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百年前这番话，应该还能成立
2022/9/30 23:55:40 西坡原创
文｜西坡
“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翻鲁迅全集翻到这句，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觉得自己实在做了太多次忧天的杞人。
手里拿着什么型号的锤子，眼里就会盯着什么型号的钉子。文字工作者关心思想观念上的争论，就像农民关心天气、股民关心股市一样。以赛亚·伯林曾经引用过德国诗人海涅的一句话：“一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曾感到狂喜，既为这句话蕴含的哲理，更为自己正在参与观念领域的工作。
可是平静下来，不能不承认，思想这玩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的分量着实很低。中国人喜欢谈思想，谈的总是外围，要么用思想做标签划分阵营，要么用思想做装饰，点缀人生这篇大文章。不论是自古相传的儒释道，还是近代以来从东洋西洋输入的种种思潮，在大多数时候的大多数人那里，都是一锅大同小异的八宝粥。
中国人不容易上思想的当，思想反而容易上中国人的当。我们不太把思想当回事，或者说太不把思想当回事。所以轻易不要跟朋友讨论思想问题，哪怕你们相信的东西南辕北辙，但大家在骨子里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中国人也会为虚头巴脑的问题吵起来，但分歧的核心通常不在问题本身，而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不能就彼此的权力、位置、姿态、脸面达成一致。你相信什么都没关系，但你要懂社交礼仪。
在有的场合下，哪怕你是恐龙专家，而对方只看过《侏罗纪公园》，但也应该由对方给你上恐龙课，你懂也得装不懂。知道什么时候由谁来说话，是比所有学问更大的学问。有时候对方也会征询一下你这个恐龙专家的意见，这不等于说你就可以开始讲课了，你所能做的只能是利用你的专业知识去佐证对方的观点很深刻、很高明。
鲁迅是很不以“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为然的，他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鲁迅说这话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期，其意在于愤慨中国这片土地难于输入新主义。所以他又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意思是，中国人对于所有思想与主义都是绝缘体，怎么都点不燃。鲁迅知道这话说得太绝对了，所以加了防杠声明，说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个别舍生取义的人，但“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只能四舍五入，记一笔整数。“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
中国人不相信“思想主义”，相信什么呢？鲁迅说是“刀与火”：“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账簿，只有这一个模型。”
按我的理解，鲁迅的意思是，中国人不相信抽象的思想主义，只懂得趋利避害。中国人的理想全被刘邦和项羽说尽了。他俩看到秦始皇很阔气，于是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也”，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没人关心一种秩序是否正当，大家关心的都是谁能当那个威风凛凛的“大丈夫”。鲁迅说，这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服，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者。”
鲁迅说的“现在的人”，是指1919年的中国人。鲁迅的话说得很绝望，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说“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照我的推测，当时鲁迅对于“抬起头”还是颇有几分信心的。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对于“思想主义”的绝缘，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我们能做事后诸葛亮，已经知道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如果对“思想主义”太敏感、太认真、太上心，也未必是好事。我们不容易被“好思想”拯救，也不容易被“坏思想”荼毒，两相抵消，不知结果是正是负。很多时候，一种思想是好是坏，短时间、小范围内是看不清楚的。
但鲁迅一百年前的警告依然是有效的，我们不应该因为总能把各种思想搅成粥而感到自豪。稀里糊涂过日子，也是有代价的。群体状况如何改变，我不知道。对有思想或想要有思想的个体来讲，生活在对思想不敏感的群体里，有利有弊。
弊在于，你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志不同道不合的对手，你所遇到的大多数无志无道无可无不可的好人。缺少交流、切磋、论辩的机会，个人思想很难向精深之处发展。利在于，如果你有幸没有被煮成粥，而是发展出自己的思想，那么你很快就会进入无人之境，突破临界点之后，真正的障碍就微乎其微了。别人根本就不在乎你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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