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伯岳 | 谈谈沈津先生的学术历程
2023/4/20 古籍
本文原刊于《天一阁文丛)(第6辑)，宁波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此处所载据word文档编辑而成，文字略有改动。引用当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摘 要】沈津先生是当代著名的版本学家，他从事于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将近50年，在中国古籍版本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建树颇多。本文对沈先生的版本研究方法、角度、范围、成果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归纳和分析，试图总结出一个版本学家的行为模式，以利今后的古籍工作者或爱好者学习和仿效。
【关键词】书丛老蠹鱼沈津 版本学版本学家
当代版本学家的典范
——论沈津先生的学术历程
姚伯岳
沈津先生。(图片来自网络)
一、“书丛老蠹鱼”
2007年10月，许多古籍爱好者发现，新浪网上一个叫“书丛老蠹鱼”的博客开张了，博主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程焕文馆长在《大学图书馆学报》上为之大做宣传，并在自己的博客上“强力推荐图书馆学界的朋友去阅读‘书丛老蠹鱼’，因为那是史上最强劲的学术博客!”[1]
众所周知，沈津先生是一个典型的老派版本学家，他自1960年进入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拜于顾廷龙老先生门下，浸润于故纸堆中迄今已40多年，著述盈尺，硕果累累，在版本学上取得的成就，当代鲜有匹敌。在当今仍在职的图书馆版本学家中，沈先生可以说是笔耕最勤、成果最丰的一位了。
我知道沈津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读研究生期间。一次，偶然在《四川图书馆学报》1982年第三期上看到其《抄本及其价值与鉴定》一文，当时拜读再三，大为叹服，为之神往。后来我留系任教，讲授《图书馆古籍编目》和《版本学》课程，每次讲到抄本一节时，都要特别介绍沈先生的这篇论文和其中的观点与资料。
至于第一次见到沈先生，则已在20年之后的2002年了。当时我已在北大图书馆任古籍部副主任，沈先生来访，我和古籍部张玉范主任接待了他，并单独陪同他参观了古籍书库和古籍部常设的一个内部展览。在谈话中感受到了他的博识和敬业。但那时，对我来说，他还只是一个严肃的可尊敬的前辈学长，没有想到后来和他会有一段那么深厚的缘分。
2004年底，我作为北大图书馆派出的访问学者，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为其整理古籍和拓片，和沈先生同处一间极小的办公室，朝夕相伴。每天中午吃饭的时间，沈先生都会向我娓娓讲述上海图书馆的往事掌故，他个人的从业经历和经验，顾廷龙老先生对他的谆谆教诲，中外各图书馆藏中国古籍善本的特点和价值……，可以说，我每天都在听一堂生动的专业讲座，我听得如痴如醉，大获教益，深感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心中渐渐以师长视之。工作中，沈先生目光之敏锐，反应之快捷，态度之严肃、见解之中肯，无不令人由衷钦佩，心生景仰，将其视为楷模。
在4月份到芝加哥开美国东亚图书馆年会(CEAL)期间，我和他同住一个房间，每晚都会有许多朋友如艾思仁、马泰来、郑培凯等先生来看望他，畅谈学术，而我置身其间，不仅认识了许多名人，同时也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
在他因病休假的一段日子里，我是他的通信员，半年多的时间，我无数次地在下班后到他位于Somerville的家中为其传送书信，每次也都毫无例外地受到沈师母赵宏梅女士的茶饭款待，沈师母厨艺的精湛和待人的真诚热情，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沈先生即使是在病中，口讲指画的也仍然是古籍版本，言谈之中，令人颇受教益。
我离开哈佛回国的日子，正是圣诞节期间，我去沈先生家中向他道别。临别时，两人紧紧拥抱，都流下了惜别的眼泪。沈先生在窗前向我不停挥手的情景，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慈祥!
回国以后，我一直关心着沈先生的动向。2006年，他的三部大作《书韵悠悠一脉香》、《书城风弦录》、《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几乎同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最近，由沈先生主笔、数批大陆访问学者协助撰写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志》也临近尾声了。
2007年，他在新浪网上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如今，沈先生正在兴致勃勃地撰写他的学术博客，精心经营着他自己开辟的这一块版本学园地。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竟然撰写了50多篇颇有份量的版本学文章，“书丛老蠹鱼”的博客已成为许多版本学爱好者学习和休憩的精神家园。
二、图书馆沃土上滋养起来的版本学家
我时常在想，在中国当代的版本学家中，沈先生算得上是顶尖级的人物了，对这样一位人物进行的分析和研究，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对当代版本学家的整体认识呢？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作是版本学家呢？
沈津先生在《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一文中的开头便写道：“中国的古典目录学、版本学界的圈子本来就不大，然而，要真正成为‘家’且要有重大贡献者，却又是微乎其微。”
胡道静在《片断回忆业师陈乃乾》(《回忆中华书局》第133页)一文中说：“精通版本三昧，基于见多识广，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见得多呢？似乎无非是两条，一是当上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典藏人员，还有要么是做了贩卖古书的书贾。”
能被称作版本学家，首先要熟悉版本，了解文献。这里所说的版本，主要是指古籍版本，此外也包括一部分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当代能够接触这些图书文献的人为数不多，版本学家的数量就更小，主要集中在公私藏书、售书处所及相关的教育机构如图书馆学系等。还有一些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学者擅长从校勘学的角度探究一书各种不同版本的源流变迁，比较各本之间的优劣高下。如《〈尚书〉版本源流》、《〈文选〉版本研究》、《〈史记〉版本研究》等等。但是这些学者并非专以版本研究为业，本人也并不以版本学家自命，所以一般并不将其归于版本学家之列。
大学教师身份的版本学家由于教学的需要，一般更关注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发掘，故多撰有成体系的版本学专著。如严佐之的《古籍版本学概论》、曹之的《中国古籍版本学》、姚伯岳的《中国图书版本学》等。
藏书家身份的版本学家则依靠自己的力量收藏古今图书，并开展对相关版本的研究，此外还特别关注私家藏书的源流和变迁，这批人以黄裳、韦力、田涛、王稼句、薛冰等人为代表。其中韦力在藏书之余，还曾倾数年之力查访全国各地遗存的古代藏书楼，并写出了《书楼寻踪》一书。
书商身份的版本学家见多识广，实践经验丰富，由于经手的书常常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多少查考研究的时间，所以大多养成了“观风望气”的本领，一书的新旧真伪、价值高低，一看即知。清末民国间的古旧书店经常编撰发行本店经营的古籍书目，就是出自这类版本学家之手。而这类版本学家编撰的古书经眼目录如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及其《续编》，王子霖的《古籍善本经眼录》，严宝善的《贩书经眼录》，几乎都成为重要的版本目录。王子霖的《古籍版本学》，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更是宝贵的经验之谈。不过由于当代古旧书业的萎缩，这类版本学家老的已凋零殆尽，而新的还尚未露出头角，暂时处于沉寂状态。
图书馆的版本学家接触整理的大多是图书馆的藏书，他们本人一般并不大量收藏图书，特别是古籍线装书，因为瓜田李下，有职业上的禁忌。据说沈津先生仅收藏有三部古籍线装书，还都是别人送的。图书馆的古籍整理成果往往体现在一张小小的卡片或一条简短的记录上，最多不过是写一篇提要，所以他们特别注意版本著录的简明、规范，和对术语应用的准确、一致；同时由于工作的需要，也很关注馆藏图书的来源及掌故。
沈津先生15岁进入上海图书馆善本组，师从版本学大师顾廷龙先生，同时还有潘景郑、瞿凤起两位老先生从旁指教，得天时，占地利。在上图工作整整30年间，上图所藏的古籍善本几乎被他摸了个遍。文革期间，上海造反派抄家得来的古籍规定由上图保管，文革过后这些古籍大多被发还本人，期间沈先生司典藏之职，对这些进行了相应的整理和编目。黄裳先生的藏书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沈先生对黄裳藏书的熟悉程度几乎是如数家珍。
1986年，沈先生赴美国纽约石溪大学作访问学者，两年间遍访美国收藏中国古籍的各著名大馆。
1990年，沈先生移居香港，供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将近2年，在此期间应邀比较系统地整理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籍。
1992年，沈先生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从此开始了他整理研究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古籍善本的岁月。
沈先生常说：作为一个古籍整理者，一定要多接触古籍，多摸多看。版本鉴定，无非是看得多，实践多。他将近50年的图书馆员生涯，经眼过手的古籍何止数万种!
沈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下棋，不打牌，一天的工作之后，唯一的嗜好还是看书、写作。他在美国前后已18年，除外出开会，几乎没有到什么风景名胜旅游过。他的敏捷和聪明程度是少见的，但为了集中精力，他不学开车，甚至也不愿在学英文上多花时间。相反，国内古籍界的一举一动，他都会瞬间得知，了如指掌。
我曾跟随沈先生多次到位于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的照相室去检查摄制好的古籍胶卷。那是一项很辛苦的活儿，需要一边手摇机器一边检查每一拍胶卷的质量，一卷胶卷检查下来，顿觉眼花胳膊酸。这样一干就是整整半天，没有点儿毅力还真坚持不下来。很难想象，一个一流的版本学家，竟然甘于做这种枯燥艰苦的机械劳动而毫无厌倦之意。但沈先生认为，将馆藏珍罕稀见的古籍版本复制保存乃至出版，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被缩微保存的古籍都是由沈先生精心挑选的，其中很多被编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珍本汇刊》出版了。在该书的出版过程中，与出版社的联系、选题的确定，甚至版式的安排、装帧的设计，都凝聚着沈先生的大量心血。
早在1978年，为了配合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人员培训的需要，上海图书馆油印出版了《善本书影》一书，该书就是直接出自沈先生之手。现在，沈先生又在为实现他的另一个宏愿——在退休前完成《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影》的编制而努力着。
沈津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精神专注、持之以恒、不畏艰辛、勇于进取的当代杰出版本学家。
三、别具一格的“书志”撰写
沈先生是顾廷龙先生的弟子，是在顾老的随时指教下成长起来的，他在所撰写的许多文章都记下了顾老当年对他说过的话：“古籍版本鉴定说到底，虽然只是技术性的工作，但是却包含了很多文史方面的知识，你不仅要多看、多查、多请教别人，在打下基础后，你还必须学会如何做学问。”在顾老指点下，沈先生从翁方纲入手，用20年之力，从上图、北图、南图等各大图书馆所藏古籍、碑帖、字画中辑出了翁跋1300余篇、翁方纲致友朋手札数百通，编成100万字的《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并编纂了40万字的《翁方纲年谱》。这既是沈先生治学的开始，也为他的版本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颇具借鉴意义的学术参照。
有了编纂翁方纲年谱和手札的经验，在顾老去世后，沈先生顺理成章地编纂出版了60万字的《顾廷龙年谱》和《顾廷龙书题留影》，这大概是顾老始料所未及的吧？
沈先生一度曾想编纂《明清室名别号索引》和《明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并为之积累不少材料。但顾老得知后，立即阻止了他，因为这样的事情自然有人会做，他认为沈先生应将有限的精力放在编纂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上来。沈先生马上放弃了这两个选题，并将有关的材料转送给了其他做这些事的朋友。
为什么顾老如此看重馆藏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制呢？因为这才是图书馆古籍工作者最应该做的事情。图书馆的馆藏目录，首先是联系读者和藏书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读者就无从查找他要读的书，图书馆藏书也无法被读者有效地利用。古籍善本历来是图书馆藏书中的重中之重，所以编制古籍善本书目，历来都是一个相关的图书馆的首要任务。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书目不仅要先编，最好还能详编，也就是写出提要。提要主要有4种形式，分别叫做叙录体提要、传录体提要、辑录体提要、版本式提要。
叙录体提要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刘向的提要当时叫叙录，全面介绍一书的成书经过、作者生平及成就、版本流传、内容价值等等。这种体例的提要后来就叫做叙录体提要。
传录体提要始于晋代荀勖的《文章叙录》一书，而以南朝刘宋时期王俭的《七志》为典型代表。《七志》“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2]，介绍作者生平及其著述情况。但这种体例的提要目录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辑录体提要渊源于南朝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一书，而以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其基本体例是汇集一书的作者传记、前序后跋、相关笔记、议论等文献资料，其实是一种资料汇集。
版本式提要仅著录一书的版本及其收藏情况，而不论及图书的内容主旨。这种提要在清代大行其道，清初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清中期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书录》，清后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莫友芝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都是其中比较著名的。
中国历代十分重视提要的写作，当年王重民先生先后任职北京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发愿要撰写一万篇古籍善本提要，但终其一生，仅完成6000余篇，身后由其夫人刘修业先生编成《中国善本书提要》及其补编，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沈先生是王重民先生之后又一个专注于撰写古籍善本版本式提要的版本学家。不过沈先生把他写的这种提要叫书志。 书志作为一个正式的词汇最先出现于近代的日本，日本有书志学，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目录学，但范围又比目录学宽泛，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图书学、图书史的内容也涵盖于其间。沈先生极力倡导书志的写作，认为一个版本学家必须对经眼的每一部图书有十分清楚的认识。那么，沈先生所倡导的书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体例的提要呢？
我对沈先生撰写的几部古籍善本书志，即早年出版的《书城挹翠录》，最近出版的《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还有堪称代表性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都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比较，发现沈先生所撰写的书志，其体例一般是：
1.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函数、行款版式等基本事项；
2.介绍作者生平及著述情况；
3.陈述全书内容及其结构、体例等，其性质近似于一书的目次，亦时常节录前序后跋中的有关文字；
4.列举各家书目文献对该版本的著录情况；
5.迻录书中所钤藏章印记。
由此看来，沈先生所倡导的“书志”，只是对以往书志字样的借用，其含义则完全是独创的，是指对一部具体图书也就是版本的记录和描述，与已故版本学家崔建英先生所提倡的“版本志”有异曲同工之妙。崔先生的“版本志”行外人不大懂，但“书志”一词记录图书的含义却是一目了然，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沈先生撰写的书志，不卖弄学问，不张扬个性，朴实无华，客观地对一部具体图书的版本形态和内容结构进行描述，偶尔附带必要的考证，并介绍其他书目文献其记录和研究的情况。对于该书的利用者来说，相当于一个高明的版本学家提前对该版本各方面的情况作了简明的介绍，为其下一步的阅读和利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沈先生撰写的书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版本学家的职责和品格，那就是作为一个图书文献的整理者，以渊博的学识、大量的精力、无比的耐心，去探究细小的、琐碎的问题，甘当垫脚石，为图书文献的利用者铺平道路、创造条件，引领其进入正确、平坦的轨道。在这一点上，版本学的研究与考据学的性质是一致的。尽管一百多年来，国人对考据学颇有非议，甚至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罪责也归咎于考据学。但时至今日，版本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为学界所公认，因此版本学家绝不是“敝精神于无用”!
四、视野广阔的版本研究
除了书志的写作，沈先生还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前面提到的《抄本及其价值与鉴定》一文，堪称经典，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同一内容主题的论文超过它的水平。当年为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开设的培训班所讲授的《关于版本鉴定的几个问题》，真是大家手笔。文中所举版本鉴定实例，均是作者在鉴定古籍版本时所碰到的，言之凿凿，如当头棒喝，如醍醐灌顶，令人猛醒，由衷叹服。其他如《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说“本衙藏版”》等文，均能稽要勾玄，显隐发微，以充足的实例说明问题，解除以往人们的疑惑。
版本学看似枯燥乏味，但治版本学者往往具真性情。从沈先生撰写的《学术事功俱隆 文章道德并富——回忆先师顾廷龙先生》一文，感觉真是字字泣血，一往情深。又如沈先生介绍康熙刻本《杨椒山先生集》，就用了“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这样的题目。《杨椒山先生集》是明朝忠烈杨继盛的集子，杨继盛因弹劾奸相严嵩而下狱，受尽酷刑荼毒，慷慨赴死，被后人讴歌传颂。沈先生此文，由描述康熙刻本《杨椒山先生集》开始，引出杨继盛悲壮事迹，进而讲述其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杨继盛手稿《弹劾严嵩奏稿》的过程。虽是学术文章，但悲壮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痛悯钦敬之意，跃然纸上，令人读来，顿觉热血沸腾，豪气干云。
图书馆古籍工作者的主要职责是整理馆藏现有的古籍文献，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也不要求古籍编目员对一书各种不同版本的演变发展源流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可以说，在这方面图书馆古籍工作者一般不如私人藏书家和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学者。但沈先生却非常擅长对一书版本源流的探讨和研究。例如他对《圣迹图》、《农桑撮要》等著名古籍，都进行了版本源流的系统探讨，将每部书的前后各种不同版本一一开列，详加比较，洋洋大观，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而其中研究方法的缜密，用词用语的规范谨严，更是表现了一个版本学家的学识素养，有他人所不能企及者。
作为一个图书馆古籍工作者，沈先生从不固步自封，人为地划定自己的研究圈子，而是非常善于发现图书馆中的珍贵藏品，不断发掘图书馆所藏图书文献的独特价值。
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时候，沈先生不断从善本书库拿出馆藏的宝贝给我看，如出版于1938年、有朱德签名的《红军长征记》，1943年至1944年的《参考消息》，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晋察冀画报》，1931年10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个月出版的中英文画册《日军在中国东北虐杀民众惨状》，等等，并将其源流价值一一介绍分析。我当时不禁说道，沈先生，您关注的范围远远不止是古籍的版本了。沈先生回答道，其实我早就开始跳出古籍的范围了。确实如此，当一年以后我翻阅沈先生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我寄来的《书城风弦录》时，我发现仅其中的“新善本之属”部分，就有25篇文章是专门讲述古籍以外的近代图书期刊等各类文献的。
版本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图书研究，就在于它通常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文献实体，而许多产生年代久远的图书文献实体往往又有着非同一般的流传经历，其上或有名人批校题跋，或有藏家藏章印记，每个藏章印记都有一个个故事隐藏于其后。所以治版本学者，往往也很关注这些批校题跋和藏章印记，在编制各类书目时予以著录甚至研究。由此更进而关注某一藏家或公家藏书机构藏书的来源，进行总体价值的评判。基于这种思想，沈先生和台湾大学的潘美月教授合编了《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一书(国立编译馆2002年版)。沈先生自己也撰写了一系列的相关论文，如《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概述》、《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与文献收藏》、《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一瞥》等。
沈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和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后，也利用各种出访的机会，对美国各大图书馆的中文古籍收藏作了充分的调查，并一一整理成文，如：《美国所藏中国古籍善本述略》、《关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善本古籍保存保护和整理》、《历史悠久典藏丰富——我所了解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奇探二酉搜罗富——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的古籍藏书》、《聚典籍精华汇中西学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善本特藏》、《我所知道的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等。可以说，美国中东部的几个收藏中国古籍比较丰富的东亚图书馆几乎都被沈先生寻访调研了一遍。我们目前对美国图书馆中文古籍收藏情况的了解基本上依赖于沈先生的这番辛勤工作。
近来，沈先生在他的博客上接连发表了数篇有关版本方面的批评文章。如《书口彩绘》、《看图纠误》二文，对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中关于书口彩绘、《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书前彩图的著录错误，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纠正。《读国图编藏书印选编》、《国图又怎么了》两篇文章，分别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出版的两部图书《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印选编》(10册)和《清代版刻牌记图录》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中华书局也出错误百出的书》，则对目前学术界一片好评的北大教授严绍璗先生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也在版本著录的规范方面，给予了一些善意的指正。
这种批评文章出现的密度之高，批评态度的严肃认真，以往在版本学界是很少见到的。且不论世人怎样看待这些批评，但有一点我们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这一系列的批评文章开创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版本学批评”的新园地。这种批评类似于文学批评、历史学批评，它也是一种专业批评，不但在版本学界发挥作用，而且在相关的领域内也会产生影响，其意义不可低估。
五、结语
在当代，版本学的存在价值，已经少有人予以否认了，但版本学的地位有多高，就很难说了。版本研究实质上是一项基础性的、铺垫性的工作，其根本目的是为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服务。另一方面，版本研究细琐、繁复、玄妙，版本鉴定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人们固然可以通过那些讲述怎样鉴定古籍版本的文章和专著去学习版本鉴定的知识，但实际上，要想真正具有这种能力，非经过大量的实际经眼不可。版本学总的说来，不是一种显性的知识体系，它是一种经验性的学科，需要研究者有长期的知识积累和实践训练才能胜任。也正因为如此，只要有理想，有追求，有恒心、有毅力，咬定青山不放松，甘心献身于版本学事业，就一定会取得旁人难以企及的成功。
沈津先生大半生的版本学实践，不仅丰富了版本学的研究内容，充实了版本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也为后来的版本研究者树立了一个典范。从沈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成功的版本学家的学术历程，体味到一个图书馆员的悲欣交集。
参考文献：
[1] 沈津.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沈津.书韵悠悠一脉香[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 沈津.书城风弦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 沈津. 书城挹翠录[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5] 沈津. 翁方纲年谱[M].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
[6] 沈津. 顾廷龙年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7] 潘美月，沈津. 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M]. 台北：国立编译馆，2002.
注释：
[1]文章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0b5b.html/2007年10月23日21:49
[2][唐]魏征等. 隋书·志第二十九·经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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