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如今, 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保留健康码?｜文化纵横
2022/12/13 11:41:28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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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导读】继“新十条”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之后，“通信行程卡”于今日凌晨正式下线，三大运营商先后表示，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删除用户数据。很多人继续追问，另一承载更精准数据的“健康码”，又该何去何从？

     作为疫情防控的数字基础设施，三年来健康码不仅承担着个人核酸数据、疫苗接种和到访场所信息，更在一些地区进行了功能扩容，被整合到就医服务、公共交通甚至支付方式中。本文从健康码的底层逻辑“数据治理”出发，重新审视健康码的有效性与正当性。作者认为：一方面，与严格隔离的网格化静态管理或禁足令相比，健康码更适应流动社会，在支撑疫情防控的同时，也可以保证基本的出行自由。但另一方面，命令服从的权力运作、各行其是的地方割裂、控制优先的封闭体制、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等，都可能在科技外壳下，被装进健康码中。因此，在健康码的运作上，相比“数据效率”原则，应将“数据正义”原则置于更高位置。

     作者指出，以数据正义为原则，应提高健康码的“数据使用透明度”，保证健康码的“数据非歧视”。疫情之下的个人权利当然会受到一定限制，但必须同时设定对这些限制的限制， 保证个人对其信息的知情权、更正权、删除权和获得救济权。负责防疫数据运营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充分尊重个人信息权，不得将个人信息用于与防疫无关的目的。另外，健康码是《突发事件应对法》下的应急措施，在应急状态结束后，健康码也应适时结束其使命，以免挫伤社会信任。

     本文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原题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治理》，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治理

     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成为关乎各国人民的安危，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如何应对这场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我们面对的最大考验”，需要凝聚人类社会的共同智慧。在本次疫情中，中国既采取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所言的“古老围堵策略”，更将智能服务机器人、大数据分析系统、智能温测设备等数字技术运用到疫情监测分析、人员物资管控、医疗救治、药品研发、后勤保障、复工复产等多个场景中。尽管人们日益认识到：较诸传统公共卫生措施，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在监控、检测和预防新冠病毒并减轻其对医疗保健部门影响方面意义重大，但数字抗疫实践依然引发了激烈争论：赞成者认为其有效遏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确保了民众安全；反对者则援引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那些放弃基本自由而求得短暂安全的人，既不配有自由也无法享有安全”，质疑数字技术的过度使用损害了公民权利。为回应这一争议，本文尝试着聚焦于一种具体而微的数字抗疫技术——“健康码”，以“数据治理”为观察棱镜，探索其背后的逻辑，展示其潜力，并反思其有效性与正当性，进而提出可能的完善之道。任何危机都是转机，我们相信，本次疫情不但是观察与反思中国经验的良机，也将成为未来重大卫生事件应急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契机。

     ▍数据治理：健康码的底层逻辑

    

     1. 健康码的争议

    

     在中国，健康码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对政府而言，健康码大幅提高了人员信息核验效率和精准度，通过“数据流”牵引带动真实世界中“人流”、“物流”、“商流”的复苏与回归，在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恢复生活秩序。对个人而言，健康码不但避免了重复、多次填报信息的繁琐程序，避免个人信息过度收集和不当泄露，而且减少了人员聚集的传染风险。对企业而言，健康码便利了员工管理，有助于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联防联控措施，有效促进了复工复产。

     但是，健康码收获并不仅是赞扬。事实上，对其可信度质疑的声音不时出现。由于健康状况等大量关键信息均是个人自行申报，难免稂莠不齐，还有少数人故意隐瞒病情，无怪乎被人批评健康码为“形式主义”。对系统故障和误差的抱怨亦屡见不鲜。“我的绿码为什么变成了黄码？”“温州返杭的给绿码，我诸暨的给红码”“一家三口情况一样，一更新就我变红码”的吐槽多有，更有不少质疑直指二维码生成缺乏科学依据。最为严重的批评是：健康码将人脸识别、大数据行为追踪用于“多场合人口管理”，不但过分强化政府的电子监控权力，而且打破了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最终侵犯了公民隐私。如果说前一种质疑集中在健康码的“有效性”，那么后一种批评则以健康码的“正当性”为鹄的。

     面对健康码的不同声音，我们有必要将其置于国家权力运作和公共卫生管理的视野中仔细审视。在此，我们尝试着以“数据治理”为棱镜，解析健康码的底层逻辑。

     2.数据治理的三重范式

     在初始的意义上，“数据治理”原指一种以“公司治理”为摹本的资产管理。正如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管理和企业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 Enterprise Services)2019年《数据治理概览》(Data Governance Overview)报告所指出的，数据治理是一个关于数据的组织过程和结构，指向一个战略性的长期过程，它建立对数据的责任，组织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地创建和实施政策、角色、职责和程序来协作并持续地改进数据质量。不论是其中的元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抑或数据应用创新，均以最大化数据价值为依归，以数据风险管理为底线，并考虑到国家法律和社会化对数据利用过程的约束，具有私人性、营利性和管理性的特色。

     随着世界的数据化转型，人们日益发现，数据早已超出了“企业”的樊篱：数据业已成为国家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生产要素，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其重要性甚至居于矿藏、土地、河流等耳熟能详的战略资源之上。2015年，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数据的分析和使用为有效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手段，一个“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亟待建立。“数据治理”由此演化为“用数据治理”，成为提升行政效率和管理效能的政府管理新方向。作为政府管理的数据治理本质是“电子政府”的升级版，其不但与“政治—行政二分法”、理性官僚制和科学管理原理的现代行政观念合若符契，而且以实现公共数据的高度共享、政府部门间实现无缝合作的“整体政府”为宗旨，充分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Web3.0、人工智能提供决策支撑和精准化管理能力，使政府自数据“收集者”转为“分析者”、从数据“被索取者”转为服务“推送者”、由“决策预报”转为“决策实报”，最终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然而，仅仅将数据视为政府资源，不免忽视了现代社会中数据与人的复杂关系。自《数字化生存》一书问世以来，从个人档案电子化到社交媒体，从用于营销的个人画像到金融信用评分，从公共场所的人脸识别到穿戴设备中的量化自我，人类不断地从“自然人”迈向“数字人”(src="/asp/image.asp?m=0&w=gh_f85d25e406e2&u=https%3a%2f%2fmmbiz.qpic.cn/mmbiz_png/M2dbz3pHwmEnUnkiaIDesj9LzB1ApCatuH5j94hKjSS9g8wQr1xPPsmrJ4JO7RO8j8yiaY0UMvmJc0ZVdzcxJQCg/640&wxfrom=5&wx_lazy=1&wx_co=1" width="au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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