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市场｜秦晖：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
2015/7/15 王阳明心学
最近我们的书界盛传：有一本风靡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吗？马克思当年抨击的那种资本主义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从中国到美国全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搞的计划经济或者马克思朦胧想象的那些东西。“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既有国有也有私有，既讲社会平等也讲利益竞争”现在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现实。
“既有”、“也有”的两种东西比例大小是个问题，但并非主要的，也未必能成为区分的标志。中国国有经济雇员比例比美国高，但不如奥地利，然而中国与美、奥的区别显然比美奥间的区别大得太多。另一个例子是“福利”，据说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美国则是低福利的。但中国的福利就不是高低的问题，我曾指出它是一种“负福利”。
既然你说现在世界上已没有纯社会主义，也没有纯资本主义，大家都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又说实际上体制的区别还是在拉开，这不矛盾吗？为什么会拉开呢？
两种相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谈“A类型”
我们讲政府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为政府服务，这种“社会主义A”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它的政府并不整天这么标榜——用得着吗？公仆服务不好，主人就把你解雇了。你不但得服务，而且只要主人要求，你还得“服务最大化”(高福利)。
在这种A类型中，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长不找市场找”(注意：不是“不找市长找市场”，是限制“市长”找百姓弄权，不是限制百姓找“市长”问责)。你政府的权力要受到限制，不能有无限政府，你的权力不仅是我们授予的，而且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边界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包括契约的自由、市场行为的自由。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公民加大对政府的问责，而“市场经济”意味着公民对政府权力严格的限制，权力无限的政府就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
有人说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是“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只搞分配，不搞生产，其实倒也未必。不管是最早开始掌权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还是英国工党，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中这种模式曾经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实本来都是想搞“生产社会主义”的。但不是他们不想搞，而是后来发现很难，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搞生产型国有制，的确相当难，难就难在民主条件下搞“红色血汗工厂”不太可能。东欧也有这个问题，东德刚刚建立没几年就发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运动，提出的主张就是“反对红色血汗工厂”，既然搞社会主义，怎么能允许血汗工厂比资本家都搞得厉害？
瑞典社会民主党掌权以后，是国有化了一批企业，之后发现经营很困难，民主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往往工会就很强大，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者也不可能像我们国企干部那样——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升官。民主国家政府官员，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靠“科举”(专业考核)。没有“厂长受上面赏识就可以提部长”这种升迁渠道。既没有升迁激励，又没有资本积累激励，所以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是非常难解决的。东欧国家剧变初期之所以急于处理国有企业，主要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主化以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变得更厉害。讲得简单点，既然民主化了，厂长就不能只讨好上面，而要讨好工人，工厂又不是他厂长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一起吃国家，国家受得了吗？包括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企业，后来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从生产社会主义角度讲，有一个时期很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国工党，有人说它比瑞典社会民主党“右”，其实那是在政治上英国人更加温和，“告别革命”比瑞典人更彻底，但在经济上要讲国有化，工党却比瑞典人更热衷。当然有些国家的社会党，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英国工党还积极，经济国有化一度比英国的比重还要大。但是后来到1970年代，就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很难办。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谓的马哈拉纳比斯社会主义，就是“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不是学瑞典)”。
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业内部，变成企业民主化、“工会治厂”，资本积累激励和政治升迁激励都没有了以后，搞国有企业的确是难度很大。结果印度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时，也向市场经济转轨了——比中国晚了十多年。总之，要么是专制国家的国有企业我不说好不好吧，至少还可以正常经营，要么是民主国家的民营经济经营得也不错。
这样，“社会主义A”的国营企业经营困难，逐渐就主要转向“社会主义分配”了。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当然有人说不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叫“社会市场经济”，我觉得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讲得简单点就是国家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都存在，个人意志个人利益和公共意志公共利益都对经济行为有重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能力很强，而政府的权力被民众限制得也很严；前者体现“社会主义”，后者体现“市场经济”。
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以及A与B两种类型的全球互动：积重难返的畸形互补
但是，还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姑且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吧，那虽然也有两种调节，但是两种调节的逻辑都恰恰与A相反：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老百姓不能限制它。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可以推卸责任，老百姓不能对其进行公共服务问责。前者使自由市场无法存在(或者没有市场，或者只有垄断和特权充斥的“市场”)；后者使福利国家无法存在——给你一点福利你必须感恩戴德，不给你也不准要求。老百姓被告知“不找市长找市场”，“市长”却可以随意找老百姓横征暴敛。总之，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经济”，在这种B类型中都意味着人民要“为政府服务”——尽管它经常标榜的是相反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类型A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责任越来越大，而权力越来越小。相反类型B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而责任越来越小。
这样一来，这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和B的差别，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换言之，不是“趋同”，而是“趋异”了。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混合经济”，但是这个混合经济有两种不同类型，用我的话说：有些国家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甚至“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是只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而另一些国家，政府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力，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民众却要它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责任”——所谓福利国家的分配，追求社会平等到这种程度，以致如果按照以前的某种教条，似乎不太像是“社会主义”，但却更像是“共产主义”：福利国家这种分配形式是“按需分配”的，不是“按劳分配”，福利保障不是奖励劳动模范。所谓福利就是满足穷人的需求，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的人的需求。如果按那种公式，“按需分配”的福利国家实际不就是要求国家承担“共产主义的责任”吗？
皮凯蒂vs沃勒斯坦：南北差距缩小而西方内部分化加大？
曾有中国的书评说皮凯蒂也批判“南北不平等”，笔者一度信以为真，等到读完此书后才发现评论者似乎是想当然，或许根本没看原书。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皮凯蒂对全球化会在总体上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一点是完全承认并且还颇为强调的。与沃勒斯坦等人不同，他把抨击经济不平等的主要矛头又重新指向了西方内部。在这点上，他倒是“回到了马克思”。自19世纪末到1970年代由于经济繁荣和福利国家的成就使人们对平等产生了乐观预期，他这本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了许多数据，证明这种乐观预期已经破灭。他指出198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贫富差距又在拉大。有人对他的这些数据提出质疑。但是我想部分数据或许可疑，但他关于西方当代贫富差距重新凸显的总体判断符合一般人的直感，学界也不是他首先提出，这个判断应该还是实在的。
皮凯蒂实际上要解释的是当代全球化发展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造成的不平等扩大。这一点上他确实比沃勒斯坦这些人敏感。其实，所谓“全球化过程中穷国和富国之间扩大的不平等”恐怕并不存在，可能只存在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两类国家的差距在拉开。但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完全不等于原来的穷国和富国。加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达国家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
比如国外左派特别强调最近几十年拉美的衰落，好像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公平。其实拉美的衰败，衰败最典型的国家并不是“穷国越来越穷”的问题，而是“富国变穷”的问题。海地原来就非常穷，现在同样，可以说它很失败，但也难说越来越穷。而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原来怎么能叫“穷国”？委内瑞拉还可以说是靠石油，“富”而不“发达”，但“拉美衰败”最典型的是阿根廷。而阿根廷是拉美几乎唯一的纯白人国家、“纯西方型”社会，它根本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曾是一个不但富而且很发达的国家，其现代化基本与欧美同步，比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它的前宗主国西班牙都要富得多。但庇隆夫妇时代它就开始衰败了。而“庇隆主义”的经济主张与希特勒差不多，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后来军政府时代基本上也是这样。阿根廷在20世纪初人均收入曾在世界排第七，超过德国、法国、加拿大与荷兰，后来垮成这个样子，那是富国变成了穷国(说是穷国有点夸张，但说从世界最富的几个国家之一衰落成“中上收入国家”是没问题的)，可见全球化未必就有利于富国。
另一方面，这几十年来穷国变得更穷的情况也有，但不能说是全球趋势，而且有的也与全球化无关。比如朝鲜显然更穷了，但她加入全球化了吗？她不恰恰是因为闭关锁国窝里横而变穷的吗？更不用说全球化也造成不少穷国变富了，中国不就是吗？中国不是加入全球化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吗？谁能说她变得更穷了？印度的绝对水平比中国低，但发展速度也仅次于中国，比所有发达国家都快得多。仅凭中国、印度这么大的体量，这两个国家能由穷变富——至少走出了过去的极度贫穷，那怎么还能说总体上全球化导致穷国更穷？
但皮凯蒂讲的一个现象是有的，尤其是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重新扩大。皮凯蒂主要使用“%-倍数”指标(即顶端的n%人群占有总收入的多少，为底端n%人群的若干倍)，其他学者则使用别的指标如基尼系数，但结论往往类似，即不平等加强了。而这恰恰与本文前面讲的AB两种类型国家在仅限于经济维度的现行全球化格局中的畸形互动，有着密切关系。一个基本状况是：AB两种类型国家共享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A类型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向B类型国家——这些国家特别具有依靠专政机制压低要素成本来招商引资的“低人权优势”，A类型国家的资本可以流入那里搞血汗工厂，形成大量廉价商品再向A类型国家市场进行覆盖，这个覆盖就对A类型国家原有产业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从经济总量讲，这对双方似乎都不是坏事，甚至都是好事。B类型国家由于这种互动出现了GDP的高增长(国土内生产的增长)，而A类型国家GDP增长率并不高，但GNP(国民财富的增值)也由于这种互动而明显提高。
在这波全球化的20多年中，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就业率下降。就业率下降当然会导致对福利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失业的多了，要增加政府的再分配。但另一方面资本外流却导致税基的减少，使福利供给能力又受到压抑。全球化的一个规则也加剧了这种现象：这就是“避免双重征税”规则。A类型国家的资本跑到B类型国家，在这些国家办血汗工厂，赚取超额利润，但却减少了本国的就业机会，同时“避免双重征税”又规避了本国的赋税，税基减少和福利需求增加造成严重分配失衡。如果干脆把公司注册地也迁来，这些外国老板也入籍中国变成中国人，这个企业变成中国企业，倒也罢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关心中国的公民权和产权保障，关心中国政治体制。可是他们把资本的“祖国”照样留在西方，一方面享受民主国家的人权保障和资产保障，却不承担那里的纳税责任；另一方面作为西方资本家他不用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却可以在中国办厂获取超额利润。这样两头都讨巧，的确是造成发达国家原有利益平衡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提高的重要原因。
西方的左派与中国的“左派”：皮凯蒂的问题误置
遗憾的是，与前述欧美、东亚、西班牙、南非(1970～1990年代)等多数情形不同，中国(与1970年前南非类似)的情况却显得十分“特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恰恰在“双顺差-高增长”最典型的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快上升，不平等的状况在加剧，甚至比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西方还更甚!这是什么道理呢？在西方，上述加剧从逻辑上是很容易解释的，无论从市场经济(要素博弈之均衡条件改变)的逻辑，还是从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的角度都很容易解释。但是在中国这就很难解释：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比所谓资本主义的西方更贫富悬殊、基尼系数更高？而从“市场经济”的逻辑讲，既然与西方相反，全球化过程在你这里是减少了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怎么你的劳动者谈判地位还是那么弱，甚至比西方弱得多？
这只能说是“经济以外”的原因了：因为B类型国家的政治体制导致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被人为地压低，劳动获得的回报是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近年来在“民工荒”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按：这无疑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市场均衡变动)的情况下，中国很多地方为展开“招商引资”竞争，动用政府力量“帮企业解决用工短缺问题”，“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行政化”，“招工指标层层下派”，甚至用纳税人的钱重奖招工中介。尤其是借助教育行政化体制，通过教育主管部门迫使职校技校学生扩大进厂“实习”规模，“实习”期根据企业订单来安排，以满足企业“弹性化的用工需求”，“实习”工资畸低，且与学生所学专业“经常毫无关系”，但不“实习”就不准毕业，迫使大量学生把“本应用来学习的时间和体力消耗在一条条流水线上”。2010年受“跳楼事件”困扰的富士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摆脱了困境，而且避免了“人力成本”的“过度上升”。据调查当年暑期就有10万在校学生被派到深圳富士康“实习”，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达到整个厂区员工的六分之一，而向重庆富士康派遣实习工的职技校达119家，太原、武汉富士康也是类似情况。在体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惊人竞争力的建筑业，低工资自不待言，“年底结算”更是体制认可的“中国特色”，时至2013年，不给农民工按月发工资仍是普遍现象，全国工地按月支薪的比例只有19.9%，北京最低，只有5.5%，因为北京政府工程多，而拖欠工程款的“时常是政府项目”。只要年底给钱就不算欠薪，就这样，“未经讨薪”即能拿到钱的比例也仅46.6%，而12%的工人年底仍没拿到一分钱。这种规则不仅等于强制农民工承担利息损失，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他们在年内选择离开的权利。
在集体谈判权方面，中国过去工会、商会都是完全官办的摆设，实际就是政府说了算，没有任何谈判。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商会的多元化已经颇有进展，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民间商会，尤其是外商、港台商的商会完全是自主的。但自主工会则完全没有，官办工会“上层姓‘官’，中下层有的姓‘官’有的姓‘资’，但唯独不姓‘劳’”。为“招商引资”，劳资纠纷中官府与官办工会对工人往往比资方更强硬，多次发生资方愿意让步而官方却执意弹压工人的新闻，1990年代“下岗”大潮中官方电视频繁播放“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的“公益歌曲”，堪称彻底否定工人谈判权的奇葩之举。在西方，关于工会的作用，尤其是过于强势的集体谈判权对个体契约自由的妨碍历来争论很多，但是只许有商会、不许有工会则是谁都不会赞成的。
显然，政府动用权力为“招商引资”不择手段加上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严重扭曲了资本-劳动的市场均衡机制。本来，即便没有福利国家和强大工会这类“社会主义”因素，仅凭市场均衡条件，我国劳动者也应该有更大的利益博弈空间和要价的能力，但是“经济以外”的条件使其不能实现，至少不能充分实现。1970年前的南非和当代中国，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我觉得在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当左派是要反全球化的，在中国真当左派，则是应该赞成全球化，但同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全球化造成的要素供求格局变化理应对中国劳动阶层、弱势阶层带来的那些好处能够真正得到实现，进而促使B类型转变为A类型，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能增加效率和公平。
防止什么“卷土重来”？——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面临“低人权优势”的挑战
实际上，皮凯蒂出现的背景就是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面临的严重困境。而这场论战基本上还是以往“自由市场vs福利国家”长期争论的延续。偏向自由市场的“右派”大多批评皮凯蒂，而偏向“福利国家”的“左派”大多支持皮凯蒂。也可以说，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内部的论战，皮凯蒂一方要求更多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如今这A类型越来越少“社会主义”(越来越不平等)表示抗议，认为19世纪的“野蛮资本主义”正在卷土重来。而反对他的一方则要求更多的“市场经济”成分——至少反对减少此种成分，同时作为事实判断，他们认为现实中A类型的“社会主义”成分并未减少，对未来的“库兹涅茨乐观”也并未破灭，为此他们对皮凯蒂的数据提出很多质疑。
在我看来，反驳者在数据上挑刺纵有成就，但没法从总体上推翻人们(不仅是皮凯蒂)的印象，即：30年来西方内部不平等在增加，库兹涅茨曲线带来的关于平等的乐观预期发生了逆转。然而，皮凯蒂就此事实展开的解释并不成功。问题在于：双方实际上都在A类型内部谈问题(皮凯蒂号称论及从古至今，其实是把从古至今都看成“资本主义”，他并没有真正的历史眼光)，延续着19世纪以来的左右之争。
然而，今天我们很可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即本文前面所言的：高度全球化时代A、B两类型互动可能造成的恶性后果。它不可能通过西方内部的左右之争来理解，更不可能按上述左或右甚或左右“之间”的思路来解决。皮凯蒂担心19世纪“巴尔扎克式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他的反对者试图解除这种担心并恢复库兹涅茨式的乐观。笔者并不认同皮凯蒂的解释，但却可能比他更悲观。在依托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后，再回到19世纪的“纯资本主义”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A、B两类型互动的前景却不好断言。在自由竞争市场和民主福利国家双方的支持者展开又一场大论战之际，他们是否想到一种概率也许不大、但却是明显存在的可能：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被一种既缺少自由也缺少福利的体制所击败，卷土重来的是一种比“19世纪资本主义”还要糟糕(无论对他们的左派还是右派而言)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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