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凯：金刻本的鉴赏与收藏
2023/4/25 古籍
金太祖建国于1115年，时当宋徽宗政和五年，已是北宋末年。金代建国一百二十年，1234年灭亡。当时是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又过了不到五十年，南宋灭亡。元太祖成吉思汗建国于1206年，1234年灭金，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建年号中统，1271年建国号大元。大元之前是蒙古时期，大元之后至1279年南宋覆亡，实现一统，为元朝。
宋金元三朝有年代交叉，元代本身又有不同的阶段，这样在为古书版本命名时，就要仔细分辨。过去藏书家往往把中统以前的蒙古刻本归为金刻本，中统以后有年号则归为元刻。近年编纂的书目按照历史时期和刻书的所在，把金、蒙古、元三者划分开来。金刻本的历史定位按照朝代历史排行，顺序是唐、五代、宋、辽、金、元，金在宋后，但是金代从北宋到南宋中期，在很长一段时间与北宋、南宋并存。金灭亡后，先是蒙古，接着是元，继续同南宋并立，直到南宋灭亡。金在中华大地北部，跟宋朝战战和和，长期交往，文化、社会、生活都在宋代的影响之下。金刻本实际上跟宋刻本同源分流，现存的宋刻本主要体现南方传统，而金刻本则体现北方传统。从这个角度去看金刻本的形式和内容，可以看到金刻本和宋刻本是弟兄行辈，都体现出当时中华大地印刷出版传统的特点，不同之处所反映的是二者在习俗和风尚等方面的地区差异。金代文化出版业得益于宋人文化的滋养，刻书、藏书也有一定的规模，篇帙浩瀚的释道二藏金代都曾刊印。但是金代只有一百来年的历史，刊印的书籍当时很少传入宋境，历经战火，流传到今天，除了赵城大藏以外，其他书籍已经寥寥。正是因为金刻难得，金又跟北宋相交，增添了尊贵，自然得到历代藏家更多的青睐。金代之后蒙古时期的刻本习惯上往往也称为金刻，讲金刻本，免不了也要说到蒙古刻本。金刻本的版式特点女真民族很早就同北宋打交道，印刷工匠和工艺技术应该较多地体现宋代北地的传统。我们今日所见推为主流风格的宋代刻本，大都是南宋浙、建、蜀等地的产物。可以确认为北宋时期的刻本已是凤毛麟角，且零散不成规模。宋朝南迁后，北方刻本己归属金元，要窥测北宋刻本和北方刻本的版面风貌，虎贲有似中郎，而金代和蒙古刻本应该是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可惜金代和蒙古刻本今日所存也是寥寥无几，不过跟已成典型的浙、建、蜀三种南方风格相比，金代刻本的版式朴素、厚实，确实还有引人注目的地方。金刻本有一种颇为普遍的版刻风格：字体方正茂密，笔画分布均衡，尽可能把方格空白填满，甚至略显拥挤；字体结构重心靠上，略有颜体厚实重拙之风，跟轻巧峭丽的建本颜体有明显差异。金刻本笔画坚挺硬实，起笔住笔有时略有棱角，这应该是北派的传统风格。像金刻《黄帝内经素问》(图1)和蒙古刻《云笈七签》(图2)等，程度虽有不同，但是都有这个特点。
图1 金刻本《黄帝内经素问》
图2 蒙古《道藏》本《云笈七签》
有些金刻本字体雕刻都潇散随意，而不追求整饬工致，像黑水城出土文献给人的印象就十分质朴。而今日所见一些金代后期至蒙古时期的刻本，如平阳张氏晦明轩所刻《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图3)、《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图4)等书，以及《尚书注疏》《明秀集》等，可以跟字体明丽的南宋精刻颉颃。这跟刻板时间、地区和主持人都有关系。
图3 蒙古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图4 蒙古刻本《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
金刻本的文献价值世所共知北宋本珍罕，断代没有多少争议的北宋本屈指可数。然而除了金刻藏经以外，可以确认的金刻本也是十分罕见的。《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所收的金本仅仅十种，还有七种蒙古刻本。张丽娟和程有庆合撰的《宋本》一书附有《金代刻本知见录》可供参考，所收不过二十来种。尽管数量如此之少，学者研究的机会不多，但是金刻本的文献价值还是不时地闪耀光彩，这跟金刻本的来历有关。金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取资于宋人。攻下汴京，金人获得了大量的宋刻书籍和版片，大批捆载北上。文献记载有金刻《五经》《三史》，甚至有金刻《十七史》，应该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宋代旧版。这些经史要籍从古以来，从抄写到印刷版本众多，很有必要细细比勘一番以厘清其版本源流。可惜今日只知道有这些金刻名目，实物却近乎绝迹，如今《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仅收金刻《周礼》十二卷，《尚书注疏》二十卷则归为蒙古刻本，正史一部也没有。相传有所谓金大定刻本薛氏《五代史》，一个世纪以来学者苦苦追寻，劳人心眼，始终渺无踪迹，如果能够出世，那真是稀世之宝。金刻大宗巨制是释道二藏，今有一部珍贵的《赵城金藏》幸存于世，出自宋初《开宝藏》，来源古老。元代道教蒙难，金刻《道藏》今已不存，只有蒙古刻《玄都宝藏》本《太清风露经》(图5)和《云笈七签》零卷幸存。此外，今日所见金及蒙古刻本大多是医药、音韵、术数之类实用书籍，如《改并五音集韵》《黄帝内经素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地理新书》《三命消息赋》(图6)等。
图5 蒙古刻《玄都宝藏》本《太清风露经》
图6 金刻本《新雕注疏珞琭子三命消息赋》
现存金刻本多有避北宋帝讳的情况，这证明它们传承宋本，特别是北宋本。金朝占据北方后，获得了大批中原文献，其中也有南宋看不到的东西。像李贺的《歌诗编》(图7)，传世有南宋书棚本、袁寒云旧藏的所谓北宋本以及宋刻文集本等多种善本，后世递相传衍，绵延不绝。但是蒙古赵衍本却别树一帜，诗篇数目与各本不同，文字也有不少独异之处，赵衍后序说出于司马光家藏本。王国维先生曾以袁藏北宋本相校，发现袁本异文大都为后印剜改，书棚本则出自剜改本，断定袁本初印当与赵衍本相同，可见赵本渊源有自，保留了古本原貌，值得珍视。
图7 《歌诗编》
《中国版刻图录》则称赞金刻《南丰曾子固先生集》，说它源出北宋，诗文多出《元丰类稿》外，《圣宋文选》和《南丰文粹》所收各文，都见于此本，参看陈杏珍《跋北京图书馆藏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金刻本的版本鉴定清以来藏家记载的金刻本屈指可数，并不引人注目，似乎也没有什么鉴别的麻烦。然而认真想一想，事实并不这么简单。由于时代和地域相接，金刻本跟宋刻本交错，与蒙元刻本接续，接触紧密，难免混淆。金代起于北宋后期，止于南宋中期，前期刻本跟北宋刻本有孳乳关系，后期刻本则跟南宋刻本南北对峙，地域互补。因此，金刻本的鉴定与南北宋刻本的分辨、特别是宋代不同地区刻本的辨别，实际上是性质相同的问题。说到底，也是从序跋、刊记、形制、刻工、讳字等方面入手去鉴别，道理相通。难处在于，北宋和北方刻本留存的实物太少，以致对于南北宋之间以及南北方之间的版式风格的差异，几乎总结不出多少明确的依据，难以为传统的“观风望气”法提供资粮。这里还是举几个实例，看看金刻本的鉴定方法。有些刻本有明确的标记。像平阳张氏晦明轩刻《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和《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两本见前述)都有刊记，而且有蒙古时期的年款，一目了然。(图8、图9)此外，蔡松年《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图10)虽无刊记，但作者是金人，书中“供”“尧”“乘”等字避金帝讳阙笔；《磻溪集》(图11)所收诗篇在入元之前，前有金人撰序，语涉金帝则提行空格。若很好地利用，这些都可以作为金刻的佐证。
图8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末年号
图9 《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刊记
图10 金刻本《萧闲老人明秀集注》
图11 金刻本《栖霞长春子丘神仙磻溪集》
抄补的牌记可信程度就差，像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附《本草衍义》，墨图记落款有“金贞祐二年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印行”云云。傅增湘先生说牌记系抄补，风格有似元代建本，予以存疑。如果没有明显的表征，就有扑朔迷离的情况，需慎重处理。这里举几个例子：例一：《新雕云斋广录》八卷《后集》一卷(图12)，白麻纸印本，避北宋帝讳，有政和辛卯李献民自序。潘氏《滂喜斋藏书记》定为北宋政和间刊本。宋代周密的《志雅堂杂钞》称买到北本《云斋广录》，宋人称金刻本为北本，赵万里先生认为潘氏藏本即金刻本。按：现已定为金平水刻本。不仅根据版图式，平水出产白麻纸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因素。
图12 金刻本《新雕云斋广录》
例二：《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图13)，避北宋帝讳。《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为宋建阳巾箱本。赵万里先生认为版式刀法纸墨与潘氏旧藏《云斋广录》如出一辙，应该同属金中叶平水坊刻本。绍兴二十二年荣六郎刻本《抱朴子》，据北宋汴梁坊本重刻，与此书版式相类似，可以推断此本源出北宋旧椠。跟此书情况类似的还有《周礼》十二卷《释音》一卷(图14)，《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为宋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已经定为金刻本。
图13 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
图14 金刻本《周礼》
例三：《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十卷(图15)， 历来被看作宋本，杨氏海源阁旧藏，见《楹书隅录》。赵万里先生根据纸墨版式刀法，断为金时平水翻北宋本，认为《楹书隅录》定为宋本恐怕不确。
图15 金刻本《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
金跟蒙古的分野，前人往往不关注。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有金刻本《尚书注疏》二十卷(图16)，《中国版刻图录》认为此书“版式纸墨刀法，纯系平水风格”，而且刻工又曾刊张氏晦明轩本《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后者断于蒙古时期，因而推定此书也是蒙古时期的刻本。张氏晦明轩刻书时间很长，有些书己经刻于蒙古时期。前人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不再分辨，一律归为金刻，历来艳称的金刻李贺《歌诗编》(如前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今已归为蒙古刻本。
图16 金刻本《尚书注疏》
金刻藏经之外，今日见诸著录的金刻本已经寥若晨星，就此有限几部书而言，未必没有鉴别的变数。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是根据版式的直感，将其归入金代刻书中心平水(即现在临汾地区)刻本，其实没有更过硬的证据——《中国版刻图录》对一些金刻本的说明就是这种情况。但我们不能不想到，平水应不止一家刻书地，平水之外还有其他多处，各家各地的风格我们却未必都能成竹在胸。讳字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可是用于金刻本却是把两刃剑。金刻本大都出自宋本，特别是北宋本，往往保留宋帝讳字，若不注意就会误断为宋本。金帝讳字比较特殊，需要更多地观察，积累更多的资料。刻工姓名更被当今版本研究学者恃为利器，然而标有刻工的书并不多，资料匮乏，对于北宋刻工和金源刻工，我们所知都很少，因此也只能适逢其会地行于其所当行而己。我们还要注意到，当覆刻本亦步亦趋追随原刻本时，覆刻跟原刻的分辨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重校正地理新书》(图17)就是个例子，此书有金大定甲辰毕履道校补序、明昌壬子张谦刻书序。清代以来世所共知此书为金明昌壬子刻本，丁氏持静斋和陈氏稽瑞楼各有一部。丁本后归李氏木犀轩，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元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则著录为金刻本。陈本后归常熟翁氏，今在台北“中央图书馆”，著录则为金刻本。《金代刻本知见录》更认为二本不是一版。其详情还需要研究。
图17 《重校正地理新书》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是另一种情况，金刻本原有张氏晦明轩刊记和告白，明代翻刻本不仅版式相像，甚至保留张氏原刻告白，不看到原版很容易混淆。当年影印《四部丛刊》时失察，所用的金本实际是明成化四年原傑翻印本(参看龙伯坚《现存本草书录》)。金刻本的收藏和研究我们一再说金刻本极其罕见，再讲收藏似乎多此一举，然而有句话叫“地不爱宝”一一说不定它们也会在哪儿出现。尽管以清内府天禄琳琅所收之巨，其书目中也仅著录一部金刻《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但也不是一无所见，像杨绍和《楹书隅录》就著录有金泰和丙辰张氏晦明轩刻《丹渊集》，《楹书隅录续编》著录影抄张氏晦明轩本《滏水文集》，二本今日都不知下落，是否会意外地在哪天蓦然现身，还真说不定。另外，在现存金刻中，佛家是大宗，医药、术数、杂记、小说、曲本等生活用书也占很高的比例。这些家居日用杂书往往散在民间，不为人注意，或许还有孑遗待我们发现惊喜。从近年拍卖会上看，偶尔出现金刻佛经零卷，也有标为蒙古刻的《玄都宝藏》零叶，所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都能拍得善价。一般而言，金刻释家经卷较多，今后还会陆续出现。金刻经史子集四部书罕见，即使有所得，是否可靠也要细加审定。对于金刻本的收藏家和赏鉴家而言，实物很少，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关注重心似应更多地放在研究方面。一是黑水城旧址出土文物，过去点点滴滴有所耳闻，现在逐渐公之于世，这是一批有待认真研究的可贵的资料。特别是这批文物和近年其他一系列发现，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把辽、西夏、金和宋联系起来，开拓研究的视野，加深我们的认识。第二，清代藏书家不曾为分辨南北宋刻本而苦恼，“北宋本”的标签可以随便贴。今天的学者则“斤斤计较”，以刻工名为利器，把过去认为的北宋本一一推翻，最多也只能标为南北宋之间，然而有刻工名的书不多，而且现在也没有公认的北宋刻工名表；而以版式风貌作鉴别更是见仁见智的事情——鉴别真北宋与翻北宋真成为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难题。金刻本与北宋有密切的关系，其鉴别近年才受到注意。但由于相关资料太少，其研究的视野相对狭窄。既然《天禄琳琅书目》中标为宋本的《周礼》和《南丰曾子固先生集》都被改判为金刻本，那是不是还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金刻亦混迹于宋本之中？总之，对于金刻本，我们过去的研究还不多，在新材料陆续出现后，有很多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按：此文首发表于《紫禁城》2009年第2期，引用格式为：杨成凯.金刻本的鉴赏与收藏——古书版本知识[J].紫禁城,2009(02):120-125. 引用请以原出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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