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新：晚清国人眼中的大英博物院“读书堂”
2023/4/23 古籍
大英图书馆在1973年独立之前，一直是大英博物院的一部分。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传教士报刊就对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有所报道，让国人略窥英国灿烂、先进的现代图书馆文明。而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国人中的一小部分借着这样那样的机会也走出国门，实地探访了当地的图书馆。
一、梅辉立的《英京书籍博物院论》
在19世纪的中国，图书馆是一个绝对的新鲜事物。如果要知晓西方的图书馆制度，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内报刊发表文章予以介绍；二是国人走出国门，实地踏勘国外图书馆。
就前者而言，其中较为全面的一篇文章是《中西闻见录》发表的《英京书籍博物院论》(刊于1874年第21期)，作者为映堂居士，即梅辉立(1831—1878)，英文名“William F. Mayers”，系英国驻中国使馆的汉文正使。“英京书籍博物院”即位于英国首都伦敦的大英博物院(含图书馆)。原文有句读，笔者在此基础上加以现代标点，全文如下：
英京书籍博物院论
泰西各国京都大城均有藏书及万物之院，以便详考者易于观览。其周备整足，以各国论之，未有过于英国之书籍博物院者。此院也，创于乾隆二十六年。英国秉政大臣拨款数十万两，置买书籍图画，以及物产各类，耑设巍峨堂所贮之，以助博物之学。嗣后尝有增益四方古迹，金石山川鸟兽，大至犀象，小及雀鼠，无不去质存革，装以绵绪，使其立卧宛然如生。一堂之中，万物俱备，不特便于观览，实于格物致知之学确有所助焉。迨因所蓄太多，而旧堂不足以藏之，乃于道光三年另建一堂，鸠工起造，经之营之，道光二十七年始告成。复因所藏书籍日见其多，新堂仍不敷用，又于咸丰四年在堂之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此堂也，高九丈有余，径十三丈。其屋顶如弓，式如釜形，不覆瓦，皆嵌以玻璃，是虽既高且大，而皎洁光明，绝不幽暗。其广可容三百人在内读书，人各有一桌一椅，桌各有一笔一砚，其桌长大四尺。无论何人欲入此堂读书，均不禁止。惟向本处绅士所领凭据，开明某人姓名住址，及公正可靠字样，送于堂之领事者，换给执照，一面注明姓名，准其入堂看书，执照用至六个月更换一次。若欲观诵某书，则有纸一小方注明某书某号，付与值堂之人，以便持取，片时即可捡来。至所藏书籍，不仅英国著作，实古今各国撰述丛集于此，总计共有一百数十万卷。每年增益者，亦不下数千卷。国史、文学、经济、杂家，无不全备目录。写本一千余卷，最古者则自中国唐代时。英国原写本多种至今犹存，此外历年以来各书，不惜重资，随时购买。惟英国当今各书肆刊刻之书，每种按例必将二分送院藏存，已备考查。院中用款每年约费洋银三十万余两，均在国帑内拨出。有总管大吏一员专司其事，又分隶院内事务者大小数十余员，用役者三百余人，巍巍乎洵一大观也。窃以人心聪明本出于生成，而经济学问则得于讲求。夫孔子不云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则人之学问，苟非好古求之，何所增益。是以国家不惜巨款建此高堂大厦，购求经史典籍、珍禽奇兽、天下万物，以扩充人之耳目之所不能及、思虑之所不能到者。且犹岁费数十万银，以济所用之需。任人入堂读书，使其多见多闻，实于教育人材之法尽善尽美。且泰西本多好学之士，再入此院博览群书，详察万物，其后致知格物之学始有厚望者焉。
大英博物院阅览室穹顶
按邹振环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图书馆主要属于官方和私家的藏书楼性质， 藏书楼的目的是在保存典籍，仅供皇家御用和少数学者或藏主家族有关熟人从事整理、校勘、编目、抄写与刻印的服务， 藏书楼绝大多数不向社会群众开放流通。”(邹振环《晚清中国人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的考察和认识》)也可以说，现代图书馆的性质是所藏图书可以向广大公众开放，读者可以在馆观看或者借阅回家，这是我们以往传统藏书楼所不具备的功能。
在《英京书籍博物院论》这篇不足千字的文章中，梅辉立首先介绍了包含图书馆在内的大英博物院的创办起因、历史和沿革，其次提到了读书堂及其图书借阅制度，最后谈及博物院乃至图书馆的功能在于格物致知，增人学问，教育人材。
这里重点说一下读书堂，即英国人所称的“Reading Room”，也就是大家传为神话的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踏出脚印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读书堂一直是大英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门和标志性阅读空间，而1973年它整体搬迁之后，这里也就是成了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
在文中，梅辉立首先介绍了这个“既高且大”的读书堂的场景和容纳规模，“皎洁光明，决不幽暗”的空间是我们习惯于幽暗藏书楼的国人所不能想象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惯常思维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形象地说，阳光的照射能让我们走出黑暗，面向光明；对知识的汲取，能让我们走出愚昧，面向智慧。梅辉立在提到“无论何人欲入此堂读书，均不禁止”之后就介绍读书堂的借阅制度。要阅览图书，首先得办借书证也就是他说的“凭照”，然后把要借阅的书籍写下交给图书馆员，很快就会送来。
张俭峰 拍摄
二、“走向世界丛书”中的国人著述
而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就已经到过大英博物院，见识了这个“高大上”的读书堂。
1866年，张德彝作为同文馆学生三人之一，随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遣的斌椿第一次游历欧洲各国。张德彝到英国伦敦的第三天，也就是同治五年四月初四日(1866年5月17日)，就应邀参观了大英博物院，首先是被称为“集书库”的图书馆。他在《航海述奇》中提到：
至集书库，内悉载天下书籍，共八十余万卷，亦有满、汉、回、番各书。当中玻璃照棚，下有桌椅，国人皆可入内观看，亦可抄录。
“国人皆入内观看，亦可抄录”，这是平等制度在图书馆方面的最好反映，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以后，他第二次到访英国，此次是作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志刚的译员。1868年12月30日(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他第二次到访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但不再称之为“集书院”，而是“卜立地书院”。“卜立地”即“British”的中文音译。“书院”即“图书馆”之意。他在《欧美环游记》中提到：
见中建大堂，高数丈，四壁存书以万万计，而中华、日本书籍尤多，外有发逆伪军师告示一纸。堂后小屋鳞比，为诸生肄业之所，看毕辞回。
大英博物院中央庭院的东南角
除了大堂可以看书，学者还有专门的小房间静心阅览和写作。而在1868年这一年的年初，王韬应英国传教士、著名学者理雅各之邀，到英国帮助他翻译四书五经，也见识了这个读书堂，他在《漫游随录》中提到：
其前为广堂，排列几椅，可坐数百人，几上笔墨俱备，四面环以铁拦。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去。
更让王韬惊奇的是，女性也可以登堂入室来看书，想想我们的“天一阁”和那些严格排除在外的女性。李圭在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廿四日抵英国，曾到“百利替施博物院”参观。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中提到：
旁有圆楼，径可十五丈，坐三四百人。国中士子及他国游学之士，领有凭照者，得进内观览。
光绪三年二月初九日((1877年3月23日)，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也是第一任驻英公使、副部长级的郭嵩焘应邀访问“布利来斯妙西阿姆书馆”。他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提到：
最后一圆屋，四围藏书六万卷。中高为圆座，司事者处其中。两旁为巨案曲抱，凡三。外皆设长横案，约可容千余人。每日来此观书者六七百人。四围藏书分三层，下一层皆常用之书，听人自往取观；上二层则开具一条授司事者，司事者书其所取书于牌，分别门类，各向所掌取之。
他提到了要借阅的书籍分两种，一是大堂常用之书，读者自往取观，二是二楼所藏之书，需要凭着借书证借阅。同去的张德彝在《随使英俄记》的描述是：
前一大堂，中横案凳，四面环以铁阑，男女观书者二百余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但不令携去耳。
而刘锡鸿在《英轺私记》“播犁地士母席庵”一节中的描述是：
后一堂，男女观书者三百余人。早入暮归，堂内之书任其检读，但不令携去。
感觉这两人的描述较为相似，应该是一人袭用或者参考了另一人的缘故。
总之，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图书馆制度，方式之一是中国人走出去寻访，之二是国内书报刊加以引介。在这两种方式的合力作用之下，我们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图书馆制度，国人才有知识的普及乃至思想的启蒙。
作者简介：叶新，安徽歙县人。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国际出版管理硕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和文学双学士。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理事。著作有《近代学人轶事》《美国杂志出版个案研究》《往事一抹风流——世说民国学人》《美国名编辑研究》《美国书业观潮》《环游谈荟》《简?奥斯汀在中国》《书中有故事》《晚清出版史料汇编》等。业余从事季羡林研究和郭嵩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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