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汉子、女博士与家庭主妇 | 壹读精选
2014/7/21 壹读

    

    

     本文选自豆瓣网

     文|翕如

     1. 女汉子

     我认识的第一位女权主义者，是十六岁在美国读高中时，接待家庭的妈妈Jen。去年夏天我回去看她，她与丈夫刚刚领养了第三个孩子。如今，她的家里随处都是玩具，厨房的冰箱上贴着全家的日常安排。而Jen早已辞掉工作，全职在家。美国中部的六月，屋外阳光灿烂。我们坐在厨房的圆桌边聊天，Jen的小女儿伏在我的手边画画，我们又说起女权与性别平等，她说，“过去我担心别人说我，你既然女权，为什么还不出去工作？”

     “现在呢？”我问她。

     “现在，我大概会说，留在家里，这也是我的选择。”

     ——这是一个，非常“第三代女权主义”的回答。

     西方女权主义浪潮，通常分为三代。第一代强调“政治参与权”，目标还在于废除法律上的性别不平等(例如女性不具有选举权)。第二代女权主义发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除了政治参与权外，又将性别平等延伸到了工作、家庭和生育权等领域。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三代女权主义的口号是“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它重新反思性别的极端二元对立，强调“选择”的自由。三代女性主义，有传承与发展，但更多的是争辩。而争辩的核心，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的问题：

     “究竟什么才是性别平等？”

     ——一味的让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工作，意味着性别平等么？就好像南丁格尔写过的那样，握着锅铲和扫帚太久，女性就拿不起诗笔与画笔了。可是，为什么女性的社会角色就一定要比家庭角色重要。这样的价值秩序是谁制定的？弃绝家庭角色，为什么就能够与“独立”“自由”“新女性”等同起来？

     ——“不爱红妆爱武装”，意味着性别平等么？就好像我国过去的“大寨铁姑娘”、甚至如今网络语言里调侃的“女汉子”。可是，弃绝女性特质，向男性靠拢，这对于性别平等而言，真的是一件值得“沾沾自喜”的事情么？伊朗女作家Azar Nafisi曾经在自传Reading Lolita in Tehran里慨叹，“当一个社会用面纱把一半人口隐藏起来，这是一个多么畸形的社会。”——那么，当一半人口试图改变成另一半的样子，并以此为荣时，这同样，也是一个多么畸形的社会。

     我曾经说，非常不喜欢“女汉子”这一标签。“女汉子”指姑娘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质，而这其中所强调的，仍然是极端的性别二元对立。仿佛真正的“女人”只能“温柔贤惠”，“坚强独立”统统是属于“汉子”的，并且“坚强独立”又好过“温柔贤惠”。而真正的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将女人变成“汉子”，而恰恰是承认，“坚强”在价值秩序上，并不高于“温柔”，而无论性别，我们都可以“温柔”，也都可以“坚强”。

     ——真正的性别平等，并不是女人重新打倒男人，而是意识到，在区分男人、女人之前，我们首先都是“人”。

     2. 女博士与家庭主妇

     你或许听说过Opt-Out运动，知道那些第一批从普林斯顿毕业的“成功女性”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面，从Opt-Out运动之初，许多和她们一样的“成功女性”之所以选择Opt-Out，是因为社会结构、工作环境与行业期待并未真正考虑到，“雇员”同时也是妻子丈夫、父亲母亲。于是，在家庭与工作不可调和的矛盾里，只能被迫放弃一个。

     十几岁的时候，恃才傲物又骄傲浅薄，我说“以后一定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爸爸听到，淡淡说了一句，“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并不是一道单项选择题的”。时至今日，我还是做过了“要男朋友还是要读PhD的选择”，也在研究过程中遇到过许多渴望兼顾事业与家庭而不得的女人。她们向我描述工作环境如何不“家庭友好”，却又一遍遍说起，这个社会赋予女性的双重标准：

     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如果无法兼顾事业与家庭——那么你简直亵渎了女性的“天职”。如果真的洗手作羹汤回家当了全职主妇——天啊，你如何对得起你所受的教育，与这么多年的平权运动？

     我们嘲笑那些只知道修饰打扮的姑娘胸大无脑，可是我们也嘲笑女博士，在我们的笑话里，她们一律带厚底眼镜，不修边幅，永远找不到男朋友，最后成为第三种性别。

     Betty Friedan的经典之作The Feminine Mystique，描摹社会建构的那个“完美主妇”形象：她温柔、娴淑、灵巧而美丽，精通烹调、熨烫，将丈夫与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Friedan认为，正是这样根深蒂固的“完美主妇”形象，作为一种文化机制，深远地影响了女性的教育与职业期望，将她们禁锢于家中。而如今，或许不愿承认，我们有了新的Feminine Mystique：与过往的完美主妇不同，如今的她“拥有一切”(have-it-all)，她聪明、漂亮、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独立的事业，却并不因此牺牲家庭与爱情。

     不，这不是女人，这是超人。

     “你的人生，并不是一道单项选择题”——它所带有的长辈的期望，希望我们的人生丰富温暖而厚重。可是，这一切都还有另外一面，那便是：

     姑娘，哪怕有一天，必须要做单项选择，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要让“完美主妇”的形象禁锢你，却也不要让“拥有一切”的形象禁锢你。

     不要让“男权社会”禁锢你，却也不要让“女权话语”禁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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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inism翻译成中文，有时叫“女权主义”，有时叫“女性主义”。大学一年级时上佟新老师的《社会性别研究》课，有女同学问她，到底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啊？佟老师回答，她个人还是倾向“女权主义”些。如今，虽然研究方向之一便是性别研究，很多时候却仍然不知道该叫自己“女权主义者”还是“女性主义者”，或者干脆是“性别研究者”？于是更多时候，便模仿王元化的夫人张可，管自己叫“温情主义者”，华兹华斯写：True knowledge leads to love，学术与“主义”的落脚点或许终究是爱。那些刚烈，坚忍与自我牺牲精神，就好像，以笔为刀的凛冽中，想保卫的终究是那个，春天里山花遍野的家园。各种气势汹汹喊着口号的“主义者”，如果只是气势汹汹，而毫无对人本身的关怀，不能算真正的追求进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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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些评论，解释一些可能带来误解的观点：

     我从不认为“女博士”“女强人”和“全职主妇”“在家妈妈”这不同的角色在价值秩序上有任何高低。归根结底，这应该是女性的自由选择，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选择”真正“自由”——完成了性别社会化的我们，所有选择，其实已然是被纳入(subsume)进了整个社会文化框架中的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同时、甚至更加不赞同，并试图反思批判的便是社会赋予女性的双重标准：

     这样的双重标准，约束以家庭为重的“母亲与妻子”。(你不上社会简直对不起你受到的教育。)

     也在同时，约束以事业为重的“女强人”。(你简直辜负女性当妈妈当妻子的“天职”。)

     在这样的双重标准下，女性唯一的出路就是拥有一切(have-it-all)，而这种新的Feminine Mystique不仅禁锢、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不现实。所以我说，人的一生不是单项选择题——但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哪怕有时候要做单项选择，也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我所说的禁锢性的“女权话语”，便是一种自以为女权，但恰恰是和男权话语出于同一种逻辑的想法：在这样的“女权话语”里，仿佛只要在家，就是浪费资源对男性社会妥协并俯首称臣。在这样的“女权话语”里，追求的终点不是“性别平等”与两性的共同的康乐，而不过是女人将男人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

     在很多文章里，我都写过，女性(权)主义者追求的重点，不应该把原来压迫性的性别秩序从男人压迫女人，变成女人压迫男人。而是意识到，在做性别区分前，我们首先都是人。

     有评论说，“参政率”“劳动市场参与率”才是衡量性别平等的终极标准，其余都免谈。我想指出：首先，社会学研究中关于性别平等，使用的绝对不只这些指标。(不然你让World Value Survey情何以堪!)另外，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中之所以用“政治参与率”“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作为衡量“性别平等”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多国数据的availability，这绝不意味着，仅仅只有这两个变量，是衡量终极标准(换言之，这是个methodology的限制，而不是substantive的选择)。最后，政治参与率，劳动市场参与率本身，都是非常problematic的指标：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如果都集中在低端低收入的领域内，这真的是平等了么？(政治参与率也一样。)

     至于认为我是在真空中讨论问题的——真不知文化观念批评从哪点上是真空了……

     最后的Disclaimer：虽然我在哈佛社会学系的研究方向里包括性别、婚姻和家庭社会学，然而本文并非学术论文，更不是以写论文的心态和速度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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