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 徐中远 等：毛泽东的读书藏书
2023/4/23 古籍

    

     一、毛泽东读哪些书

     逄先知等：毛泽东的阅览范围十分广博

     目前收录毛主席读书最全的《毛泽东读书集成》，共收入毛主席所读书238卷1024种，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经学与诸子百家、史学、地方志、文学、报刊杂志、工具书、自然科学、书法和绘画等11类，其中“文学”类最多达319种，收列诗词歌曲赋65种，历代文学家集子31种，笔记46种，小说56种，戏剧65种，文论40种，外国文学著作16种。可以看出，毛主席阅览之广博。(《毛泽东读书集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加注意。《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毛泽东读书生话我见我闻》，《四川党史》2001年第1期)中央档案馆：毛泽东一生酷爱文史，尤其青睐于《二十四史》

     从一九五二年，毛泽东用二十四年的时间读完了这部巨著。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评点，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评点，它带有鲜明的毛泽东特色，那就是以政治家的目光去评点历史，关注历史上的各个朝代的兴衰成败，关注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重要政治谋略，重视从政治得失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而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服务现实。例如，毛泽东评点《史记·项羽本纪》认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认为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当真，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建都徐州，位置没选好。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的不同意见。”结论是：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

     逄先知：毛泽东解放后的藏书

     1950年我到他那里帮他管图书的时候，他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1966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和其他各类书籍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万有文库》(以上均为部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1958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毛泽东读书生话我见我闻》，《四川党史》2001年第1期) 林克：他似乎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

     毛泽东熟读马列经典及文、史、哲、经, 但如果认为主席读书的范围仅限于此, 那就错了, 他似乎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摩尔根的《基因论》, 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这些对人文学者来说感到过于艰涩难懂的书, 毛泽东读来却甘之如饴, 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记忆中。(《我所知道的毛泽东》，《领导文萃》2007年第9期)

     陈晋：毛泽东对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都很想研究

     作为宗教文化，佛道两家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着重要影响。毛泽东间或也出入其间，阅读和谈论有关书籍，阐发哲学和人生方面的一些道理。毛泽东从早年开始，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在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务求寂静”。1920年，毛泽东已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6月7日，他给黎锦熙写信，表示:“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经》等。毛泽东还读过《圣经》。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有兴趣，在建国初，民主人士陈铭枢，把自己写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特复一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1959年10月22日，在同西藏班禅大师谈话时，毛泽东又说:“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坊经》(即《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较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该书是禅宗六祖慧能说、弟子法海集录的一部典籍，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主张“顿悟”。《六祖坛经》的思想对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伸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它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毛泽东读书札记诠释(连载)——出入佛道(上)》，《瞭望周刊》1993年第8期)

    逄先知：毛泽东喜欢看地方文化的书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3月8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逋(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毛泽东读书生话我见我闻》，《四川党史》2001年第1期)陈晋：毛泽东很熟悉《老子》的内容

     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老子》一书即已非常熟悉，在他的《讲堂录》里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是一部哲学书，毛泽东最看重的，便是其中体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即有关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论述。怎样实现矛盾的转化？《老子》很强调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被一些学者视为兵书，毛泽东也很重视这些转化原则。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强调:要改变敌我强弱力量的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要实行必要的退却，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池。接着引用了《老子》中关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来加以说明。道家思想流入民间，融进巫师方士之术，遂演化成道教。汉末张道陵倡导于四川鹤鸣山的“五斗米道”，为道教定型化之始。后道教尊张道陵为“天师”，又奉老子为教祖，以《老子》为主要经典之一。在1958年12月于武昌读《三国志·张鲁传》写的批语里，毛泽东对道教作了评价。他认为道教早期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愿望，甚至有“原始社会主义色彩”。(《毛泽东读书札记诠译(续一)——出入佛道 (下)》，《瞭望周刊》1993年第9期)张素华：毛泽东很重视学英语

     毛泽东在年轻时对英文就有兴趣。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提到，他现在学三门功课：英文、哲学和报刊，可能那时学的成绩并不怎么好，后来比较热衷于学社会科学和哲学，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学英文。他学英文首先是出于兴趣，必须有浓厚的兴趣，如果根本没有兴趣，硬着头皮学是学不好的，像他这样忙的人，国家大事那么多，要集中力量学英文是很困难的，所以有浓厚的兴趣是首要的因素。有人说毛泽东学英文是因为斗争的需要，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太恰当，也不太合乎实际。第二，他学英文的目的是为了开拓知识面，因为读理论方面的书是很枯燥的，如逻辑学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采用读英文版马列著作的方法，既学了英文，又学了理论，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如在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时，其中有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读到这儿时，他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就是这样，既学英文，又从中学到理论，学习时他经常喜欢探讨，所以拓展知识面是他学英文的主要目的。他学英文是很认真的，一边学一边在书的天地、左右两边用削得很尖的铅笔注上字义。到晚年，看东西不太清楚了，就用大字、粗笔在上面反复注，如英文版《矛盾论》、《共产党宣言》从第一页到最末一页，都密密麻麻用粗小的行草注满空白的地方。《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1956年5月10日开始读第一遍；1959年1月31日开始读第二遍；1961年10月9日开始读第三遍。第三是有坚强的毅力。像他这么大年纪，这种条件，如果没有毅力，学英文是很困难的。经常是有重要会议就打断了，但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坚持下来，有时一天学很长时间，也有时几天学不了。(《说不尽的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逄先知：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

     在毛泽东的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小字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部《辞源》，里面有他圈、画的地方。当人们看到这一道道的笔迹，会深深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这部书字太小，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部大本的《辞海》，字稍大一些，一直使用到晚年。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1982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毛泽东读书生话我见我闻》，《四川党史》2001年第1期)二、毛泽东的读书方法与特点

     石仲泉：毛泽东读书有爱写批注的习惯

     毛泽东批注过的书有的已经失散，目前出版的有三大批注集。一是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收录在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文稿》中，约2万字。二是在延安时期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等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全部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约2.7万字。这本“哲学批注集”原件上的批注文字密密麻麻，有的书页上下两端、边白中缝都是，有的书页圈点密集，杠道不断，圈内有圈，杠外划杠。这反映了他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读文学、历史古籍的批注，大多收录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约3000字。他的批注，有的是对内容的提要，有的是对人物或思想的评论，有的是联想相关事情的发挥，有的是思想的喷发。批注有短有长，不拘一格，短的只有一个字，长的多达2000字。(《毛泽东的四大读书方法》，《人民论坛》2009年第11期)石仲泉、刘星：反复认真阅读，对书中不通顺的文句进行修改，勘误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反映了毛泽东读书方法的一个侧面，从在书上所作的批划来看，毛泽东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这本书是反复阅读，而且读得相当认真，在书上划的符号密密麻麻，直杠、浪线、短双斜线、双直线、问号、小三角、大圆圈比比皆是。经过认真批读，毛泽东写下了一些重要的哲学批注。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常常对书中不通顺的文句进行修改，勘误标点，校正排印错误。从《批注集》排印的对照文字看，他对原书作的修改和勘误近70处，说明他读书很专心。他作的有些勘误或修改，不仅仅是纠正个别文字差错，还表示了他的重要观点。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但有一处文字却写道:“这三个法则之中，对立统一的法则是根本的法则”，显然漏了“最”字。毛泽东批读时，在“根本”的右上方添加了一个“最”字。只此一字，使他的观点与苏联有的教科书的观点明显地区别开来。(《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毛泽东的读书方法漫议》，《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林克：毛泽东往往把读书和现实社会或历史哲学联系起来思考一些问题

     他经常说到这样一些命题：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劳就是逸，逸又是劳，和平是战争，战争又是和平。他的看法有时和常人截然不同。有一次，毛主席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问得很突然，一时答不上来。那时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片谴责，别人不会想这个问题，但他就想。从这点上看，他又是非常现实的，不像我们有个概念后就认定了老是这样。为什么他经常变化呢？他是感到客观情况有了变化，他的思想也跟着变化。在莫斯科会议前就谈到到底谁怕谁多一点？到底帝国主义会不会发动战争？经常提这些大问题，让我回答，也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他在那封信里，要我注意多学理论，就是不仅要从表面形势上考虑问题，而且从理论上、战略上考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确实有独到之处。毛泽东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既是防御性的，也是侵略性的，他说，假如我们强大起来，它就可能是防御性的，因为它怕“共产主义细菌”，如果我们尽出波、匈事件，那么就可能是进攻性的。他的思想是辩证的，非常有道理。(《说不尽的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祝丽君：毛泽东读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读书中思考问题多

     毛泽东读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读书中思考问题多，既思考所读之书的主题内容的得与失，又思考撰书人的立场、观点正与误，既思考所读之书知识的利与弊，又思考如何运用书中知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既思考阶级的人，时代的人，还思考不同阶级、不同社会这些大本大源的大是大非问题。一次读不懂，就反复阅读，反复思考，每次阅读及思考总有新的收获。毛泽东少年时期在湖南家乡，在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时，曾就反复思考，这些书中讲的都是文官、武将，从来不把农民作为书中的主人公。毛泽东就这个问题苦思冥想了两年多，带着这些问题反复阅读与分析，终于明白了，作者著书立意就是歌颂统治者、治国者，农民是历代封建王朝的被统治之人，当然不会作为主人公来歌颂描写。毛泽东也从此开始深刻思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底谁是真正的主人这个重大问题，也从此开始深刻思考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的读书方法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1期)陈晋：《水浒传》要当一部政治书看

     毛泽东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很多山头，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如果说“来自各个山头”是多样化的“不同”，那么“统帅得好”就是统一的“和”。毛泽东在七大时说，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要反对山头主义。用好的干部政策让各个方面的人才团结起来，是事业之幸，反之则成事业之危。毛泽东曾解释汇聚梁山的各路英雄之所以被“统帅得好”，是因为有饭大家吃，有敌人一起打，内部的政治工作做得相当好。梁山的事业之所以干得轰轰烈烈，就在于大才大用，小才小用，通才通用，偏才偏用。毛泽东读《水浒传》，便常常体会其人物各具特色的性格才能而予以发挥。例如，他说：“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他称赞石秀的拼命精神，说：“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对于武松，他说：“在敌人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弱。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毛泽东认为：“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毛泽东甚至还注意到，梁山英雄中也有做特务工作的。他在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谈话中说：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108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在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拿了回来。毛泽东对梁山英雄的这些不同特点的体会，说明干部团队只要实现了“和”，“不同”的个性才能，总是会派上用场的。(《干部团队的“和而不同”——从毛泽东评点唐僧师徒说起》，《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杜贵晨：古为今用，看三国也要“看外交”

     毛泽东认为看三国也要“看外交”。如《三国演义》所写诸葛亮为刘备谋划和实行的据蜀、联吴以抗曹的方针，是历史和文学上正确处理敌、我、友关系搞统一战线的典型，这一点也有可能启发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显然，毛泽东在认识上是两分法，注重抓主要矛盾；但在制定战略时总作三点的构想，即考虑敌、我、友三个方面的对立、联系和关系的转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和打击敌人。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根据这一构想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标志着他统一战线理论的成熟。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三国演义》等书对他的影响“大概很大”。把这些联系起来考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格局与三国有惊人相似的情况下，“隆中对”的决策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可能是有实际影响的。(《毛泽东与<三国演义>》，《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徐中远：毛主席提倡读书要“挤”和“钻”

     工作忙，没时间读书；看不懂，没有兴趣读书。这是不能坚持读书和不爱读书人常常说的两个理由。早在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这两个问题就说过：“没有功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个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毛泽东指出这种情形的确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忙可以“挤”，这是一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不是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似仇人对之是不胜所为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的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过去韩文公《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他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他还说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毛泽东读书的启示》，《红旗文稿》2006年第14期)蓝桂英：毛泽东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

     毛泽东晚年病魔缠身，视力严重下降，但读书的兴致不减，当戴高度数的眼镜都无法看清文字时，他便用自己的稿费把书印成大字本，借助放大镜继续阅读。1974年春，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看东西模糊，他便要求工作人员为他读文件，读书报。白内障切除后，医生规定他每天用眼不得超过半个钟头，他半开玩笑地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为了多读书，他和医生玩起了“捉迷藏”，医生在时，他顺从地闭上眼睛，医生一离开，他立即从枕头底下拿出书本。被医生发现后，他就像犯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一样，尴尬地手足无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2期)龙剑宇、唐利：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和用具

     爱书惜书方面，毛泽东保管自己的藏书有一套习惯。他的书从来不允许折页，而只能在页内插纸条，标明章节内容或索引。每本看过的书上面都写满密密麻麻的铅笔字，这些纸条半截露在外面。他的书按放的位置分为三部分，即放在书柜、书架上可能要用的书，这中间相当一部分是线装书，往往夹有纸条；第二部分是随时要翻的书，放在木板床上，毛泽东常常就像睡在书堆里；第三部分即正在读的书，案头、床头到处有。他晚年用过很多读书用具，读书作批注时一般喜用铅笔，很少用毛笔。遗物中有许多种类的笔，有毛笔、钢笔、圆珠笔等，但数量最多的还是铅笔。还有几副他看书时戴过的眼镜，有两副非常独特的单腿眼镜，一副无左腿，一副无右腿。晚年毛泽东身体大不如前，但读书兴致丝毫未减。他喜欢侧卧看书，但戴着眼镜侧卧看书很不舒服，时间一长，太阳穴就被眼镜腿压出深深的凹痕。工作人员让眼镜店特别磨制了两副单腿眼镜，左卧时就戴只有右腿的眼镜，右卧时戴只有左腿的眼镜。(《毛泽东的读书情缘》，《湘潮》(上半月)2012年第3期)

     晓关：用审校者的眼光读书

     毛泽东读书有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喜欢用审校者的眼光检视文中的错误漏洞，随时指出或订正编校、排版上的错讹失误,有时还亲自动笔修改报纸上发表的新闻稿中的语法修辞毛病。在读《辽史》时，毛泽东发现这部史书的总目数与分目数总和有一卷之差，于是作了认真核校，终于搞清了原委，并在《辽史》的封面上,写了一段校正的话:“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以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阅读与审校──从毛泽东的读书习惯谈起》，《报刊之友》1997年第5期) 三、毛泽东读书生活对个人和国家的影响

     梁衡：毛泽东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

     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文章大家毛泽东》，《人民日报》2013年2月28日)龚育之等：毛泽东批判地汲取古代文学作品的丰富思想营养与优良传统

     毛泽东通过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也在文风上吸收了它们的优良传统。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写出大量文字优美，词汇丰富，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徐中远：毛主席十分注重古为今用

     1957年仲夏，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同志应毛泽东同志之邀，来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游泳。上岸之后，毛泽东同志还没顾上换衣服，只披上一件他平时常穿的旧睡衣，就拿起线装本的《汉书》，和周谷城同志一起讨论起来。毛泽东同志翻到列传第三十九，指着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一段对周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但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人却只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或现在。”毛泽东同志常常是这样，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启发教育人们。这本线装大字本的史书，毛泽东同志看过多次，并用黑铅笔在本册封面上写了“赵充国”三个字。赵充国这一段共19页，他从头至尾都用黑铅笔圈划过，有的地方还写有批注文字。(《毛泽东读书的启示》，《红旗文稿》2006年第14期)唐斫：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

     毛泽东最早接触的马列著作是《共产党宣言》，他一生都对《宣言》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宣言》对他的影响，从青年一直保持到晚年，时空跨度最大，这种现象在他研读马列著作的经历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对以《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即使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的时候，也从未动摇过。(《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梁科：毛泽东读书人生之“得”表现在，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探索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读书人生的“得”的表现，就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也为世界上其它被压迫的民族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革命道路。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完成了这一使命？从读书这个角度看，因为毛泽东足够的了解中国，他之所以足够了解，是因为他通过传统典籍读懂了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读懂了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领悟了中国传统典籍里蕴涵的中国人的精神密码。正是这种阅读经历，才使得毛泽东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注重社会调查，正是在这种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认识到了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无穷无尽的革命能量。他不畏苏联经验的困扰，毅然决然地走向了井冈山，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经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他让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实际得以结合起来，让悬在空中的主义落了地。善读无字之书的毛泽东，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通过实践探索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读书人生的得与失》，《新东方》2012年第4期)宋如山：毛泽东下功夫研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研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读了许多遍，批注的本子就有四个。他批注和评论时，紧紧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毛泽东为解决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读书，所阐发的一些基本观点，不仅澄清了当时的混乱认识，回答了一些问题，而且对于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联系实际读书的光辉典范——学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理论学习》1987年第5期)

     徐文钦：毛泽东《论持久战》对《战争论》的汲取和发展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这一著名军事论著时，直接引用了《战争论》中的论述，批判地吸收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的目的”和战争“概然性”的思想观点。毛泽东对外国军事理论的吸取，并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而是批判地继承，并加以改造，赋予新的内容，使之成为自己军事理论的一部分。(《毛泽东读书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逄先知：毛泽东根据工作需要读书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道：“大仪斡运，天回地游。”随后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篇诗词的书给他。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张华的那两句是在他的《励志诗》里。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1958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我们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著作。(《毛泽东读书生话我见我闻》，《四川党史》2001年第1期)本文节选自逄先知、徐中远等，王德勇整理：《阅读成就伟人——近三十年的毛泽东阅读史研究》，《中国历史评论》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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