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朝晖扶贫日记 | 乡镇干部都是“铁人+”，最难是坚持
2018/8/3 15:50:31 新华每日电讯
首发：8月3日《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田朝晖
【编者按】
脱贫攻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决战。
去年，新华每日电讯编委田朝晖被任命为新华社驻石阡扶贫工作队队长，挂任贵州铜仁市市长助理、石阡县委副书记，和战友一起，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和脱贫攻坚主战场参与扶贫。
一年多，田朝晖见证了西南贫困山区的巨变，见证了一线扶贫干部的艰辛，也看见了最后一批贫困人群在这场决战中的真实状态。除了日常的报道，他还想把这段看似寻常实则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录下来，呈现出来，以这种方式向所有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致敬!
《新华每日电讯》报特辟《扶贫亲历》栏目，还原这场决战中的点滴。
乡镇干部都是“铁人+”。白加黑，5+2，是常态。田朝晖 摄
第一篇
乡镇扶贫干部是“铁人+”
面对重压、苦、累，有时还要面对家人和贫困户的误解，夜以继日地坚持，心平气和地把工作做好做实做细，这也是最难的
在扶贫一线，乡镇干部属于特殊群体。
平时，“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到了脱贫攻坚冲刺阶段，线更多，针还是一根。中央和省市县出台的政策，要靠乡镇干部落实；中央和省市县检查落实情况，也要一竿子插到乡镇。别看乡镇干部级别不高，但承接的任务最重。
乡镇干部的状态，甚至影响了脱贫成效。到扶贫点后，我下乡调研时会有意观察和记录乡镇干部的状态，想对这个群体有个更真实的了解。
第一次到大坪村调研时，路上遇到山体轻微滑塌，碎石块堵了半边路，但没有把路堵死，车辆可以依次通行。我们通过后，突然发现书记乡长停下车来，一个打电话，一个询问情况，现场布置抢修道路。这个场景，是我对乡镇干部的第一印象。
后来又遇见一件小事。到村里走访贫困户，因为语言不通，交流很吃力。村干部不爱说话，偶尔翻译一两句，但交流还是不太顺畅，这时乡镇干部凑过来跟我介绍贫困户家的情况，如数家珍。
两件小事，让我感觉深度贫困地区的乡镇干部，比预想中朴实得多。至少，他们清楚自己的职责任务，有做好具体工作的责任心和耐心。
但乡镇干部只有责任心和耐心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挂职期间，我一天天看着县乡两级干部的工作压力越来越重，工作强度越来越大。过去人们调侃县乡干部“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不保证休息”，现在的真实情况是“周末白天保证不休息，周末晚上不保证休息”。
有个细节可以看出其中变化。
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乡镇干部每天都要汇报自己的工作日程。刚开始，乡镇干部的日程分两个时间段:上午和下午。后来，日程慢慢变成三段:上午、下午和晚上。这种变化是自上而下引发的连锁反应，因为县领导的日程经常分四段:上午、下午、晚上以及后半夜。
县领导的一天被拉长成两天，乡镇干部的工作时间也不再只是一天12小时。如果县领导进入“铁人”状态，那乡镇干部必须变成“铁人+”。
去年春节前，扶贫点出现凝冻天气，山路路滑危险，不能行车。一位年轻的女乡镇干部，硬是弯着腰，“爬”着进村调研。
有时我在想，每个人内心都会有信念、有所凭，在脱贫攻坚这场战斗中，一线扶贫干部的信念应该是既高大又细微，既抽象又具体的。修一段路、改造一间房、增加一个就业，甚至多填一张表格，应该就是他们的信念。
有次跟同事交流，他问基层干部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我脱口而出:“坚持”。不管“五加二”，还是“白加黑”，发条拧紧后绝对不能松劲儿，县乡干部要把这种状态保持下去。
面对重压、苦、累，有时还要面对家人和贫困户的误解，夜以继日地坚持，心平气和地把工作做好做实做细，这也是最难的。
没有围墙的政府大院。几个年轻人在政府大楼前的广场玩滑板。田朝晖 摄
第二篇
没有围墙更没有心墙
机关干部的自信，缘于越来越了解村民，越来越熟悉村民。政府大院不设围墙，缩短的不只是物理上的距离，还有心理上的距离
贵州石阡距离北京1800多公里，对很多北方人来说，石阡是个遥远、陌生、无从定义的地方。到石阡挂职后，我试着向朋友介绍这座山城:山多，雨多，水好，茶好，政府大院没有围墙。
说到最后一个特点时，我会不自觉地带有一份自豪。每天在政府大楼进进出出，看到山里的村民与机关干部擦肩而过，我很难把这样自然的画面与贫困地区联系到一起。
刚到石阡挂职不久，有天中午我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突然看见一对老夫妇走进来，看打扮应该是从山上下来的。他们赶到县城已是午休时间，见我办公室开着门，就走进来。我让他们坐下，讲讲他们的需求，然后告诉他们该去找哪个部门解决问题。
但我不清楚相关部门在哪个楼层，刚要问工作人员，两位老人说他们知道在哪里。后来又多聊了一会儿，发现他们对政府大楼领导办公室分布情况比我还清楚。
有意思的是，他们一眼就看出我是从北京来的，是挂职干部。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老人说，别的领导他都见过，但看我面生，应该是新来的。
后来我把这事讲给其他县领导听，他们不以为意，表示早已习惯。但我对他们的这种淡然有点不习惯——领导们是不是有点过于自信了?
时间一天天过，群众一天天来，直到挂职结束，我开始理解大家的“不以为意”，开始慢慢习惯这种自信。
后来我意识到，政府大院不设院墙，是改进干部作风的一种自我加压。对贫困地区来说，机关干部尤其不能和群众有距离。不但不能有距离，还要深入群众，深入贫困村，深入贫困户。不设围墙，缩短的不只是物理上的距离，还有心理上的距离。
这可能是政府大院不设围墙的最重要原因。机关干部的自信，缘于越来越了解村民，越来越熟悉村民。机关干部待在机关的时间越来越少，下沉到乡村的时间越来越多，与村民面对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同样是面对村民，在政府大楼里和在村里，其实没什么区别。
不设围墙的第二个原因，是受自然条件所限，政府要给群众让出空间。
石阡县城位于一个狭长地带，两边是山，中间是河，河两边几乎没有纵深，只有两条街道宽。这从客观上造成整个县城缺少大面积平地，缺少让居民休闲娱乐的广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大院占用大量空地，势必会进一步影响居民生活休闲的空间。
201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可以说，在打开单位大院这个问题上，石阡作为贫困地区走在了前列。其实不只是石阡，铜仁市市委和市政府大楼前也没有围墙，楼前的平地都成为市民休闲的公共广场。铜仁市委大楼旁边还修建了一个篮球场，免费开放。
第三篇
恳求退出低保的大学生
不管是不是贫困户，人都要活得有尊严，这个孩子虽然出身贫苦，却拥有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这让驻村干部看到了帮扶工作的意义
视野和格局不同，贫困户的想法也就不同。有争当贫困户的，也有不想当贫困户的。我结束挂职前后，发生了一件事，让一线扶贫干部们很欣慰。
有一天，驻村包组干部收到一条信息，信息是一位大学生发来的。这个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有两个哥哥，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把她们三兄妹抚养大。
由于家庭贫困，两个哥哥很早就辍学，写信的孩子也几度面临失学，但最终坚持上了大学。在信息里，这个孩子跟包组干部说:“阿姨，我想了几天，我觉得我不能要那个低保钱。”
信息很长，其间夹杂着语法错误，但写得情真意切。“现在，我的尊严依然告诉我，我不能要低保……我要让我的母亲在一些人面前挺起腰杆。我不残疾，更不痴傻。我不需要拿国家最低保障过日子……”
这个孩子建议让自己退出低保。“请您说是我自愿放弃。把我的名字撤掉，给我妈妈那样的老人。我现在有时间就在外边兼职，生活费有大哥补贴一些。学费有国家助学贷款，去年和今年还有助学金。我自己能好好读完这个大学。感谢您!”
这条信息让奋战在一线的驻村干部很感动、也很振奋。不管是不是贫困户，人都要活得有尊严，这个孩子虽然出身贫苦，却拥有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这让驻村干部看到了帮扶工作的意义。
不过，包组干部并没有让这个孩子退出低保。包组干部回信解释:“低保问题是党和政府综合考量了你家的境况，经评议后确定，有严格的标准及程序，比较之下，应保尽保。这不是某个人或组织的施舍，体现的是党的惠民政策。这与‘尊严’无关，你不必纠结，更无须自卑……困难是暂时的，未来总让人向往。让我们共勉!”
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既保护了小姑娘的尊严，又维护了政策执行的严肃性。在村里开展工作，两者都很重要。有时，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就是在维护贫困户的尊严。
有次，县领导下乡调研，还没进村，就遇见农妇拦路。这位农妇看起来很不客气，说自己不再享受低保了，但低保名额决不能转给某某“享受”。如果不答应她，她就不让修路。
县领导一听很生气，低保名额不是某个人的，不是你想转让就转让的；你不“享受”低保了，也不让别人“享受”低保，更没有道理。
去年全县做精准识别查漏，县里主要领导担心乡镇干部作风不实，“十一”期间下乡随机抽查，有一天果真查到了问题。
有一户新盖了小洋楼，屋里家具都是实木的，房子装修也很好，还用实木吊了顶。看到眼前一幕，大家都感觉这户不像贫困户。县领导跟这户“贫困户”面对面对峙，对方坚持说自己符合资格。后来细查，果然属于识别不够精准。
最终，识别错误被及时纠正，但乡镇干部执行政策不严肃所造成的后续影响，恐怕需要一线扶贫干部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消弭。
贫困山区修路，需要投入比平原地区更大的成本。这条通往佛顶山深处的硬化路，就像悬挂在山体上，一望便知修建之难。田朝晖 摄
第四篇
这么难的路修了 别的难题还算啥
在我挂职期间，硬化路四处延伸，通村路、通组路、串户路……硬化路代表的不只是希望，还有脱贫的底气
近两年，我帮扶地区最大的变化是路。在我挂职期间，硬化路四处延伸，通村路、通组路、串户路，按照相关标准修建，像一个巨大的网，把贫困户和外边的世界连接起来。
初到贵州石阡的扶贫点，我印象最深的是狭窄的山路。还记得挂职前，多位领导叮嘱到了山区不要自己开车。到扶贫点后，我很快对这句叮嘱有了直观的认识。报到第三天，我和即将离开的同事沈乾坤到大坪村调研。大坪村位于佛顶山深处，属于深度贫困村(当时叫一类贫困村)，去村子的路有两条，那次我们走的是旧路。
路的一边是山体，另一边是陡坡。路很窄，有坡度，不时需要急转弯。坐在车里向前望去，时不时会感觉车要冲向天空。我有时后怕:如果对面走过来一头牛，我们的车根本来不及躲避，也没处躲避。这种山路，只有老司机敢走。如果是晚上，恐怕连老司机也不敢开。
后来下乡调研，发现很多村子都是这种路。有次到一个村子采访，车没开到目的地就停了，前方只能靠摩托车或步行通过。路的问题，增加了下乡的时间成本，也让我们对当地的基础条件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但路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我一边下乡，一边感受着变化。有次到大坪村所在的坪山乡调研，看到乡政府院子里贴着一张巨大的进度表，每个村子的通村路、通组路、串户路修建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硬化路一条条修起来，背后的艰辛超出想象。因为在山区修路不比平原地区，除了直接成本高，还经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难题，增加间接成本。
受限于地形，山里修路只能顺势而建，有时一根电线杆就能挡住一条路。有次参加脱贫调度会，有个乡镇干部就遇到了类似难题。经过协调，供电部门同意移动电线杆，问题看似解决了，但下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接踵而来:其他乡镇也遇到类似问题，粗略算了算账，因为修路而移动电线杆的资金投入需要几百万元，如果统筹全县所有乡镇，所需资金可能会更多。
资金的难题还好解决，有时修路的难题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一些钱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水泥紧缺。
扶贫点没有水泥厂，需要到外地购买水泥，但各地都在修路，都在搞“五改一维一化”，都需要大量的水泥，本地供应都不够，哪里有多余的水泥往外地卖。过去一吨水泥送到工地180元，现在250元都买不到。买不到水泥，很多路都完成了路基硬化，空置几个月铺不上水泥。
困难归困难，路还是要修，时不我待，要快速推进。以前人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凝结着无数一线扶贫干部汗水和智慧的硬化路，代表的不只是希望，还有脱贫的底气——连硬化路都能按时修通，其他难题也就不再是难题了。
种苞谷，收苞谷，晒苞谷，是贫困户年复一年的生活。 田朝晖 摄
第五篇
苞谷寄托着情感 他们要种就种吧
贫困户只做他们认为正确的、没有风险的事儿，只有等到产业做起来，他们的恐惧和茫然才会消失，他们才会参与进来
去年以来，很多贫困地区不再种苞谷，改种经济作物，一度引发舆论关注。现在舆论热度已退去，我想换个角度来说说这件事。
种与不种苞谷的背后，不是贫困户与帮扶干部的矛盾，也不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矛盾，是两代农民之间的代沟，不可调和，没道理可讲。感性的矛盾，用理性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
和帮扶干部交流，他们觉得农民不想改变现状，最主要原因是害怕风险。经济作物的前景很好，但他们不敢去尝试，怕万一失败，还不如种苞谷，至少到年底，还能用苞谷养两头猪过年。
这些分析有其道理，我一度深以为然，直到有次听到一个故事。
有个贫困户坚持种苞谷，不管帮扶干部怎么劝说、怎么帮他算账，他就是不听。白天不让种，他晚上偷偷种。后来帮扶干部想了一个主意，动员在外打工的孩子来劝说在家的老人。
这个办法并不特别，一线帮扶干部经常会用这方式来做农户工作，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在外地打工的孩子之所以跑出去打工，就是因为跟老人在理念上说不到一起。在种苞谷问题上，孩子和老人早就有过交锋，这次自然也说不动老人。
后来我下乡调研，有时会跟贫困户交流一下，发现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老人们对种苞谷的坚持，超越了对错，与收益无关。种苞谷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延续了几百年，这里边有他们的精神寄托。
老人们不会不知道种苞谷不划算，但他们不想种其他作物。苞谷里边有他们的人生、回忆，种苞谷是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如果苞谷突然消失，他们会无所适从，会觉得和熟悉的生活失去了联系，他们会茫然，会感觉被时代抛弃。
事实上，贫困户的恐惧、茫然，正是推进脱贫攻坚的阻力之一。很多村子做产业，都是村干部带头干，贫困户总是观望，不想参与。贫困户只做他们认为正确的、没有风险的事儿，只有等到产业做起来，他们的恐惧和茫然才会消失，他们才会参与进来。
归根到底，帮助贫困户脱贫，是用理性方式来实现感性目的。当理性方式不能解决感性问题时，帮扶干部不妨退一步。执着于种玉米的贫困户毕竟是少数，而帮扶方式也不止一种，让贫困户的内心多一点安全感，未必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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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易艳刚 | 责编：刘新华 | 校对：赵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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