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心学，都堪为信仰，到底为什么被当做糟粕所摒弃？
2014/4/11 王阳明心学
法治、心学，都堪为信仰，到底为什么被当做糟粕所摒弃？
闲翻《明朝那些事儿》时，在徐阶的篇章里，意外发现了王守仁的心学理论。发现自己的部分价值观和徐阶篇章的心学理论很接近， 。
儒家的心学和理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或对立面是对待“人欲”和“天理”的关系。
人欲：人的欲望(字面上理解)。其实也就这意思，也可以说：个人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天理：天(自然)的道理。冥冥中注定要遵守的行为准则。
理学的初创者为北宋的周敦颐，而发扬光大者是程颢、程颐两兄弟以及南宋的朱熹。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并提出「
去人欲，存天理」，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主张由南宋的朱熹所祖循，并称为「程朱之学」。
宋明理学，最著名的道学家当推朱熹，而最具代表性的道学观念是他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朱熹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有万理，这个「理」就是「太极」、「天理」。它在政治、伦理上的表现，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及「仁、义、礼、智、信」等「三纲五常」。
其思想、理论最为后世统治者所提倡。宋明道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特色，的实际主导作用，其一，“律人不律己。”其二，“律下不律上”。
(封建皇帝、官僚、地主，现代的官僚、资本家)
“存天理，灭人欲”
心学的态度是：人欲即天理，在一定范围内，满足大部分人的正常需求就是天理。
去年到台湾公干，恰好碰上民进党 “去蒋化 ”之高潮。蒋公 “中正纪念堂”被正名了，门前牌坊的牌匾 “大中至正 ”四字也被拆了。一般理解， “大中至正 ”包含了蒋介石先生的名讳。但是，这四个字的出处，乃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王守仁先生。
然而，当今许多青年人，却不知王守仁先生为何人也？其实，他另有一个名字，叫王阳明，大名鼎鼎。“大中至正”，则源自王阳明当年弟子所撰的师生论学答问《传习录》。该书有此说法:“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 ‘大中至正 ’之归矣。”可见，这四个字，显然是无辜的。但是，台湾当局的某些人士，也是能睁眼瞎编的，其“*”说，“大中 ”和“至正 ”是二位昏庸皇帝的年号，“大中 ”是唐宣宗的年号，“至正 ”是元朝亡末代皇帝元顺帝的年号，如此解释，足见其无知的程度。至于*先生更绝，他说，“大中至正 ”是清朝太监李莲英坟前的对联用词，联想之丰富，让人无话可说。
关于王阳明，明史有传，即《王守仁传》。在明史诸列传之中，《王守仁传》的篇幅是较长的，亦可见其历史地位。该传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这也是我见过的、最能准确评判王守仁生平的文字。其实，有关王阳明先生的各类记载和评价，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但是，这段文字，或许是最好的，故转摘如下: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 ”云。
读毕《王守仁传》，对王守仁先生应有基本了解。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亦有说法称其祖籍为浙江上虞)，生于 1472年，卒于 1528年。
他早年因被权臣刘瑾排挤，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任一个小小的驿丞。其间，他曾居住于阳明洞，潜心悟学，自称“
阳明子”，世称王阳明，并创立了阳明学派，亦称 “心学 ”。其门生后学遍天下，如王艮、徐爱、方献夫、黄绾、王畿、聂豹、罗洪先、何心隐、李贽等人，也影响了明中后期、清代、民国乃至现代的许多人。王阳明学术及历史地位之崇高，似乎是令人惊讶的。比如，有一个说法，中国有三个人可以称为圣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也有人说，中国历史之中，文人用兵当以三人为最，一是王阳明，一是清代的曾国藩，一是当代的毛泽东。明史曾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且不论这些说法是否准确，但能与孔子、曾国藩、毛泽东等人相提并论，至少说明了王阳明先生声名高隆的历史地位。
然而，有一件事，我曾经疑惑不解。王阳明死后数百年，影响巨大、世人敬仰，一直是后人推崇备至的伟大历史人物。从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到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国学大师胡适、再到早年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以及毛泽东，他们对王阳明先生，均十分敬佩。比如，梁启超先生便著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陈独秀也写下《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文，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因受“知行合一 ”学说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先生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著有《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等文。另据王元化先生的说法，早年毛泽东的很多思想本来就同王阳明比较接近。他年轻时曾服膺王阳明，或许同他早年师从杨昌济先生有关，“求是”的思想，原本典出王阳明。可是，1949年建国以后，王阳明的光环，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或许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知王守仁为何人、王阳明有何思想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从天上摔到地上，原因何在？其一、王阳明思想的唯心主义色彩。王阳明自创阳明学派，虽说曾有反对者，但大抵都是在学术范围内的讨论。比如，《王守仁传》就说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也有权臣(包括后来的名相张居正先生)，将阳明学说当做 “邪说 ”，也只是说说而已。然而，建国之后，阳明学说被界定为主观唯心主议的学说，完全纳入了政治范畴，这就注定了该学说最终被无情批判的地位。
所谓的唯心主义问题，一直是半个世纪来批判王阳明的主要理论依据。
过去，我们一直以所谓的阶级分析观点，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立场，以唯心和唯物的标准，划分历史人物和思想。这种方式，其实是简单化的做法。凡是唯物的都是好的，凡是唯心的都是坏的，因此，像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尽管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却也一巴掌被打倒了。我对哲学，虽说存有敬畏之心，却向来没有兴趣，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在《传习录》中的一些话，我是读过的，深受启发。
比如，“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明便是天理”等等，都是做人的大道理，又何错之有呢？可悲的是，在那些年代，我们的头脑里，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所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历史总是对文化人(尤其是文化巨人)开玩笑，一种残酷的政治玩笑，只是这种玩笑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其二，王阳明曾经*农*动。因此，王阳明一直被认为是“刽子手”。读《王守仁传》，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的军事才能，除了平息宁王叛乱之外，他的军事斗争的对象都是造反的农民或者边民。建国以来，我们的历史评价之中，也有一条简单的划分原则，凡是“农民革命”，都是好的，凡是*民农运动的，都是坏的，这显然也是一个误区。其过分拔高了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也影响了一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包括后来的曾国藩。有专家说，这是历史研究的荒谬，同时也造成了荒谬历史的产儿，此言极是。于是，我们看到，当年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也杀人如麻，但他们是农民革命者，其罪过也一笔勾销了，但是，王阳明杀人(战争总要死人)，却被记下深深的一笔。尽管，他是奉命平乱，却被定性为阶段的属性和人格污点。其实，据史料记载，王阳明在处理农民暴动问题的时候，还是十分注重策略的，尽量不杀或者少杀，并努力解决善后问题，仍是他的一贯主张。比如，他解决广西少数民族之乱，便未曾动一兵一卒，也没有杀过一人。这一点，亦是无可争辩的。人的功绩，是存乎民众之中的。我们可以去打听历史，王阳明的口碑，历来不错。
其三，蒋介石大力推崇王阳明。我们知道，蒋介石一直被定性为“人民公敌”。这个人，居然一生推崇王阳明，因此，王阳明也就注定没有好的名声了。这也符合“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基本价值判断。按当时的推测，蒋介石崇拜王阳明，就是要学习王阳明*农民革命的手段和方法，并消灭所谓的“*”；他到台湾后更加专注学习王阳明理论，其根本目的也是“*”。显然，这种理论推测，也是可笑的。
蒋公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字介石，后改名中正。蒋公改名，是否与王阳明有关，不太清楚。但是，蒋先生一生崇拜王阳明，却是历史事实。说起来，蒋介石的家乡奉化，与王阳明先生的家乡，乃一山之隔，即四明山。今天，我们从奉化驱车去余姚，即可从四明山翻山而过，两个小时车程而已。
近年来，《蒋介石日记》解密，学者纷纷关注。从蒋公日记看，他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始，已非常推崇王阳明先生，尤其是对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深为敬佩，并提出了他自己的“力学”主张。1949年，蒋介石兵败逃往台湾，不知何故，他对王阳明的研究愈发痴迷。有一件事，流传甚广，是说他改台北草山为阳明山的故事。比较可信的版本，仍是蒋介石当年侍卫赵秉钰先生的回忆。蒋介石原先住高雄寿山，不久转到台北草山，住草山宾馆。据说，蒋介石初上草山之时，曾问身边人，此山叫什么山，身边人说叫草山，蒋介石当即不悦。其实，他是很喜欢草山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像他的家乡奉化。他唯一不满的是草山这个名字，“草山”，似有“落草为寇”之嫌。于是，他决定将草山改名阳明山，并亲书“阳明山”三个大字。
他的用意是清楚的，立志仿照当年王守仁先生贬谪贵州龙场的阳明洞悟道之举，期待东山再起。
蒋介石不仅自己研究王阳明哲学思想，还叮嘱两个人要多看王阳明的书。一个人是软禁多年的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书信之中，曾要求张学良多多研读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多看他的书，这一点，张学良先生后来亦有所论及。张学良先生毕其后半生，始终都在研究王阳明，他的研究成果、心得笔记，以及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的研究和野史之类的搜集，颇为丰富。这些弥足珍贵的财产，张学良后来都捐给了台湾东海大学的图书馆。另一个人就是蒋经国。比如，1968年4月15日，蒋经国59岁生日之际，蒋介石从日月潭寓所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有意思，特摘录片断如下:经儿:明日为你五十晋九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处相祝，时用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下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无极之说近似也。今观正中书局印行之本首，有重编宋元学案导言，共为15则，约25页，如能先将此阅读研考，则宋代以来之儒学系统，可得其大概。此乃为研究中国文化来源之不可缺者也。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基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所谓“先玄乎其大者”也。吾国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
此封信参见于《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读完这封家信，只要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不会从中看出任何“*”的意思来。
如此等等，王阳明被人批判、然后被人遗忘，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了。
500年前龙场悟道
今天的中国还需要王阳明
新加坡的教育当局，当年在传播儒学教育的时候，首先定的就是孔子，孔子之后有四个人：孟子、荀子、朱子(朱熹)，最后一位就是王阳明。
王阳明，本名叫王守仁，后来因为他在阳明洞悟道，所以他自称是阳明。所以现在人们更熟悉的是叫他王阳明。台北有阳明山，就是蒋介石把草山改成阳明山的，可见蒋介石当时非常推崇王阳明的。
王阳明为什么在东亚影响这么大？但是在他的祖国长期受到了冷落？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差。
因为蒋介石当年到了台北，原来是到了草山，他非常不喜欢草山。草山的风景非常好，据说有点像他的老家浙江奉化的景色。蒋介石是很会看风水的，他不喜欢这个名字，“草”，落草为冦啊，当时蒋介石从大陆到了这个台湾，对于草山当然很不以为然，所以他把它改成阳明山。现在台湾没有人不知道阳明山的。
从这个地名的改动你就知道了，王阳明的学说对蒋介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蒋介石之前，中国近代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曾国藩，也是对王阳明的学说身体力行的。
福田参拜孔子 重建与中国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知道日本为什么能够从一个30几万平方公里的、长期受到中国文化恩惠的小国，率先在亚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然一方面它曾经侵略过中国。但是日本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近福田首相访问中国，特地到山东的曲阜去参拜了孔子，也可以看出来日本的这些精英们正在想从文化方面，重新跟中国建立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而且共同的价值观念，很重要的就是王阳明的学说。
王阳明的学说，从明朝的中期开始，就传入日本了。到了十九世纪的中期开始，在日本，佐藤一斋，是当时一个日本很有名的哲学家，他就开班授徒，广泛的向学生讲述王阳明之学，怎么样“知行合一”，怎么样“致良知”……那么对当时日本知识精英的影响非常大。佐藤一斋有一个学生叫做吉田松阴，当时也是像他的老师一样，到处开班收徒，讲授王阳明“阳明之学”。
首相伊藤博文vs教务长严复
在佐藤松阴的学生当中，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也就是首相。他和我们中国的严复，在英国的格林威治海军学校，是前后同期的同学，严复比他还要早。但是严复回到中国以后，只做了北洋学堂的一个总教习，只不过是一个教务长而已，虽然他的英文非常好，他的海军知识也非常好。可是这个伊藤博文回到日本之后，一方面有阳明之学，一方面有英国学来的海军知识，成为了日本的第一任的内阁总理大臣。后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的爱国志士刺杀而死，这是另外的这个问题了。
总之，在日本，日本大家公认的就是“阳明之学”。“阳明之学”对于当时日本决心改革变法的志士仁人来说，是思想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可惜的是，这样的一个武器，在我们中国，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后来的革命，还是都看不到。
现在我们讲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讲和谐社会、人跟自然的关系、社会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哲学家们都认为，王阳明很早就已经触及了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再次要重复杜维明先生说的：“五百年来在东亚，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
当代中国人的信仰危机
所以，我们今天看《王学之魂》，或者是《王学之路》。我觉得，今天社会正在迅速进步、迅速发展，但是人们普遍有思想上的危机、信仰上的危机。
其实你当然可以去向外国的宗教那里，去寻求一些仙丹灵药。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看看我们自己的老祖宗、祖先，特别是像王阳明这样的，明朝、或者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是怎么样来解决人格自尊的问题、知行合一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良知的问题，他认为人都有良知，人人可以成为圣人，这就是一个修养的问题。像这样一种修养的问题，我觉得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当中，稍微碰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也曾经讲过所谓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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