨的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婴孩。这是何故？原来这里拜的不是观音而是圣母玛利亚。天竺拜圣母玛利亚，岂不荒谬？《东夷图说·天竺》还载：其国“人多奉佛”，但这个“佛”并非释迦牟尼而是天主。
每七日一礼拜天，食辄诵经，食已复诵，谓谢天也。
天竺信天主教，其实，这正反映了15世纪末期以来，葡萄牙人发现印度并占据印度西海岸，1517年，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到达果阿并逐步传播天主教之事实。但需说明的是，葡萄牙对印度的占据始终仅限制在印度半岛西南沿海科钦、果阿一带，而从未将其统治势力渗入印度内陆[36]。所以，称天竺信“天主”，实际上仅印度半岛西南沿海很小的一部分地区，而不是全部。《坤舆图说》卷上的《印第亚》：
印第亚即天竺。……今沿海诸国率奉天主正教。[37]
虽然蔡氏图说称天竺国信奉天主教并不准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在图书中反映天竺(印度)有天主教的传播，正说明他真实的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因为葡萄牙占领印度西南海岸后，果阿成了葡印总督的总部，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往往是先去果阿，后至中国。最初到中国的传教士为了方便传教，均称自己为“天竺国僧”，如1584年出版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称：“万历甲申岁秋八月望后三日天竺国僧书”[38]。来华传教士自称“天竺国僧”，这自然会影响到蔡汝贤对“天竺”的认识，故蔡书《天竺》条又称：
天竺僧自彼国渡海远来，历三年始达濠镜。诸夷信其法，遂奉之，以要束诸夷。[39]
我们知道濠镜(澳门)来的是欧洲各国的传教士，蔡氏称之为“天竺僧”，盖因当时传教士之自谓也。此可证蔡氏之书非谬，实不明其曲折，据所见所闻而实书也。此又可反证该书之真实可信。
最后，我想将蔡氏之《佛郎机图》(图五)与日本艺术家绘制的南蛮(日本人称葡萄牙人为南蛮)屏风画[40]中的葡萄牙人形象(图九)作一比较。
图九：十六世纪日本南蛮屏风画中的葡萄牙人形象(图源：《澳门编年史》)
蔡氏画与日本画均产生于同一时代——16世纪末。蔡画线条简单，日本画绚丽多彩，但二者所绘人物形象均十分生动逼真。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十分近似。蔡氏画右第一位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与日本画中葡人形象完全相同，身着衣饰，上身为中排扣紧身衣，下为宽腿裤，头戴高顶毡帽，日本画中左起第五人之穿着与蔡氏画中右起第一人完全相同。其余人等穿着、形象亦基本相同。中日画家均以第一手资料反映了16世纪来东方经商的葡萄牙人的形象与服饰。南蛮屏风画在日本所见甚多，而16世纪中国人反映葡萄牙人形象、服饰的图画资料则罕见，蔡氏所绘绝无仅有。与乾隆时期绘制的《澳门记略·男蕃图》(图三)及《皇清职贡图·大西洋国夷人图》(图四)比较，可以发现，蔡氏所绘葡人形象较乾隆时期所绘更为逼真。虽然蔡氏画之艺术价值未必很高，但作为真实记录历史的材料，该画之价值却极为珍贵，堪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张欧洲人的形象画。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游文辉所绘利玛窦像为中国人创作的最早的一幅存世油画，现藏罗马耶稣会总会院档案馆。该画作于1610年。参阅陈继春《澳门早期西洋宗教画》，载《澳门》第七期，1998年12月。程大约《墨苑》、罗如望《天主圣像略说》、艾儒略《出像经解》中的图画虽有欧洲人形象，但这些图画都是仿照欧洲原画翻刻之基督宗教画，且均完成于17世纪中叶。[2] 王明圻：《三才图会》卷一三《人物》，四库存目丛书本。[3]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附图，澳门文化司署标点本，1992年。傅恒：《皇清职贡图》卷一《大西洋国夷人图》，辽沈书社影印本，1991年。[4] (明)蔡汝贤《东夷图象》之《东夷图总说》，明万历刻本。[5]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东南夷图说二卷岭海异闻一卷续闻一卷》提要。明刻本作“东夷图象一卷、东夷图说一卷、岭海异闻一卷、续闻一卷”。[6] 《明穆宗实录》卷六一隆庆五年九月戊寅条。[7] 《明神宗实录》卷三隆庆六年七月庚子条，卷五隆庆六年九月辛亥条，卷五四万历四年九月乙未条。[8] (明)萧彦：掖垣人鉴》卷一五《蔡汝贤》，明万历刻本。[9] 《明神宗实录》卷五四万历四年九月乙未条，卷七一万历六年正月戊辰条，卷九五万历八年正月辛酉条，卷一一三万历九年六月辛酉条，卷一三三万历十一年二月乙巳条，卷一四三万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条，卷二百八万历十七年二月壬寅条，卷二三五万历十九年四月癸丑条。清阮元：《广东通志》卷一八《职官表》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10] 《东夷图说》之“安南”，“占城”及“满剌加”条。[11] (明)蔡汝贤《东夷图象》之《东夷图总说》，明万历刻本。[12] (明)蔡汝贤《东夷图象》之《东夷图总说》，明万历刻本。[13]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东南夷图说二卷岭海异闻一卷续闻一卷》提要。明刻本作“东夷图象一卷、东夷图说一卷、岭海异闻一卷、续闻一卷”。[14](明)周玄暐：《泾林续记》，不分卷，丛书集成本。[15] (明)霍与瑕：《霍勉斋集》卷一二《上潘大巡广州事宜》，光绪丙戌重刊本。[16] (明)王林亨：《粤剑篇》卷三《志外夷》，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17] (明)黄佐：《泰泉集》卷二O《代巡抚通市舶疏》，丛书集成本。[18] (明)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卷一一《南海江》及《广城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9]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东南夷图说二卷岭海异闻一卷续闻一卷》提要。明刻本作“东夷图象一卷、东夷图说一卷、岭海异闻一卷、续闻一卷”。[20] (清)傅恒：《皇清职贡图》卷一《琉球夷图》。[21] (明)章潢：《图书编》卷五O《琉球事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2]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四《琉球》，中华书局点校本，1993年。[23] (清)傅恒：《皇清职贡图》卷一《琉球夷图》。[24] (明)王林亨：《粤剑篇》卷三《志外夷》，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25] (明)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五《古里》，崇祯己巳刊本。[26] 《东夷图说》之“西洋”条。[27] 《明史》卷二一三《西洋琐里传》。[28]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卷八五《西洋古里部汇考》。[29] 王明圻：《三才图会》卷一三《人物》，四库存目丛书本。[30]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卷八五《西洋古里部汇考》。[31]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中华书局点校本，1993年。[32] 《明史·吕宋传》，何乔远《名山藏·王亨记·东南诸夷》及《皇明象胥录》卷五《吕宋》等。[33] 《东夷图说》之“吕宋”条。[34] 张礼千：《马六甲史》第一章《马六甲王国》，称葡人占据马六甲在1511年8月10日，商务印书馆，1929年。[35]《东夷图说》之“天竺”条。[36] [印]辛哈·班纳吉(N. K. Sinpa. A. C. Banerjee)：《印度通史》第二十一章第490-491页，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4年。[37] 清《坤舆图说》卷上《印第亚》，指海本。[38] 原件藏于罗马耶稣会总会院档案馆，转引自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第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又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一册(罗明坚)：“天竺国僧辑，耶稣会后学罗明坚述”，中华书局，1988年。[39] 《东夷图说》之“天竺”条。[40] 南蛮艺术屏风画是日本16-17世纪所独有的一种艺术，本文所引之画约于16世纪末绘制。
本文摘自汤开建：《中国现存最早的欧洲人形象资料——〈东夷图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1期，第22-28页。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古籍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