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听李昌平的警世危言
2022/8/24 11:25:47 西坡原创

    

     文｜西坡

     李昌最近发文警告，如果乡镇政府财政连“保吃饭、保运转”都难了，乡村社会就难言底线了!

     这是一篇很值得重视的文章。

     李昌平先讲了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乡镇干部是怎么搞钱的。只要了解一店李昌平的经历，就会知道他对当时的基层治理状况是有发言权的。

    

     “头税轻、二费重、三派四罚无底洞”。这是农村当时流行的谚语。

     “人头税、猪头税、种树也交特产税”。稍微上点岁数的农村人，应该都会记得这些事。

     “能卖的和不能卖的，统统卖光，连学校和医院都卖”。那时候有些官员靠把医院学校都卖光，赢得了“改革标兵”的称誉。

     李昌平讲的另外一些故事，发生的时候更隐秘一些，但也在国情课的大纲之内。比如派出所为了搞钱，先让线人聚众赌博，再来一次一网打尽。在洗脚房等消费场所安插线人，抓嫖搞钱。

    

     为了引起人们对基层治理的关注，李昌平还不惜自曝家丑，讲了许多自己干过的丑事和坏事。比如：警车开道偷运种子，囤积居奇赚取暴利；执法收费不走正规渠道，想方设法“赚差额”；低价强征农民的地，储备起来，再高价卖出去。

     李昌平没有提到的一种基层搞钱方法，是计划生育，收社会抚养费。

     我们是一个喜欢“翻篇”的社会，一些恶事发生之后，不管施害者、受害者还是围观者都爱“向前看”，过去的荒唐与不公就黑不提白不提了。但恶事发生的逻辑前提如果不改变，到了条件再度成熟的时候，难免又发生一轮。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是鬼打墙的时候，十次百次在同一条河流里弄脏鞋子也不稀奇。有些地方还是很容易碰到鬼打墙的。“鉴往事，知来者”是人类避免鬼打墙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李昌平发出警告的用意所在。

     90年代，基层权力把搞钱放在第一位，为了搞钱无所不用其极。后来这些乱象是怎么消失的呢？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是一个关键节点。但更大的背景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工业化、城市化迈上新台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整个社会富裕起来了，这才为基层权力不与民争利创造了条件。其实不是不争，而是争得隐秘了，所以显得温和。

     于是有了李昌平说的：“乡镇政府吃饭和运转费用有了保障，乡村社会有了底线，社会风气好了很多。”

     李昌平担心，这两年经济增速减缓，地方财政出现困难，基层权力怕是又要故伎重演，不择手段去搞钱。基层权力一旦不择手段，老百姓就要遭殃，乡村社会的底线就要被突破。

     从功利或自保的角度，我建议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到大城市去，到经济发达的地方去。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并非没有蛀虫，而是蛋糕足够大，吃相相对讲究，一时半会啃噬不到普通人身边。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举家迁移的条件，小地方的人也要过日子。经济失速，大家的日子本来就都不好过，如果还要天天防着基层权力乱来，那真没法过了。

     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何况基层权力本来应该是为民众服务的，没有让民众日防夜防的道理。

     基于对国情的认识，李昌平的警世危言很有听取的必要。可是如何避免基层权力再次逾越底线，李昌平没有开出药方。可能也没人开得出立等可取的药方。

     加大财政转移的力度？且不说有没有足够的钱，即便有，花钱买基层权力不乱作为也不是正道。

     精兵简政、与民休息，才是正道。但这不该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才想到的应急之法，而应该一以贯之地实行。

     从根本上讲，法治才是约束权力的最可靠的笼子。我们担心基层权力轻易突破乡村社会的底线，是因为我们知道乡村社会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一个不能保卫自己的社会，是没有底线可言的。你的底线，只是别人暂时不屑占领的地盘而已。

     如果官强民弱的格局不改变，如果法治不彰，那么不光乡村社会，城市社会也是难言底线的。基层社会前些年的相对平稳，在很大程度上是花钱买来的。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

     所以说，基层治理的有序与无序，从表面看是经济与财政的问题，从深层看是法治与文明的问题。

     继续阅读

     死不死，是华为自己的事

     防止失联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西坡原创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