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最配当大学校长的人已出局30年
2018/5/9 19:36:37 星火财经记者联盟
刘道玉，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他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距今整整30年。
最后一场公开演讲
2010年，当77岁的刘道玉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完毕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
77岁的刘道玉走在武汉大学校园里，仍然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与22年前相比，他的步伐迟缓了许多。他的右手在一次中风后无法写字，但这并不妨碍他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时期，著述不断：《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大学的名片》、《创造教育书系》(5册)以及大量的学术随笔，无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痛处。
不再是所有学生都认得他了。22年前，学生们称呼他“刘道”或“我们的刘道”。那是他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1981年至1988年间，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而这个有着外交官风度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学生们形容他说，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饭，而是去赶一个外事会议。
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改革派，甚至是激进派。即便今天看来，也没有一个校长比他做得更好。有学生记得，在开学第一天，校长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这些力排众议维护学生的立场，使得校长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与学生成为响遏行云的一道风景线。学生的求知欲和自我信念被点燃了，他们组成讨论会，在多学科前沿探讨问题。只要学生邀请，他一定参与讨论，这个被称为“快乐学院”的群体至今仍是刘道玉的骄傲。
一代学人的幸运
“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的目的是人类最高的理想：追求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大家都知道，‘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我记得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都是讲的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人类最高也是最美好的理想。”多年后，刘道玉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仍无半点动摇，这是他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出发点。
当年石破天惊的种种革新，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学分制主辅修制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转学制让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插班生制、贷学金制为学生的学习广开“方便法门”；取消政治辅导员职务，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则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
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现在是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他说：“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他撰文称：“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当48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时，刘道玉传奇人生的序幕刚刚拉开。而在此之前他的种种“功勋”，似乎都是为了他“平步青云”于这个位置做铺垫：留校任教后于1961年赴苏联留学，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成为“反修战士”典型；1977年被借调到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此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筹备会议中，他起了很大的策划和推动作用。刘常对学生讲：“你们虽然不能改变保守的教育制度，但是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设计者和实践者，路要靠自己走。”
在刘道玉的求学阶段，他一心想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家，诺贝尔是他的偶像。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为一名大学管理者之后，他享受到另外一种乐趣：“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8届近2万名当时的天之骄子。
从改革者到批判者
“不客气说，80年代任职大学校长的人当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刘道玉说到激动处，声音提高了许多，双手大幅摊开，碰到了茶几上的保温杯，又被他敏捷地接住。“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现在体会到了。我现在写东西思考问题，都是从心所欲。”
对于他1988年突遭罢免，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外界有很多说法。所有说法都集中于两个：一是他与教育部里不和，二是他与省里不和。
“不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在作怪。在刘道玉的少年时代，老师指出他的缺点是“个性强、自负、爱表现”。但刘道玉不认为这是缺点：个性强比没有个性要好，自负比自卑和自责要好，爱表现比不表现和无所作为要好。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刘道玉找到了“士”这种品格。“我记得王国维1927年6月2号早上，到别人家里借了两块钱，坐人力车到了昆明湖，穷到那个地步，后来自杀了。他的墓志铭我不全记得，但是有两句话：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市侩学者的区别，一个真正的追求美的学者和一个追求金钱的学者的区别。”
正是在这种品格的激励下，刘道玉未将大学校长当“官”来看，他也拒绝了去教育部当“京官”。但最后，学术逻辑还是输给了官场逻辑。他的学生们说：“我们是刘校长招进来的，但毕业证书上的校长却是另外的名字。”
官场逻辑的胜利，使刘道玉伤透了心。他拒绝了许多所大学出任校长的邀请，原因很简单，他还必然处在体制内的领导之下。这也是他人生认识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之前我还有愚忠的、作为工具的一面的话，之后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武大的蔡元培”猝然谢幕。这位从不以权谋私的校长既不是博导，也没有任何“自留地”。在缺少科研经费，没有人援手的情况下，刘道玉写出了振聋发聩的一系列深刻剖析高校教育的文章。“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而他更是用创造之理念重新书写大学之精神。
学生心中的大师
武汉大学不愧是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仙山琼楼绕上、玉树碧湖盘下。胡适当年赞道：“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至今，仍有学子自诩自己校园最美，而在参观武汉大学后噤声。
武大有三宝：樱花、老图书馆、刘道玉。没错，武大学子从来没忘记过他们的老校长刘道玉，在樱园咖啡厅，刘道玉的著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被摆放在显著位置。
如果说1981—1988年主政武大是刘道玉人生的第一个高峰，此后22年间，他在创造性教育和高校研究上，留下100多万字的著作，则是另一个高峰。
“刘道玉”在武大学子心目中是个传奇，每次演讲，听讲者数以千计。有时校方不批最好的会堂给用，但学生们自有学生们的办法，给看门的工人送烟递酒，遂放行。
刘道玉成为传奇，奇就奇在他始终与学生一个立场，赞成学生自治、实践唯才是举。他在书中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成才为出发点。”
2008年3月22日，他关闭了讲座。“鉴于身体、年龄，我不适合作大范围的讲座。”每次外出，老伴高伟都很担心，刘道玉举着手机说：“这就是老伴呼唤我的通话器。”
当他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完毕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讲到这个场景，刘道玉脸上的神色豪情万丈，露出开心的笑容。
一位听完讲座的学生在日记中说，得以近距离接触老校长，来武大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老校长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校长，直到今天，老校长翩翩的风度，敏锐的思维，远瞻的眼光，和蔼的态度，可敬的人格，武大历史上无出其右者。”
大学之魂是校长
时至今日，刘道玉仍能脱口而出至少200位学生的名字，他一直想把他的优秀学生作为创造性教育的案例来进行跟踪研究，这是他下一步的工作。他对教育的洞见，不避名贤，客观公正，他评论孔子：“孔子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也有很多先进的教育思想，但是他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理论。”他评论蔡元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理论体系。”
武大毕业的主持人窦文涛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那时候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这种影响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现为南方都市报视觉总监的王景春回忆说：“我经常去湖北美术学院听讲座，跨校也能算学分。”
作家野夫忘不了自己蒙冤在武汉坐牢的情形，老校长和同学李为去看他，监狱长得知是老校长来看学生时，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任其长谈。刘道玉当年受聂华苓搞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影响，率先搞起了作家班，与时任作协主席王蒙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的理念不谋而合。“野夫是作家班的学生，我很欣赏他的道德文章。”刘道玉谈起得意门生来时，仍是满脸动情。
刘道玉称：“大学之魂是创造。”他说：“我毕生研究创造教育，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无不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他将古往今来的人才观归结为五种：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创造审美型。在上世纪80年代，作家金马在自己所著的《生存智慧论》中引申和发挥了这一思想。
最让人感动的一幕是，当刘道玉每到一处讲座时，都有当年的学生，拿着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请他在校长一栏补签上大名。显然，官位与学位、权术与学术，在这种“待遇”上已有了分野。刘道玉，这位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大学校长“路石”的原型，“隐居”武大30年，但却从未对中国教育置身事外。
为了让读者对刘道玉的教育思想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我们特意选取了他在2011年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时给清华大学写的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满满是刘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思：
清华，你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还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再看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五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三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清华大学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国外去了。去年，清华大学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这句话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对比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就是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山头，要像那些世界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地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王国维先生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六十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做。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地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三年前在就职典礼上讲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致力于解决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
最后，我祝愿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获得圆满的成功!
一个老年教育工作者刘道玉 谨呈
201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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