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方超 | 从《静晤室日记》看北京古旧书业（1947—1960）
2023/4/24 古籍
本文原刊于《天一阁文丛)(第9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此处所载据word文本编辑而成，文字略有改动，引用当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摘要】金毓黻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北京生活期间，常因读书治史之需，在旧书摊、书肆中淘书、访书。在他所留下的《静晤室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北京古旧书业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可以考察1947—1960年间的北京古旧书业，并可探究学人与古旧书业在学术研究上的某种依存辅成关系。
【关键词】金毓黻 《静晤室日记》 古旧书业
从《静晤室日记》看北京古旧书业(1947—1960)
荣方超
近代琉璃厂旧照。(图片来自网络)
金毓黻(1887—1962)，现代史学家、东北地方文献史专家。初名毓玺，二十岁后始改名毓黻，又名毓绂。原字谨庵，后改静庵，号千华山民，辽宁辽阳人。
六岁入私塾。自十六岁起，因家贫无力读书，改习商业四年。习商时并未废学，曾于书肆购得清儒陆陇其(字稼书，1630—1692)《三鱼堂集》，继而又读《正谊堂全书》、《四书大全订本》、《困勉录》、《松阳讲义》、《三鱼堂日记》等，深受陆氏理学思想影响，学崇“程朱”。1906年，入辽阳县启化高等小学堂就读。1908年，入奉天省立中学堂，1912年毕业。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堂文学门。求学期间，深受启化高小校长白永贞(字佩珩，1867—1944)和北京大学教授黄侃(字季刚，1886—1935)影响，前者爱其才而特许其免费就读，后者导其入于治学门径。
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后长期担任东北地方行政职务。1931年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公余之暇，博稽古书典籍，坚持读书著述。“九一八”事变后，为日寇逮捕，拘押三月余，后经人斡旋得释，出任伪省图书馆副馆长。在逆境中继续致力东北地方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坚持学术研究。1936年，以考察文物为名，假道日本东京，回到上海，继而转赴南京，受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37年5月，赴安庆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5至1947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47年秋至北平任国史馆驻北平办事处主任。1949年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金氏认为读书贵在“善用”，生平著述1200余万字。辑有《辽海丛书》十集，著有《渤海国志长编》、《中国史》、《东北古印钩沉》、《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东北通史》等，编有《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提要》、《明清内阁大库史料》。[1]
一、金毓黻《静晤室日记》
博览群书之外，金毓黻访书、读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东北文献、史籍史料等方面，于理学、文学、小学、史学皆有建树。平日读书所得，辄于日记中详细记述。
金氏对其所作札记尤为重视，并希望其身后日记能得以妥善保管和刊刻流传，不至晦迹于历史尘埃而消散无踪。1947年有书商持傅增淯(字雨农，1856—1925)日记手稿数十册求售，索价二百万元，无人过问。金氏有感于此事，在当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雨农久下世，子孙不肖，以先人手泽外售易米，亦复可怜。……尝谓书生辛苦毕生，自谓不可一世，乃其身后所得不过如此，闻之令人气短。……余亦勤一生以事著述，自作札记百四十余册，即此记是，将来贻之后人亦未必珍重守之，持以易米，事属当然。与其身后不知流落何所，何若及吾身尚健，撷取精要，付之剞劂。……否则时丁乱离，书多散亡，手稿岂能幸存？借令幸存，亦不过如雨农日记贬价求售，无人过问，其结局尚堪言耶？[2]
1993年，辽沈书社选编为《静晤室日记》10册出版，为其1920年3月6日至1960年4月23日期间的治学记，成为继清代学人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后又一史著大观。
日记中1947年8月至1960年4月的部分，是金氏在北京生活期间所记。金氏自南京移居北京，已是民国晚期。1947年2月13日，国史馆馆长张继(字溥泉，1882—1947)访金氏，请其辞去监察委员之职，专任国史馆纂修。此正合金氏心意，因为在任东北地方行政职务时，他就曾表明自己为学与出仕的态度：“余本书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与政治关系甚浅，而外人不之知也。……实以此为谋生之具，非以其有兴味而为之也。”[3]是年3月18日，他在致友人函中写道：“昔刘子玄三为史官，再入东观，益为书生稽古之荣。余今亦忝居史官之列，正可上况子玄，窃为自喜。书生狂言，止可为知者道也。”[4]可见稽古研史心愿得偿后，金氏心中何其畅快。1947年8月24日，金氏抵达北平，开始主持国史馆北平办事处。
《静晤室日记》中，时见其于琉璃厂、隆福寺街、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等处淘书、访书的记录。其中关于北京旧书摊、书肆、书人、书事之史料丰赡，可资探究1947—1960年间的北京古旧书业。
二、金毓黻与北京古旧书业(1947—1960)
(一)厂寺格局：金毓黻访游北京古旧书市场的行踪
关于20世纪以来北京古旧书业的分布，业师徐雁先生曾有考述：“南有琉璃厂书肆街、东有隆福寺书肆街和东安市场书铺群、西有西单商场书铺群四个古旧书市场主体共同构建了北平鼎盛时期的古旧书业贸易格局”[5]。从《静晤室日记》所载金氏1947年以后的访书记录来看，民国晚期这一古旧书业格局仍然存在。金氏访书的地点，主要以隆福寺书肆街和厂甸书市为主，偶尔也去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
隆福寺的位置是在东四牌楼西北隆福寺街路北，俗称“东庙”。清末以来，内城的主要书肆都集中在隆福寺街区。庙会之日，隆福寺内亦多书摊。
厂甸位于和平门外，厂甸书市是春节期间厂甸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每年的旧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开市。徐雁师曾撰文对厂甸书摊集市详述道：
位于燕京琉璃厂门口隙地厂甸的书摊集市，乃是清乾隆以来两百多年间，让读书人和藏书家魂牵梦萦的迷人去处。所谓“厂”，即明清时海王村琉璃窑所在的琉璃厂，窑前例有大片空地，此即北京人所谓的“厂甸”，位于正阳门外二里许的西侧。自乾隆年间开始，这一带逐渐形成骨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的市场。后来所说的“厂甸”，即主要指琉璃厂中间的海王村。[6]
厂甸庙会自1918年经由政府整顿成为旧时京城唯一官办春节庙会后，其时居于北京的文人学士都是厂甸书市的常客。比如钱玄同(字仲季，1887—1939)到北京后，每年旧历岁首半个月里都会去厂甸逛书摊，笔者曾根据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1916—1938年间的相关部分，整理出一份钱玄同厂甸淘书的日记[7]，可资证明厂甸书市在民国时期北京古旧书业中的重要地位。
金氏定居北京后，也成为了隆福寺街书铺、厂甸书市的常客。下文中所引述的日记，即是金氏访书于厂、寺的实录。因此，《静晤室日记》为我们考察北京古旧书业的状态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二)故都残照：民国晚期至解放之初的北京古旧书业
金毓黻迁居北京的第四天，日记中即有外出访书的记录，时住所、家具之事尚未妥当。
1947年8月28日有记：“诣隆福寺阅书，购得数种”；9月1日有记：“出后门外，阅市无所得”；9月4日有记：“午后外出，至隆福寺街访书”；9月8日有记：“在东四牌楼小书肆购书多种”；9月11日有记：“饭后阅市，购得《当代名人小传》二册，此无意中获之，不啻获宝”。[8]
金氏初居北京，访旧会友，国史馆事亦有千端万绪。然其于百事待举之时，高频次访书，一则是为国史馆购置，一则实为自身读书治史之需。至1948年厂甸书市开市，其访书热情尤为高涨。是年2月11日(旧历正月初二)日记中载：
往游厂甸，流连竟日。十五年前曾一来游，今日重温此境，盖不易得之乐也。今北平和平门外即琉璃厂甸旧址，故人仍以旧名呼之。书摊列于街之两旁，行人拥挤塞途。余寻得缪荃孙(小珊)尺牍两幅，名贤手迹，甚可珍视。又得隋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铭拓片一张(裱本)。[9]
然而时局动荡，物价飞涨，社会不安之象已呈。其时之政治经济，于古旧书业发展不利。金氏在1949年1月6日的日记中感慨道：“近居旧都年余，喜其文物丰富，时以诵读自遣。不幸战云弥漫，四郊多垒，欲舍而他去，则有鱼处涸泽之感，矧欲去而不得乎!”[10]
“文物丰富”的北京，让金毓黻深深为之眷恋，即使战火逼近，也不忍离去。1949年初，在台湾的儿子曾多次劝他赴台小住，他以负责保管文物之由拒绝，并说“即个人所研究工具亦悉在平存放，一旦舍而他适，则如鱼之失水，因此决不他往”。[11]
1949年初，时任北平总司令的傅作义与中共局部谋和，使得北京免于炮火劫难。傅作义发表文告指出要“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人民各安生业”，[12]在北京局部和平时期，古旧书业得以存活下来，不至因战事断绝。
1949年1月31日，中共人民解放军自北京西郊入城。此时正是厂甸书市新春开市之时。在此前两天，金氏都有去厂甸逛书摊，因此留下了解放军入城之时厂甸书市情况的记载。
其在1949年1月30日(旧历正月初二)日记中载：
今昨两日下午皆至和平门阅市，此所谓春初厂甸书摊也。今日以钱荒之故，只有十余书摊，且无佳书，故无所获。[13]
1949年2月9日，翦伯赞来访金氏，传达中共方面“极注重研究历史，且应各守本位，惟少改变其重点”之意，并请金氏联络“北平研史诸公及博、图两馆人士作一次会谈”。[14]金氏有所安心，从其后日记中可见他每天读书治史，并积极筹备民国史料展览之事。
但是金氏也不无悲凉的在1949年6月20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近则琉璃厂一带萧条日甚”[15]的感叹。可知，战乱之下，虽有“谋和”之保障，古旧书业等文化市场亦难免受损。
(三)恢复发展：建国初期的北京古旧书业
建国初期，政局趋稳。金毓黻在1949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云：“今日访书，时有创获，可喜也”。金氏的心情日渐明朗，在10月2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燕京为文物渊薮，吾人如入江海，浩瀚无涯，如适广野，左采右获，挹取不尽”。以至于他在10月31日至西单商场阅市，“购书数种，囊中之钱已罄”。[16]
甚为可惜的是，1951—1955年间，金氏因患脑病，不能读书，五年间少有日记留下。已过六旬的他在1951年3月3日作《病脑》一诗，抒遣无奈之情，诗云：
昔我得佳书，一夕读之遍。今我得佳书，掩卷不敢看。同是此头脑，今昔天渊判。平生寡所营，笃好在书卷。……[17]
因此，《静晤室日记》无法提供1951—1955年间北京古旧书业的有关史料。自1955年10月23日起，金氏稍能读书，又继续作札记。此后日记中时见其在东安市场书摊，隆福寺街修绠堂、宝绘斋，以及琉璃厂通学斋、邃雅斋等旧书肆访书之事。
20世纪40年代初，隆福寺街书铺颇具规模。据李审言《隆福寺庙会》载，1941年左右，隆福寺街已有聚珍堂、修绠堂、修文堂、带经堂、文奎堂、观古堂、宝绘斋、稽古堂、三友堂、粹雅堂、东来阁、文殿阁、保粹斋、青云斋、宝文书局等15家，“他们所卖的大都是旧书，从前做过些好生意”。然而此时“因为好书外流或毁于兵火，收买既不易，又因书价高涨，一般人受经济压迫，售出亦很困难，所以目下仅能维持现状，发展是谈不到的”。[18]抗战之后接连内战，时局动荡，经济萧条，隆福寺街书铺在整个40年代应是很难有所发展的，至北京解放，能有部分存活下来也是不易的。不过从《静晤室日记》来看，20世纪50年代隆福寺街书铺存活状态还算良好。另据1957年《北京游览手册》介绍：“隆福寺街现有古书铺17家，较大的古书铺有修绠堂、东雅堂、文奎堂、大雅堂等家”。[19]
至于厂甸书市，5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恢复，金氏在1956年2月12日(旧历正月初一)的日记中写道：
往例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琉璃厂甸海王村所摆书摊最盛，都人士纷往购书。在火神庙摆古器物摊，情景亦盛。解放前已稍减于前，去年尤冷落，今岁政府稍有布置，胜于去年。午后往游，购得《北史朔闰表》及李北海《云麾碑》两种。[20]
据北京地方文史学者叶祖孚回忆说50年代的琉璃厂是“由鳞次栉比的私营店铺缀成的旧街”[21]。另据1957年《北京游览手册》介绍：“琉璃厂现有古书业32家”。[22]可见，50年代的琉璃厂稍现欣荣之景。
这一时期古旧书业的恢复和发展有一定的社会背景，这在《静晤室日记》中也有所反映。
在人民生活的物质层面上：
(1956年2月10日)雨后天寒，赴市购食物，拥挤之甚。今岁与往岁大不相同，市场供给食品甚丰，而需求者骈肩累足而至，几有不暇问价触手即尽之势。于此象征国人物质生活大为提高。[23]
在人民生活的精神层面上：
(1956年2月13日)夜观春节大联欢电影，结构极佳，新中国人民生活愉快之面貌，喜气洋溢之景象，表达极显豁而又深刻。[24]
50年代北京古旧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促进了古旧书业的恢复和良性发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统的古旧书肆、书摊外，建国后北京出现的新华书店古典部，专门经营古旧书，也成为金氏访书所到之处。
三、金毓黻与北京古旧书商
(一)片羽碎影：《静晤室日记》中的北京古旧书商
以搜集、整理、研究旧书史料为志业的学人，身边自然不乏上门荐购、谈书论价的书商。通过“书”这个通道，学人与大小书商也有了交游。金毓黻在日记中对北京城的古旧书商也多有记录。据此，可以探察北京古旧书业系统中“书商”的片羽碎影。
其一，部分古旧书，书商索价甚高，学人多无力问津。古旧书价之昂，令金氏在日记中连声叹惜。如1947年10月19日游西单商场，“书摊如林，时有佳品，惜索价昂耳”。日记中还有书商上门荐购、索价甚昂的记录。如1947年8月30日，“李君瑞升携《宋史新编》二册来，全书共四十八册，明刊，白绵纸，整齐可观。闻荣叔章先生旧藏，去夏经长春东来阁书店魏君丽生售与瑞升及其友某，此书为二人伙有，索价甚昂”。李瑞升还曾以王损仲《史通训故》全帙索价150万元，金氏亦因价昂作罢，并以之为憾事。不过当1947年12月3日他在隆福寺街宝绘斋看到《史通训故》三册(不全，缺第11卷至15卷)时，即以30万元购得。金氏云：“今则以三十万元之代价购得此残帙，犹为慰情胜无”。[25]
李瑞升为琉璃厂一古旧书商。据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载，李瑞升曾于南新华街路西三号(土地祠内)，开设宏文书店。[26]
其二，金氏与隆福寺街书肆主人颇多交流。隆福寺街书肆集中，规模较大，经营有序，成为金氏频繁光顾之处。如1947年10月31日、11月25日在带经堂、11月28日在东雅堂、12月3日在宝绘斋等。金氏常至书肆访书，故与书肆主人熟识而颇多书讯交流。东雅堂书肆主人告之其售出《古柏堂传奇》一帙，价35万元，为一喜藏词曲者所得。金氏闻后感叹道：“惜余觅之不早，以致交臂失之”。[27]
1956年6月4日，金氏在宝绘斋见《杜樊川诗注》二册，经满洲崇彝用朱笔点勘一过，非常精细。书肆主人告之曰：“此人已于一九五一年下世，平生最喜读书，如《春秋左氏传》，讽诵至于数十过，并将讽诵日期及遍数注于每册之尾，可谓勤矣”。可见，书肆主人于书人书事颇为精熟。另金氏于该日日记中云：“前半月在修绠堂书店见已故北大同学骆君鸿凯点勘《后汉书集解》一帙。知为故人手泽，亟以旧藏易之，珍重至再，今又得此，可称双璧”。[28]修绠堂主人允其以旧藏交换，可知其对金氏是熟识和了解的，亦可见书肆主人对古旧书有较高的鉴赏水平。
(二)书缘诗情：金毓黻与通学斋主人孙殿起
若论古旧书商之中学识最深者，则当属通学斋主人孙殿起。徐雁师尝谓：“在北平旧书业界，历来有两派：一派是专致于业务经营，一心一意地把古旧书生意做大做好做强，如来薰阁的陈济川；另一派是在把古旧书生意做好的同时，还把精力投注于编书撰文，如通学斋的孙殿起先生。至于一般维持门面只求全家温饱的坊贾，则无与此论”。[29]
孙殿起(1894—1958年)，字耀卿，河北冀县人。拜宏京堂郭长林为师，长于版本鉴定。后于1919年设通学斋于琉璃厂南新华街74号，铺东为伦明(字哲如，1875—1944)。孙氏与邓之诚(字文如，1887—1960)等学人有往来书缘，邓氏的藏书活动与孙殿起等人的积极搜罗关系密切。[30]
邓氏与孙氏的密切往来，其中金毓黻的作用不可小觑。1948年7月3日，金氏在《复邓文如教授书》中，对孙氏颇为赞许并向邓氏力荐。书信云：“通学斋书肆主人孙君耀卿，盖为陈思一流人，勤于访书，零缣片楮，往往得宝。……公有所需，可嘱其代觅，并请录目予之”。[31]
金毓黻与孙殿起之交游，最为人称道者，乃是1948年6月9日金氏为孙氏作诗四首：
断简零缣满架尘，陈思应为访书贫。筑台市骏都无济，君是燕中第一人。(君著《贩书偶记》可与南宋陈思宝刻《类编》相比。)
辛苦何曾为贩书，梳篇理叶亦寒儒。似闻天禄添新帙，购到伦家一百橱。(东莞伦明哲儒藏书百余箧，多经孙君搜集，近已归北平图书馆矣。)
承平往事不堪论，烽火弥天欲闭门。万卷诗书数斤了，烦君重记海王村。(近年平市售书以斤计，用以造纸，君方撰《琉璃厂小志》。)
小楼夜雨宜谈谚，别苑秋风待品茶。一事同君倍惆怅，故宫开遍太平花。(君喜集谚语，又拟撰《续茶经》。)[32]
金氏喜作诗章，常以诗赠、和诸友，皆其平生之至交。诗赠孙氏四首，并融孙氏之行事、著述、爱好等于诗中，足可见二人交情之深。金毓黻晚年访书出行，亦常至通学斋探望孙氏。如1956年2月12日，金氏外出访书，曾“至通学斋视孙殿起”。[33]
四、尾声
20世纪50年代，金毓黻读书治史之外，还忙于听马列主义教育报告、考察人民公社诸事。新政治环境下新思想的学习，也使得他曾困惑于新制度之“集体所有”与购书藏书之“私有”的矛盾之中。不然，他也不会在1955年12月9日的日记中颇费笔墨的自我开释道：
古人喻藏书之乐如坐拥百城，此为封建地主私于一己一家，世世传之子孙之思想，与今日集体所有制之社会不相容。然吾辈毕生研史，于《二十四史》、《十通》一类基本书籍必须自备一种，乃便于随时翻阅，顺手取携，决非以富于收藏自豪，此所谓古今异宜者也。[34]
此时的金氏大概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后不久发生的红卫兵“破四旧”活动中，这些“必须自备”的“基本书籍”也被当作“封资修”的旧文化，遭到肆掠火焚。
建国初期，北京的古旧书业在“公私合营”中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目睹了50年代北京古旧书业的恢复和发展之后，金毓黻于1962年8月3日殁于北京。而数年之后的红卫兵“破四旧”活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北京古旧书业蒙受惨烈灾难。学人赖以治学的书籍遭到了严重损毁，范凤书曾著文揭示“文革”对私家藏书的冲击，并编有《“文化大革命”损毁私家藏书简表》，记录损毁私家藏书近70余起。[35]
学人访书稽古、读书治史，离不开古旧书，离不开古旧书业。正如徐雁师考察旧书业与学人、学术之关系时所说：
回溯浩瀚的中国历史，旧书业自产生之日起，就依傍着文化学术的脉络而得以绵延发展。作为一个依附于知识阶层的产业，它历来是文人学士在知识领域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和除旧布新的重要文献渊薮，也是历代爱书人和藏书家借以生长、成长乃至长成的重要场所。[36]
学人治学与古旧书业相互影响，在中国文化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学人借以生长、成长乃至长成的这一重要环境屡遭破坏，常受世网羁绊的他们又难有自由之身专于治学之时，一种不平和无奈的情绪就会在我们的心中起伏。而今天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反顾20世纪在大潮涌动之下的中国学者，挖掘其治学的路径和风范，并窥探其对于保存中国学术延绵不绝的精神血脉的历史功绩，这将更有益于当世。从《静晤室日记》考察1947—1960年间的北京古旧书业影踪，探究学人与古旧书业在学术研究上的某种依存辅成关系，盖在此耳。
注释
[1]详参金景芳《金毓黻传略》，见《金景芳古史论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14页。
[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432—6433页。
[3]金景芳《金毓黻传略》，见《金景芳古史论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195页。
[5]徐 雁《燕京旧书业风景》，见《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6]徐 雁《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见《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7]荣方超《“新文学健将”与“厂甸巡阅使”》，见《天一阁文丛》第7辑，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144页。
[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391—6405页。
[9]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546页。
[1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749页。
[1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752页。
[12]《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6页。
[1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762页。
[1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767页。
[15]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831页。
[16]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897—6901页。
[1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944页。
[18]李审言《隆福寺庙会》，原载《国民杂志》1941年第7期，见《北京庙会史料通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
[19]《北京游览手册》，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
[2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7025页。
[21]叶祖孚《中兴的北京一条文化街——琉璃厂》，见《燕都旧事》，中国书店1998年版，第195页。
[22]《北京游览手册》，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
[2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7019页。
[2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7026页。
[25]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392—6445页。
[26]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见《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2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423—6523页。
[2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7157页。
[29]徐 雁《从“来薰阁”到“通学斋”》，见《江淮雁斋读书志》，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78页。
[30]徐 雁《从“来薰阁”到“通学斋”》，见《江淮雁斋读书志》，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1页。
[3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637页。
[3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617页。
[3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7025页。
[3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974—6975页。
[35]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588—593页。
[36]徐 雁《弁言九章》，见《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参考文献：
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
2. 徐 雁.《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
3. 雷梦水.《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
4. 叶祖孚.《燕都旧事》.中国书店,1998.
5.《北京游览手册》.北京出版社,1957.
6. 徐 雁.《江淮雁斋读书志》.岳麓书社,2010.
7.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
8.《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9. 金景芳.《金毓黻传略》.《金景芳古史论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10. 李审言.《隆福寺庙会》.《北京庙会史料通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11. 徐 雁.《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
12. 荣方超.《“新文学健将”与“厂甸巡阅使”》.《天一阁文丛》(第7辑).宁波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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