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浩劫,每个凶手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2023/1/6 16:42:44 西坡原创

    

     文|西坡

     1946年,日本战败的第二年,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撰文《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分析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意识形态根源。在七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这篇文章展现出的思想力依然强韧、鲜活。

     丸山真男思考的起点是日本战后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我国发动了这么一场大战,却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发起了这场战争。大家都觉得是被什么东西鬼使神差,不由自主地举国卷入到战争的漩涡中去。”

     与“不由自主”的日本体制相比,地球另外一边的纳粹德国的领导层可以称得上“敢做敢当”。比如在1939年,希特勒曾就波兰问题作过以下赤裸裸的发言:

     “解决本问题需要勇气。通过让自己迎合既成形势以回避问题的解决,像这样的原则是不允许的。反过来我们应该叫形势适应自己。要做到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侵入外国或进攻外国领土。”

     德国人明确表示自己要侵略别人来“解决问题”,日本人则从来没有这么“坦荡”过,每个人不管权位多高,都在说着各种模棱两可的话,回避着所有责任。在另外一篇文章《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中,丸山真男引述东京审判中季南检察官的发言:

     “通过由元首相、阁僚、高级外交官、宣传家、陆军将军、元帅、海军提督及内大臣等组成的现存全部25名被告的答辩,我们听到了一个共同的声音,即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欲引起这场战争。同样,这历时14年从无间断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如侵入满洲、对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中任何一件都与上述情况相似。……”

     如此规模的一场浩劫,给多个国家、无数民众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到最后落得一个无人负责的局面。丸山真男认为,这与其说是具体当事人的无耻、下流,不如说有更深刻的原因。

     丸山真男将矛头直指明治维新以来的天皇体制,他对由上至下的整个日本社会进行了精神解剖。丸山真男以欧洲的近代国家为背景,来分析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

     经历了漫长的宗教战争之后,欧洲近代国家的典型特征是价值中立。国家对真理、道德的价值判断持中立立场,而将这些问题交给相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良心去做判断。但是日本的国家主义却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价值的终极来源与终极判官。

     通过将诸多实际问题上升为“国体”问题,日本的国家垄断了真善美的价值判断。日本社会的全部领域,都在国家秩序的统摄之下。私生活是没有合法性的,“私即恶”,私人的诉求天然是不正当的。当人们谈论私事的时候,总是无法摆脱某种程度的负疚感。

     那么,日本人是不是实现了去除私欲、天下为公的理想呢?当然不可能。私心、私欲并没有消失,也永远不会消失,而只是转移了。人们将私事跟国家意义绑定起来,以此摆脱内疚感的折磨。明明是个人发财的事,却说是为国家效力。

     每个人的私欲,只有打着“国家大义”的名号,才有表达和实现的机会。大家学会了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天皇的利益,谁反对自己的利益,谁就是反对天皇。所以表面上的“人人无私”,最后造成的却是公共利益被劫持与绑架,真正的“大义”反而处于无人看守的状态。整个国家沦为一艘无人驾驶的巨船,每个人都眼睁睁看着它撞向冰山。

     国家垄断真善美的结果便是,权力与正义随意调转。本来国家应该是为了实现大义而行动,但因为国家掌握着最终的解释权,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在实现大义的过程中,不管做什么,都是正确的、正义的。正义与“以正义为名”,便被混淆成了一回事。

     丸山真男在此处的分析十分精妙:日本帝国本身便是“真善美的极致”,本质上不可能从恶,所以,任何暴虐的行径、任何背信弃义的行为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因为国家是全能而至善的,而每个个体都是被动的执行者,所以每个人都被免除了良心的负担。这是一种集体选择的良心外包。所以在理论上,偌大个日本社会,只有天皇一个人是有行动能力的责任主体。

     国家能力与权限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消失。国家被溶解了。这是许多人预料之外的事情,却是逻辑推演的必然。

     我们可以继续推导:在价值中立的现代国家,国家的能力有限,国家的义务也有限,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一定的权利和责任。一条明确的公私边界,既为私人生活确立了屏障,从长远来讲也保证了国家能力的有序施展。

     根据对日本社会精神结构的分析,丸山真男提出了对日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的独特解释。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转嫁压抑”。在一个缺乏主体意识的社会,每个人不是按照原则行事,不是按照良心约束自己,而是只听任上一级的摆布。没人可以一直被欺负而心如止水,解决办法是,每个人去欺负自己下面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压迫的,也没有一个不压迫别人的”(福泽谕吉语),整个体系由此来保持平衡。

     日本士兵在国内属于最卑贱的阶层,但是一旦奔赴战场,成为“皇军”,便与天皇所象征的绝对价值建立了联系,处于一种无比优越的地位。他们在国内长期承受的压抑,到了异国他乡,便终于获得了释放的机会。

     这不是对日军责任的推卸。我们由此可以深刻地认识到,日军当年犯下的罪行,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行为,而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长期畸形运转所酿就的。

     日本当年的教训也警示世人,扭曲的现代化是一柄多么凶险的武器,害人害己,遗患无穷。丸山真男在战败的灰烬上写道:“只有在以极端国家主义为一切基础的国体丧失了其绝对性的今天,国民才可能真正成为自由的主体。”一片苦心,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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