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主义者决定报复社会
2022/9/7 11:44:04 西坡原创
文｜西坡
前段时间，一口气读完鲁迅的《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之后，魏连殳这个人物便一直挂在心里。以前在作品里读到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人物，只会庆幸，现在却多了一份警惕，因为我已知道虚构的人物会钻到真实的人心里，借尸还魂，反客为主。你无意识的举动，可能就是在模仿以前读过的人物。
思想是危险的，它可以解放人，也可以奴役人。
魏连殳是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人物。魏连殳是村里唯一一个外出游学的学生，在村人眼里是一个怪人。套用今天的话语，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魏连殳受过教育，见过世面，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并想要自己推动点什么。但他没有成就什么事也，反而把自己搞得很惨。因为他有一个怪癖，喜欢亲近失意的人，而失意的人一发达他就失去这个朋友了。
年纪不小了，魏连殳还是单身，也无积蓄，“钱一到手就化完”。他租房子住，对房东家的孩子却是很好。他说“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他是把在社会上找寻不到的理想，全部加在了孩子身上，还未来得及变坏的孩子。
魏连殳就这样百无聊赖地活着，虽说没成什么事，日子还将就着过。但社会却不放过他，小报上有匿名人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因为他喜欢写文章，发议论，而“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
终于，魏连殳连工作都失去了。困顿之中，衣食都成了问题，所有人都疏远他，包括他一向善待的房东家孩子。
直到此时，魏连殳方承认自己人生的失败。他在一封信里说：“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后要活下去……”
这世上还有在意自己的人和自己在意的人，哪怕生活艰难，也不算失败。到了自己不想活而不得不活的时候，才是真失败。
但这封信并不是绝命书，魏连殳宣布了自己的失败后，接着便通报了自己的人生逆袭。他现在做了师长的顾问，每月薪水有现洋八十元。
发达之后，魏连殳像换了一个人。他学会了待人接物的世故，住处热闹了起来，觥筹交错，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作诗的作诗，打牌的打牌……简而言之，他变成世俗人眼里的成功人士。
然而没过多久，魏连殳就死了。
魏连殳死了两次，第一次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个人死掉的。第二次是作为一具行尸走肉，作为一个复仇工具死掉的。他用自己的发达，向社会复仇。
魏连殳并不以混得差为失败，只要还有一个人在意他的理想，他就还愿意继续做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但是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追求无耻的成功了。
“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最讽刺的是房东一家在魏连殳发迹前后的反差。
穷困潦倒的时候，魏连殳待他们特别友善，管房东叫“老太太”，对孩子“低声下气”，可房东一家看他很不顺眼。发达之后，魏连殳脸昂了起来，开始管房东叫“老家伙”，把别人送的东西扔到地上，说“老家伙，你吃去罢。”房东很高兴。孩子也喜欢跟他玩了，只要学狗叫，或者磕头，就给买东西。孩子也很高兴。
之前不记得被什么事触动，我发过一句感慨：在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环境里，你不欺负人，就会被当成好欺负的标志。
魏连殳用他的成功证明了两件事，一，他此前穷困潦倒并非谋生乏术，而是不屑于追求世俗的名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二，这是一个庸俗、肤浅、麻木的社会，你把人当人，他们看不起你；你把人不当人，他们却捧着你，围着你转。
可是魏连殳的复仇，终结是可悲的。他证明给谁看呢？如果说是给自己看，自己早就看清了世道人心，为何要多此一举？如果是给别人看，都是些自己瞧不上的人，跟他们有什么好说？他们何尝能感受到讽刺？
到最后，魏连殳复仇的对象只是他自己而已，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鲁迅翻译过一篇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是理想主义者向社会复仇的俄国版本。
一个大学生化名绥惠略夫，以工人身份到工厂组织罢工，而被当局逮捕判处死刑。从法庭押往监狱途中，他得以逃脱。他的付出与牺牲，没有得到群众和“不幸者们”的理解，他们反而帮助警察来追捕他。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向自己曾经想要拯救的弱者复仇，跑进戏院，举枪向观众射击。
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是有用意的，他在演讲中说：“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需要强调的是，鲁迅并不赞同绥惠略夫的疯狂，他说：“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都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
魏连殳和绥惠略夫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抉择，似乎颇能显示两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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