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峰:坚守人民立场就是坚持深入生活
2022/3/2 星星诗刊

     新时代诗观察

    

     编者按:

     2021年10月,中国作协党组在《求是》发表重要文章《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时代文学”的理论命题,引发了文艺界广泛讨论,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时代意义。为此,本刊特开此专辑,从新时代诗歌精神与现实坐标、大时代呼唤大诗歌、新时代汉语诗歌的挑战与机遇来回应“新时代文学”理论命题,以飨读者。

     ——本刊编辑部

    

     完善新时代诗歌精神与现实坐标

     赵卫峰

     随着“新时代”作为一个时间前提与现实命题,中国诗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机遇与挑战同在的新时期。广大诗人沿着传统诗歌文化的古道持续言志、咏言、抒情,肩负起历史的使命,热情饱满见证担当,求真向善弘扬正气,诗歌创作与诗学建设的新境界得到不断开拓。求新求变,是文学及诗歌进步的必然规律。2021年《求是》杂志第20期刊发署名文章《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指出并号召,新时代文学在新的征程上,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勇于担当作为,以人民立场彰显文学力量、以文化自信铸就精神根基,要以创新创造建设文化强国、以使命担当推动文学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强大精神力量。显然,自觉定位,求新求变,是诗歌也是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本身的厚望和要求,在推进诗歌文化发展、促进时代精品涌现的新征途中,深化认识,主动有为,更是诗人立于时代前沿的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不断刷新历史与现实定位

    

     诗歌不论是创作,还是被阅读,它始终是一个自动置于特定历史语境并互为参照的过程。从内部看,诗歌文本的字词句段是对历史文化与诗歌传统的再生式映现;从外部看,诗歌则是对现实时空的纪录与艺术构想。在“新时代”这一巨大坐标中,诗人们可以深入地自我认识,琢磨不以物喜不以己忧之境,亦可宏观辩证总是处在变化中的“世界”,当我们谈及历史方位,其实也正是自觉地将自我摆放在一种比较的、客观的现时与现实环境。

     在每个历史转折期,诗歌都会发出鼓舞人心的声响,在当前,诗歌更是起着“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作用。新世纪进入到第二个十年以来,“抗疫”“扶贫”“建党百年”等诸多关键词与特殊时段引领和激发了若干现实题材的诗歌创作,多种多样的诗作涌现于写作、阅读、评论、出版和传播的各个链条,充分体现了诗歌关于时代环境的热情响应、及时呼应与现实感应。

     积极实践的过程是诗歌文化自我校正和写作者内省的过程。也是关于诗歌写作与现实的关系的再辨识。具有探索特性的诗歌无论如何创意试验,大众喜闻乐见的现实主义倾向及表达始终保持强大的基础作用力;任一诗歌潮流的出现,本身就是时代环境所致,是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真实”结果,是历史的客观实在的自然与必然的诉求。个体情感也属于社会的现实情感,现实生活与发生对于诗人的写作是不可规避的赠予。在近年来的相关写作中,无论是重大题材还是日常性审美,均能看到很多诗人着力于思与诗的有机结合,与20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相比,具有更多丰富和复杂性,即现实环境、思考与艺术思维都得到了近一步的平衡,这就让传统现实主义想像朝着“真实”更近。

     诗歌写作与现实关系的调谐,也是个体精神与时政环境的交融。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朦胧诗”和“第三代”等诗派的诗风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阶段性、策略性反拨不同,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诗人已然清楚,个人与时代环境、社会经验、群体记忆及大众的传播密不可分,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中国故事”,每个人也都是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个体,“在构成真正诗人的必要条件之中,一定非包括有现代性不可。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他自己时代的儿子。”(别林斯基)在如火如荼的新时代现场,把握好历史方位更能增强诗人对“自我”历史主体位置的站位,处理好“自我”在新时代现实里的内在秩序。

     随着传播环境的加速改善,各种诗歌观念倾向与实践百花齐放、多元共生,但由于写作者各自的经验及价值判断、审美选择的不同,一些作品存在情理失衡、滥情、矫情甚至于虚情表达;多诗少思,有想无思,重情感而难有思想的面貌,甚至出现金玉其外实则空壳等现象。换言之,部分诗歌作品在愉情悦心的同时,对诗歌至上至远的深层审美造成了损害,如有些诗歌就只是像诗歌,有些诗歌只是文字分行,有些诗歌假大虚空,这些不良畸形的状态,表明其作品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仍然肤浅,作者欠缺深度思考和定位。

     对历史方位的精神判断与再认定,与对现实的再发现与再理解是同一的,也表明传统诗歌文化的持续与可持续性,所谓承前才能启后。好的诗歌或说经典诗歌通常来自“比较”,倡导和践行“推陈出新”,这是对文化遗产、诗歌传统的精神再识与重启。对西方优秀文化“中国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观念已是当下共识,或说是西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扬弃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着国人的精神方向、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始终鲜活的意识形态,是一代代国人的精神之乡,让传统优秀文化持续稳定地葆有新的生命力与时代内涵,形成新动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关键环节,需要诗歌与诗人在尊重与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更深刻、更艺术地展示出现实生活的多元多样,书写更有价值有效的精彩篇章。

     坚守人民立场就是坚持深入生活

    

     诗歌由谁而写,为谁而写,这是诗人下笔的前提,其实也是诗人对现实与真实的尊敬与保证。诚然,诗歌文体的特质使之更多地彰显个人性及自我感,而个体本属于群体或整体、大众或“人民”。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社会学范畴,一个诗人只要写作,他就起着精神和价值的引导,他本身也就是“人民”的一员。“人民”这个貌似复杂的概念从来就是丰富而实在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正视和重视“人民是文学创作表现的、接受和评判主体”也就是认识自己,认识“我”之外的“人”和“环境”。认识的过程,是融入时代、置身社会与生活的人生辩证过程,自然也包含着对真善美的验证与寄托,对明是辨非、批判悲悯与道义的承担。“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中国古典诗歌文化也正是一条从源于生活、来自群众的“现实”之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元曲,从中清晰可见社会环境变迁、大众日常生活状态,可谓如诗如画。“诗歌是生活的表现,或说是生活本身”(别林斯基)。上世纪初期“新诗”的产生,亦可以视为是一种主动面对“接受的大多数”的因果。近年来,中国诗歌在绘制小康图景、走进防疫战场、深入脱贫攻坚现场,在凝望、感受和观照日常生活与歌颂大好河山的旅途中,“不断萃取新主题、获取新形式”,为“构筑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肩负起对世道人心和社会历史的使命担当,推动民族、国家、社会发展进步”奉献了可观可喜的成绩,牢记“国之大者”,反映新时代、传递正能量、具有新气象的精品力作层出不穷。

     诗歌的立场,是有价值的、审美的立场体现,更意味着诗意视野与诗性胸怀的拓展。随着传播环境日益成熟,诗歌文化呈现前所未有的普及,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当下,每个人都并非独立的存在,有为的诗人需要在“同时代”“共同体”“共享”等前提下力辟蹊径,确立与众不同的艺术感受力。这种自我确立,亦能使写作的主体在诗歌文化普及与诗意泛化中得以保证,更能让诗歌文化的本性和精神在雅俗共赏的融通中保持独立的、非功利的立场而不失真。

    

     诗歌文化的普及与诗意泛化本身也是国家进步、社会发展和生活提质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更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文学呈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的使命之一,同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提出明确的“路线图”,这给诗歌文化建设的内容、题材和观念诉求仍有更大更深广的空间。坚持人民立场,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真实与现实的立场,立足于大众的生存与生活、矛盾与问题,想大众之所想。“文学是人民的意识,它像镜子一般反映人民的精神生活”(别林斯基),我们已经看到,明智的诗歌写作者正从容地在路上。

     也须注意的是,当今诗歌现场仍然泥沙俱下,也存在以虚无态度对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对现时发生进行扭曲甚至歪曲的表达,或打着“主旋律”幌子假意浮夸,粗制滥造,欠缺思想和艺术性。从一些主题写作来看,人云亦云的复写及千篇一律的模式驱除了诗歌对人、有效观察与深层思考,类似文本外表“美好”,实则少筋骨无温度,丧失对大众的真心关注和关怀,降低了诗歌与“我”之外的“人”与“环境”的可能的联系。“人民立场”从来都不是虚词,时代环境、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始终都是古今中外佳作经典的必要背景与支撑。好的文学与诗歌作品,无不深刻地反映着时代气息、社会变迁和生活与人的精神风貌。深入到人民中去,深入到生活中,求真务实彰显美好,是新时代诗人的中心方向也是责任担当。

     增强文化自信不断推陈出新

    

     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汇成的中国文学长河,绵延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古典诗词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母本”,自古至今,始终是一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进轨道,也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情感价值共同体,更是中华民族深厚丰富的精神土壤。百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始终积极探索着传统与现代、守正与创新的共生关系,不断尝试诗歌独特的美学包孕功能和文化适应性。

     文化自信对于诗歌来说,并不是指脱离现实的无创新的“返古”和因循守旧式的“复古”,更非要诗歌与诗人规避现实大潮。相反,它的内在要求是借鉴而非自封自大,是参照和重在创新,是要诗歌与诗人科学地进行进历史定位,与时俱进。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形式与传播“短平快”的诗歌也在主动应对;在精神需求多元、诗歌观念及书写多样和阅读接受与传播环境的变化中,诗人要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自信心。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风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诗歌与诗人自信,历久弥新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更是诗歌与诗人自信的源泉根基与进步基因,始终起着“承前启后”的杠杆作用。换言之,文化自信来自创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实践征程。

     比如,以当代诗歌最常见持久的广义“乡土”向度为例,不难看到传统文化精华之“道”一直以各种形态不断注入现代性躯体,并有效地促进着与新时代诗歌家园意识、乡土意味及乡愁情感的更新。关于“道”的思与诗在中国久矣,它像血脉,维护保障着诗歌水土的传统性或说中国特色。从先秦两汉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到晋唐的“文以贯道”,再到宋明时代的文人学者的递进思考,即便其内涵及倾向各有差别,中心思想却是同一且延续的,即致良知担当意识、独立精神、自由人格、济世致用等,回望历史之阶,正是因了一代代先哲文豪、学者志士、骚人墨客在人间正道上持续思索和坚持“铁肩担道义,妙手写文章”的实践,言志立言立身,每个时代都不乏正义、正气、正能量之创举与壮举,中华文化传统也因此而得到更新。相对而言,作为中国“新诗”壮硕部分的“乡土诗歌”创作最能体现“文以载道”思想,甚至可以说二者相辅相成。“乡土”或如“乡愁”“家国”等共识性概念在全球化、全国化、工商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如今,指涉范围当然更加广泛,而细观之,在各类主题、各种题材的诗歌文化呈现里,“文以载道”始终是中心思想。

     时代之所谓新,或新时代之新,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与诗歌之生成流变,都是建立在既有基础之上的,当“现实”的共识与共享得到确定,“历史”则被赋予新的“梦想”和“想像”。因此,“文化自信”包括并落实于具体的写作本身,诗人必须有继往开来的自信、创新自学和主动性,在时代现场、人民立场等诸前提环境中,如何秉持人文精神,明智求真,自我突破,让创作的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特色俱佳,成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力作精品,这是新时代赋予诗歌的新任务。对于诗人自身而言,则是对其文化素质、知识积累、精神境界和想象力、审美力、语言能力,以及“大众化”与“个人化”写作中的平衡力等方面的新考验和新要求,是时代与诗人始终存在双向选择。时代之所谓新,或新时代之新,表明地方、环境、生命、生活、人性、情感、理想等要素处在自然的变化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及精神财富“镜子”式的参照功能也自然而然呈现其有无,但呈现优美之际也透露问题,这就提醒新一代诗歌写作者在历史与现时之间需要不断观察、觉悟,促进自我完善,科学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不断推动新时代诗歌的新发展。

     作者简介丨赵卫峰,白族,70后,诗人,诗评家,居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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