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
2023/4/17 古籍
中国古典目录学、版本学学界的圈子本来就不大，而真正作为“家”且有重大贡献者，更是微乎其微。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名单上，有三位顾问的名字，应该就算是这“微乎其微”中的重要成员了。他们是赵万里先生(前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周叔弢先生(前天津市副市长、著名藏书家)、潘景郑先生(上海图书馆特藏部研究馆员)。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赵万里先生。
赵万里先生旧照
我以为大凡研究版本目录的学者，无不奉《中国版刻图录》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为必要的参考工具书，这两部书的主编就是赵万里先生。赵先生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曾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他1905年生，字斐云，别署芸庵，浙江海宁人。1921年，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从吴梅学习词曲，颇有心得。他对词的创作爱好尤深，后来转向研究戏曲。
赵先生也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弟子。1925年，王国维应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之聘，为专任教授。是年7月，赵到北京，受业于王门，每天为王国维检阅书籍、校录文稿，在历史、版本、目录、金石等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谓赵先生不仅得传王氏之学，同时也传了王氏治学严谨的学风。
赵先生早年校辑的《宋金元词》，是大规模采用辑佚方法而辑出的宋元以来散佚词的词集，收词人70家，得词1500余首，材料之多，固为前人所不及，且方法和体例之谨严周密，尤为人所称道。其详加考校，用力至勤，都是受王国维影响所及。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研究院在《国学论丛》里编辑出版了“王静安先生纪念号”。梁启超、陈寅恪均以赵先生与王有亲戚情谊，“且侍先生讲席久，知先生学行或较他人为多”，嘱他编写《王静安先生年谱》。由于他从学王氏，了解王氏，故征引资料，亦甚繁富，结果仅用了一月之功就完成了，此外又辑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等，这三种书至今仍为研究王的重要参考书。
后来他到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北海图书馆工作，期间还在北京几所大学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版本学等课程。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善本部主任是徐森玉，徐是当代有名的版本学家、文物鉴定家，学识渊博。工作中他受徐的指导，加上北图丰富的善本收藏，遂逐日沉浸于宋元旧刻、名校精刻之间，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过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加之原来的治学基础，使得他在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方面造诣更深。同时他又与著名收藏家傅增湘、周叔弢等人处于师友之间，与他们互相切磋，把版本鉴定推向新的水平。
国立北平图书馆
傅增湘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序中说：“赵君夙通流略，尤擅鉴裁，陈农之使，斯为妙选。频年奔走，苦索冥搜，南泛苕船，北游厂肆，奋其勇锐，撷取菁英，且能别启恒蹊，自抒独见。于方志、禁书、词曲三者搜采尤勤。”这实在是对赵万里先生的绝佳写照。确实，为了采访古籍，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江苏、福建、浙江、广东等地，为国家收集了不少宋元旧本和明清罕见善本。
1930年、1931年夏7月，赵先生均以休假返海宁过沪，因张菊生之介，得纵观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前后历十余日，检史部图书至400余种，摘录书名序跋卷第载于他的日记中，这些书大半皆四明范氏天一阁故物，孤本秘籍，往往而有。其中有59种明代登科录、10种明代方志，都是罕见之书。可惜的是，1932年1月，这些书全部烬于日寇敌机在上海闸北的狂轰滥炸之中。赵先生在得知消息后，颇为痛惜，并于1950年12月，将当年所做记录略加整理，选出范氏藏书史部100种，以《云烟过眼新录》为题发表，载入《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在看过涵芬楼藏书后，也就是1931年的8月，赵先生又与郑振铎同往杭州、绍兴，并乘大汽车去宁波。当时北大教授马衡刚返四明(山名，在浙江省宁波市西南)，杜门译书，所以郑、赵就借宿马寓，昼夜畅谈。他们三人原本想登天一阁览书，但因范氏族规森严而未果。但他们在访问其他藏书家时，竟然在孙祥熊处见到了明抄本《录鬼簿》。这是一部载有元代杂剧和散曲作家100余人姓名、小传和作品的目录，后附无名氏《续录鬼簿》一卷，过去从未被研究古代戏曲者所知晓。所以三人见到此书，瞠目无言，再三翻读，不忍释手。在向孙氏商借成功后，三人于一灯之下，竟夕抄毕，成为一段书林佳话。此传抄本，后于1938年被北京大学出版组据以影印，从此孤本不孤，学者都可据以研究、利用了。
对于赵先生的工作，周叔弢的评价最为公允，他在91岁时，即1981年12月26 日有致黄裳信：
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甚伟。库中之书，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不为过誉。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及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今之守库者不知尚能继其遗志否？
赵万里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工作50余年，担任善本部主任长达数十年，其间北图善本书的选购、受赠、庋藏、整理，多由他主持，贡献良多。他编纂或主编的善本书目录、图录，比如1933年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年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1960年的《中国版刻图录》(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等，均为20世纪中叶我国版本目录学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在版刻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上都超过了前人，代表了当时版本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中国版刻图录》至今仍是里程碑式的标识，关键就在于其每种说明都是画龙点晴式的。据上海图书馆《善本组周记》，早在1955年6月，赵先生便以编纂《中国版刻图录》为由，数次去到上海图书馆，其中6月9日至15日即阅览善本55种395册，而1958年11月9目至24日，“赵万里为全国书影事来馆阅览善本100余种，选定各种版本66种，并代至中国照相馆摄影，由其直接寄去”。可以说，今后再出大型类似“版刻”式的图录，在收录范围上必定超过《中国版刻图录》，但文字上也必定云泥立判，究其原因是功底不够也。
赵万里先生与夫人张劲先女士合影(摄于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以来，赵先生即于北京大学讲授版本学等课程。1945年北大复校后，图书馆馆长毛准教授约请赵先生领导主持编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盛铎(木斋)旧藏善本目录》(该目录1948年刊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始正式出版)。赵万里先生还致力于古典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目、保存、研究，早年曾将北图的部分善本书写成书志，以“馆藏善本书提要”“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志”为题，分别发表在《北京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二号至第六号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一号上。此外他还写有105篇“明人文集题记”，都刊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上。数年前，翻阅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益世报》影印本，居然又翻到他的两篇墓志跋文和《〈丛书集成〉初编样本观后感》，想来，老先生的文章要找全也不容易。
在版本目录学与古文献整理方面，赵万里先生是公认的大家，一般学者对他的了解，也主要是版本鉴定、目录编纂、文献辑佚、校勘及碑刻整理等方面。其实他的治学范围，远不止这些领域。他早年受学于吴梅先生，在词、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词人，还曾在北大、清华等校讲授词学、戏曲史、金石学，分别编有讲义，可惜未曾梓行，因而少为人知。
丁瑜(1926年出生，古籍善本专家)在2005年2月5日给我的信中说：“赵先生自谓其研究成就目录版本学并不是首要的，第一是词曲，次为辑佚，第三方是目录版本流略之学。写此并不是针对尊文题目想起的，冀大姐(冀淑英，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和所有知道赵先生的人，提到赵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目录版本学的权威’。20世纪40年代在北大选赵先生的课也是选他的版本学和史部目录学，解放后在北图业务学习还是听他讲目录学。不过他确实讲过以上他自我评定的话，大概在1963年前后。”冀淑英生前，曾经初步整理过赵先生的文稿，不过没能成书。前几年国家图书馆出版了赵万里先生的文集，把这些未刊稿和讲义也都整理出来，弥补了这个遗憾。
——他是北图的骄傲和光宠像赵万里先生这样懂行敬业的版本学家，在中国是稀见的。胡道静在他的《片断回忆业师陈乃乾》里说：“老师精通版本三昧，基于见多识广，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见得多呢？似乎无非是两条，要么是当上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典藏人员，要么就是做了贩卖古书的书贾。”胡先生举例讲的就是赵万里和陈乃乾。事实也确实如此，版本鉴定，无非是看得多、实践多。我曾读过1958年8月中国书店特邀赵万里先生帮助提高从业人员鉴定水平的演讲记录稿，其中，他将古籍雕版印刷源流、版刻各时代特征、重要版本历年流传存佚情况，结合数十年的经验，如数家珍地加以叙述，这类经验多是书本上没有的，丰富了版本学的研究。我相信，赵先生一定是近百年来，经眼善本书最多的专家之一。今后，能超出其右者也很难再有了，毕竟没有那种条件、气候、土壤了。
赵万里先生旧照
1980年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组织参与审校的同仁去承德避暑山庄游览时，丁瑜(前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告诉我：1961年，赵万里先生南下访书，在上海图书馆善本组办公室里看见了你，回北京后就说，上图的顾廷龙馆长带了一位青年人，是在实践中培养的，使这门事业不至于后继无人，看来，北图也要这样做。丁瑜还说：自那以后，北京图书馆就开始了物色人选，曾经考虑过中国书店的雷梦水，但因年龄问题而放弃，后来又找到林小安(1944年生，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才算定了下来。林小安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和我同年，“文革”后去四川大学念了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并未回到北图，而成了古文字学专家。我不由想到，在图书馆里培养一位专业人员，是何等的不容易，难怪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慨叹：赵先生作古后，“每一念及此，深感这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耆旧凋零，后继学人接不上。斐云先生此一大去，版本、目录之学，几乎要成为绝学了”。
在中国版本目录学界，素有“南顾北赵”之说，南者，顾师廷龙先生；北者即赵先生。顾师廷龙先生和赵先生是在1932年11月29日由王庸介绍认识的。其时，赵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善本组组长，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王庸邀两人与谢国桢、向达、贺昌群、刘节、孙楷第、王重民诸先生一同午餐，几位先生都相谈甚得，一时俊彦，道牖闻见。
人大约都有他的两面性，不得不说，赵先生的另一面就是为了书而不顾旧日友朋的情谊。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于在农村的藏书家来说，或许就是一场劫难了。就以常熟地区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来说。上世纪50年代初，瞿氏为乡间地主，其经济来源以收租为主，所以在土改时，乡政府让瞿家退租，但瞿家拿不出钱，只好将存于上海的藏书中选取部分善本分三批半卖半送给北京图书馆，三批书共500多种，另外捐了246种。这700多部书中名噪一时、难得一见的善本孤帙就有宋乾道六年(1170)姑孰郡斋刻本《洪氏集验方》，宋淳熙十一年(1184)南康郡斋刻本《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宋万卷堂刻本《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李丞相诗集》《朱庆馀诗集》，宋淳熙九年(1182)江西漕台刻本《吕氏家塾读书记》，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宋刻本《酒经》等。
(宋)洪遵辑 洪氏集验方五卷
宋乾道六年(1170)姑孰郡斋刻本
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今藏国家图书馆
瞿氏售给北图的书价，似乎是赵先生定的，在《顾颉刚书话》中有“此次革命，社会彻底改变，凡藏书家皆为地主，夏征秋征，其额孔巨，不得不散。前年赵斐云君自北京来，买瞿氏铁琴铜剑楼书，初时还价，每册仅二三千元耳，后以振铎之调停，每册售六千元(津按：旧币，相当于人民币0.6元)，遂大量取去。按：抗战前宋版书，每页八元，迩来币值跌落，六千元盖不及从前一元，而得一册，可谓奇廉。”又据顾廷龙先生日记1951年12月9日载，“赵万里、瞿凤起来，长谈”。虽不知“长谈”的内容，但应与捐献、售书有关。是月21日顾日记又载：瞿凤起来，“述赵万里昨夜议书价不谐，竟拍案咆哮”。上海人有一句话说：办起事来“急吼吼”，看来，赵先生为了北图能得到这批书，真是急了。
(唐)朱庆馀撰 朱庆馀诗集一卷
宋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刻本
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今藏国家图书馆
这一点，郑振铎致徐森玉信也可作旁证，有云：“斐云在南方购书不少，且甚佳，其努力值得钦佩。惟心太狠，手太辣，老癖气不改，最容易得罪人。把光明正大的事，弄得鬼鬼祟祟的，实在不能再叫他出来买书了。浙江方面，对他很有意见。先生是能够原谅他的，否则上海方面也会提出意见的”。(《历史文献》第16辑，柳向春辑)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图书馆学界，产生了不少人杰大匠、学林翘楚，如缪荃孙、柳诒徵、沈祖荣、袁同礼、蒋复璁、刘国钧、皮高品、李小缘、姚名达、王献唐、顾廷龙、王重民、屈万里先生等，他们对图书馆的管理、分类法、目录学、版本学等都作出了重要丕绩和贡献。而在版本目录学领域里，我最服膺敬佩的前辈就是赵万里、冀淑英、顾廷龙、潘景郑和昌彼得先生，他们都是龙驹骥子式的人物，分别是北京、上海、台北地区经眼古籍善本最多的学者，他们的实践是许多专家望尘莫及的。
我以为赵先生对于北图所藏善本书是有一种特殊感情的，或许可以这么说，“文革”前北图的中文善本古籍、敦煌写经、重要碑帖拓本几乎全部经他手而入藏，至于陈澄中部分藏书自香港回归，他更是直接的“操盘手”，他是北图的骄傲和光宠。
我曾读过赵先生的《文集》，但我想他对北图最大的功德应该是在北平解放前夕，拼力保护了北图的重要典藏。那是在1948至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匆忙撤退，北平图书馆中的善本古籍也面临奉命搬迁。在此“生死关头”， 1948年12月7日，赵先生致信郑振铎，对于“搬平馆一部分书离平”之事表达了他鲜明的态度。“弟闻讯□惧，寝馈难安”，一面向馆长袁同礼力阻，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面与向达商讨对策，并请向达觉明代函徐森玉及郑振铎求教。“如真的运台或美，后果严重，不堪设想，其祸视嬴政焚书，殆有过之”。当赵得读郑函，“令人感激涕零”，最后在徐森玉、郑振铎、向达及赵先生的努力劝阻下，终使北平馆之善本古籍得以保全，没有像南京中央图书馆及故宫之文物一样，被运往台湾。此事，赵先生认为“固我辈应尽之责也”。
陈福康的《郑振铎年谱》1948年12月7日条，乃至12月底，都没有赵先生致郑信的记载，但7日云：“蒋介石集团宣布迁逃台湾。此后，国民党当局将中央图的一些善本十多万册分三次用军舰等运往台湾。期间，存放在上海尚未运到南京的一部分书，在郑振铎等人的拖延下，留了下来。当时，徐森玉对故宫博物院的一部分文物、赵万里对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也都根据郑振铎的指示，采取隐瞒、分散、拖延等办法，尽量保留下来。”由此可见，赵先生于北图功莫大焉。
二十多年前，我和台湾大学潘美月教授合作编了一本《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其中的公共馆部分，我写了二篇，分别是《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概述》《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与文献收藏》。前文的末段涉及赵先生，有云：“说到北京图书馆所收集到的善本书，不能不提到赵万里先生。赵万里，字斐云，浙江海宁人，肄业于南京东吴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中文系。早年从王国维问学，曾在清华国学研究所任王国维的助教。1928年进入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8月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后，又佐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先生。除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外，对于辨伪、辑佚等，也卓然有成。……赵万里治学严谨，著有《王国维先生年谱》，编定《王静安先生遗书》，辑有《校辑宋金元人词》，又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等。赵万里在图书馆五十余年，历任北平图书馆善本考订组组长、中文采访委员会委员、采访组组长，北平图书馆编纂、购书委员会委员，《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编辑、善本部主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并兼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49年后，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善本特藏部主任，及《图书馆》杂志编委等职。为了采访古籍，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为国家收集了不少宋元旧本和明清罕见善本，他致力于古典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目、保存、研究，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北京图书馆，他是对北图贡献最大者之一。”
冀淑英、张志清、刘波主编《赵万里文集》
说来奇妙，我虽然仅见过赵先生一面，但是这些年来，赵先生的那张短发照片的形象，却有时会冒出来，好像挺熟悉似的，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前几年, 我又在天津市图书馆古籍修复基地的墙上见到了赵先生的这张“标准像”。“北图”今天能拥有那傲人的古籍善本资源，是和赵先生分不开的。赵先生虽为全国政协委员，但在“文革”中受到无数的磨难以及不公正的待遇自是不免。赵先生御鹤西归，悠悠已有37年，今《赵万里文集》已出版，人们可以从中了解赵先生的学问和贡献，我真的不希望他被人遗忘。
转载自《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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