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觉】我在非洲,开了一个农场
2013/8/19 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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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哲

     讲述者|李莉

     我叫李莉,中垦农场的“场长”,这间农场坐落在赞比亚卢萨卡市郊,离城区大约有50公里。土路崎岖颠簸,车后尘土飞扬。路两旁间或有不知名的树和仙人掌突兀地生长出来。在十八公里泛着暗红色光泽的土路过后,便是3570公顷的中垦农场。

     我每天早上6点半上班,刚来的时候因为缺水,剪成了短发。1993年12月中国农垦总公司接手这个农场后不久,我和丈夫王驰就来了。王驰原本是北京农大(现中国农大)的教师,研究小麦遗传;而我来之前是医院的化验师,无半点农业常识。

     当时我们带着4000美元的贷款,雇用了11名当地工人,然后买了200只小肉鸡苗。农场就这样蹒跚起步。如今,中垦农场已有1200头牛,上千头猪,以及2000公顷耕地,种植玉米和小麦。农场有7名中国员工,当地工人260人。

     在赞比亚的农场中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人在非洲经营自己的农场。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但有一天,他背上猎枪,跨马在农场飞奔时不慎从马背摔下落,不治身亡。

     我丈夫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作为一个干农场的,这样的死法是最好的,死得其所。”

     2005年2月,他死于一场车祸。实际上,在这样糟糕的道路上奔波,车祸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我自己也经历过两次严重车祸,甚至有过翻车经历,只是幸运地没有受伤。

     我把他的骨灰分作两半,一半运回国内,另一半就埋在离住处很近的土坡上,在一株茂密的三角梅之下。非洲不产松树和柏树,我特地从国内托人捎过来松柏的幼苗,种在坟墓两旁。

     在他死后,我接替了场长的职位。从93年到现在已是我到中垦农场的第16个年头了,中垦农场的农副产品已经占有卢萨卡近20%的市场份额了,累计为当地提供了7000个就业机会。

     包括我自己在内,农场内只有7个中国人,包括财务总监黄卫国、农艺师金彦青等等,还有一位来自四川的厨师。其中学历最高的是王朝明,31岁的他是人民大学MBA毕业。

     他已在中垦农场工作满3年,合同期满,再过半个月就可以回到中国了。他很开心,他出国的时候小孩才四个月。

     在农场的当地人很难中国人可以将太太放在国内好多年,而单独工作。而且他很惊奇中国人似乎也不怎么喜欢放假,春节都只休息几个小时。

     我们和当地员工的相处并不容易,最令人头疼的是偷盗。从鸡蛋到小猪仔,从玉米到螺丝,甚至塑料袋……而抓到偷盗的:或是直接开除,或是送警察局。在3年的时间里,大约20个当地工人被送去警察局。

     但当地员工也有可爱的一面:比如他们就事论事,从来不记仇。哪怕是刚从监狱里出来,还跟老朋友似的和我们打招呼。

     当地员工的“理财”观念也绝对是一种文化差异。他们总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明天怎么样。

     他们有一个面包,一个煎蛋,就可以去跳舞了,而且可以开心地跳一天!也许非洲人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民族。

     而且他们总是发了工资就去喝酒,没钱吃饭了再借。哪怕一共只有100美元,他们可以直接拿去买个手机,没钱给孩子吃饭了再去借。

     当地员工对我们也有抱怨,除了薪水低,主要是 “英文太差,不好沟通”。

     但这样的抱怨对于我似乎并不适用。因为同事说我的的英文几乎有了赞比亚的口音,而且我甚至学了一点当地的Nyanja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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