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大哥楚庄】风涛雷雨后 清赏慰晚霞
2016/4/10 王阳明心学
1986年5月1日，父子在中南海游览，左起：楚泽涵，楚图南，楚庄。
风涛雷雨后 清赏慰晚霞
——怀念大哥楚庄
作者：楚泽涵 供稿：楚 亮
楚庄先生一生果敢磊落，殚精竭力，大爱无私，为国为民，一心奉献。身虽复归自然，精神不灭不朽，同日月齐辉。楚泽涵先生寄哀思于文字，朴实之中更显伟大，缅怀之中更显悲感，惋惜之中更显珍贵。以书此文，供楚家成员及众多世人品读与缅怀。南京邮电大学 楚亮
楚庄比我年长11岁，阅历和识见都长于我，我和弟弟妹妹都称他“大哥”。
童年——饱经忧患，流离颠沛
大哥1928年4月1日出生在当时属吉林省管辖的哈尔滨，统治吉林和东北的奉系军阀，腐败内乱，因此面对对这片丰饶土地垂涎三尺的日本军国主义，应对失矩，屡屡丧权辱国，正是“风雨如晦”的时节。父亲希望哈尔滨、吉林，东北及中国都能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给他起名：“吉清”；按照楚家辈分属“泽”字辈，他在族谱上的名字是楚泽清。
1930年秋，父亲在哈尔滨女中任教，一个学期未满，就因在伊通和吉林发生的“吉林五中共党学潮案”，被定为是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指使者被捕，械押到吉林，被军阀当局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的主张”处以九年另十一个月的重刑。此时，才两岁半，牙牙学语的吉清，父亲被关押，生母杨静芬又离家出走，艰难自不待言。后来由于父亲请董秋斯1、陈翔鹤2等朋友帮助，联系到父亲的云南同乡和在北京求学时相知的赵济3，将大哥送到上海，在赵济家抚养照顾，应该说，赵济夫妇对老同志和旧友的幼子还是很看顾的(赵济1994年12月，在昆明病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楚庄曾专门致电云南有关方面，送了花圈，称“赵济世伯”，落款自称“世侄楚庄”——这是后话)。
1934年6月，溥仪在东北登基做了伪满洲国皇帝，实行大赦，父亲趁此机会出狱，旋即到了上海，看望了赵济，并了解到其政治倾向，认为再由赵济照顾大哥吉清不妥。与此同时，父亲又接到共产党组织的通知，让他准备去苏联学习，这样，大哥在1935年前后被送到父亲的另外一位同乡、在北京求学时的朋友陈小航(后来用罗稷南4做笔名，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及其夫人倪琳(我后来知道，这两口子都是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秘密工作人员)。当时，倪琳在上海徐家汇“红十字义务小学”任教，年已7岁的大哥也就在这所小学求学。
父亲就是因为要安排大哥，比同行去莫斯科的另外两位学生晚了一个去海参崴的航次，并因联系人被捕，父亲失去了去莫斯科的机会。1937年1月，父亲和我的生母彭淑端在上海结缡，父亲当时在暨南大学任教，在上海劳尔东路颐德坊租了一套很小的房子，并把大哥接来，这样大哥才结束了寄人篱下的日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了家的感觉。
可惜，这年七月七日，全国抗战爆发，八月十三日，淞沪会战开始，十一月上海失陷，十二月，父亲、母亲带着大哥和出生不满百日的幼姐乘船取道香港和越南的海防和河内，半个月后总算回到大后方的昆明——这时，南京已经失陷。
少年——有心报国，歧路波折
回到大后方，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昆明，但是国家处在民族危亡的时期，国难家忧给每一个家庭都带来困惑和灾难。先是我母亲的头生女儿(取名吉明，与异母的哥哥吉清相呼应)不满周岁就夭折，父母丧女之痛，可谓刻骨铭心。1938年9月，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到1940年，日本飞机再次轰炸昆明时，炸弹片直落我家住房屋顶，为此，我祖父曾先后移居通海和安宁。1939年5月，我出生在昆明，父亲在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任教，还要忙于云南文艺界的抗日救亡的工作，还要写作、翻译——既是工作，也是谋生；要照顾祖父和祖父的继妻，要关照异母所出的几位弟弟，还要照顾我们母子，以及战时疏散到昆明的我妈妈的妹妹彭慧5一家和其他亲戚朋友尤其是当年一起在东北共过事的朋友。教学工作艰巨，家口之累繁巨，亲朋故旧的患难年之交又义不容辞。我们后来问起过父亲：那是怎么走过来的？父亲淡淡的说，大家不是都这么过来的嘛。也许，那时年富力强，而且父亲从来处事乐观进取，这些给大哥，也给我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这时，大哥在昆明上小学，他从小的经历：出生在冰天雪地和满山遍野有大豆高粱的白山黑水；见过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到过算是外国的安南海防……。尤其是从小接触的都是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志向的文化人；而且从小就离开父母生活，有相当强烈自立意识，在当时还算蔽塞的昆明的小学校里，表现出极强的学习和生活能力和独立意识，他的有关青少年抗日救亡的习作，不仅发表在学校的壁报上。1937年11月1日，在武汉出版的《时调》诗歌半月刊刊登了大哥在上海抗战爆发后写的诗作：《东北是我们的(儿童诗)》署名为“楚吉清(八岁)”，诗中发出了从小在东北出生的的儿童的呐喊：
“东北是我们的，
我们要报仇收回失地!打倒民族的仇敌!“
有位父亲的朋辈晚年给我讲起过他当年亲历过参加小学校“恳亲会“的经历(他的孩子和大哥同学)：在学校的礼堂里，大幕拉开，台上站着一个身穿童子军衬衫和短裤的八、九岁的儿童，上前一步，随即朗声高唱：
轰!轰!轰!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不怕你关山千万丛!
……
这就是我的大哥，从小有民族忧患意识的早慧早熟的大哥!
随即，大哥真的来了一齣“轰!轰!轰!”——时在1941年3月，大哥串联了父亲的两个异母弟弟，楚存南和楚文南，投考了设在湖南的一所军校，那时，大哥已经小学毕业，将近13周岁，两个叔叔比他略大。据父亲后来回忆，当时事情头绪太多，对他关注不够，也认为他比较懂事，对此事前毫无察觉，等到发现，大哥和两个叔叔出走的决心和准备已经全部就绪，而且出言口气是：“好男儿，当兵去!”，而且言明以父亲十四岁离开家，独自出来闯荡为榜样，完全不容商量，父母极端无奈只得送他们出远门。
没有料到的是，进了这所军校后所受的是“国家至上，领袖至上”，“服从是军人天职”的国民党党化教育。从小接受民主思想惯了的大哥那受得了这个，于是以各种机会在学校里捣乱，反抗教官，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因为不守校规和反抗教官，曾被关禁闭十余天：关在一间只有几个平方米的水泥地板的小房间里，没有寝具，每天只有粗粝的伙食，看守还经常向室内泼冷水，室内冷而湿，大哥从此留下了膝关节炎的病根。
父亲知道这些情况后，当然着急，千方百计找到昔日的朋友，在国民党军事当局任职的朱静涛6等，将其叔侄以处罚和退学的名义赶出学校，此期间，幼叔叔楚文南因水土不服，情绪低沉竟病逝于湖南!
到1943年的4月，即大哥和两个叔叔出走后两年，一个叔叔楚存南回到昆明，从此再不离开家乡，而大哥不改投军报国的志向，考进在四川灌县的“空军幼年学校”——据说这是由宋美龄关注的学校，收纳了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人员的子弟，学校的待遇和教育水平都和美国的养成教育接轨，大哥在这里的近三年生活和学习还是不错的，可惜，两年后，体检不合格，被淘汰!
后来，进解放区，审查历史，自己写到进过国民党的军事学校，其学员和教官绝大多数都失去联系；在空军幼年学校的同学中，解放后留在大陆的仅记得一个叫李沛玉的——是著名的国民党人李济深的儿子。——大哥的这一段“不怕关山万千丛”的“轰!轰!轰!”留下了后来审查历史的缺憾，直到他去世后，有关单位写的生平，均无记录!
青年——风生云起，风云突变
大哥离开空军幼年学校后，曾在重庆求学，1946年夏季，昆明发生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涉及此事的父亲在昆明的美国领事馆短期避难后到了上海。随即父亲把大哥招到上海，告诉他：到北方求学去，而且要寻找机会到“山那边去”(指解放区，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山那边哟，好地方”，因此“山那边”成为解放区的代名词)并对这一旅途所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各种可以提供帮助的朋友都做了安排。还特别嘱咐大哥：到了“那边”，按惯例，为保护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家人的安全，要改个名字，并为其改名叫楚庄，告诫大哥，要懂得“庄重自强”。
此后，大哥北上到了北平，1946年9月考进北大的“先修班”——即北大的预科，同时还积极寻找机会进入解放区。通过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当时是由设在景山东街北大工学院院内的“觉民图书馆”介绍，从张家口进入晋察冀解放区，被安排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实际上是为以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文教建设培养和储备人才。1947年底，晋察冀的解放军攻克石门，城市改名为石家庄，大哥随军队和华北联大进入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城市——石家庄，并被安排到石家庄市第一中学任教师，随着解放大军南征的捷报频传，大哥先后任石家庄师范学校教师，副教导主任；1953年，又担任石家庄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导主任、副校长；还有河北省青联委员，石家庄市青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应该说，这是大哥一生中，工作最顺心，最努力，也最有成效的时期，尤其是在工农速成中学任职期间，他满怀激情的投入对老解放区来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比较顺利的学习完规定的文化课程，走上各种工作岗位。当时，大哥不过二十四、五岁，阅历丰富，能说会讲，性格又开朗活泼，各种文艺活动也能来两下子，报纸和全国性的文学刊物还时不时发表点作品，学生很尊敬这位楚老师，同志们也很佩服这位年轻有为的同行。
这时，大哥的生活也是幸运的，1949年7月结婚，大嫂原名叫王世纲，早年带着弟弟一起到昆明投奔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哥哥王志诚。这姐弟和哥哥后来都是父亲在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的学生，并参加进步活动，逢年节，他们兄妹弟三人都来我父母住处，大家一起包饺子，王世纲当年还帮我妈妈抱过我的弟弟、妹妹，后来当了我嫂子，真是缘分(后来，我对大哥说过一句笑话：我认识大嫂可比你早!)。抗战胜利，西南联大等北方学生复员回到北平，这兄妹弟也到了北平，先后参加共产党和青年团，王世纲则是和大哥在北大先修班时认识，从同学成了同志和伴侣，后来一起去了晋察冀解放区，同时在华北联大学习，一起进石家庄，分配在石家庄广播电台工作，进解放区时，改名董平。
大哥虽然在1948年8月就参加新民主义青年团，还担任过学校团组织的总支委员，但是，由于少年时期参加过国民党军事学校的历史问题没有找到证明人，没有解决加入共产党的问题。除此之外，大哥这时的工作、生活和学习，都是风风火火，风生云起。
“好事”有到头的时候，风云突变发生在1957年!——因为少年时期历史有一段没有证明人，党籍问题没有解决，1957年受命担任以中小学教师为主要工作对象的民进石家庄市筹委会副主任和秘书长。大哥和既往一样，对组织安排的工作都满腔热情的投入，积极出谋划策，跑前跑后的工作。不料，暑假前，全国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哥在石家庄首当其冲，被列为石家庄的前几号右派分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楚庄是石家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伟大胜利”……
这一年的5月，父亲受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去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到7月31日才回到北京，这才听说大哥在石家庄“出了事情”。回到北京后，当然焦虑，但是又无人可问，也无人施与援手。这年我高中毕业，大学招生考试结束，在家等待开学。父亲在回到北京后第二天一早，嘱咐我去北京图书馆，让我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查阅五月份以来所有石家庄的报纸，看看当地报纸究竟是怎么说的，大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当即去了当时在北海公园西岸的北京图书馆，看了一整天的报纸，看明白了大哥的主要“右派罪行”：第一是“招兵买马积极发展民进组织”妄图进北京“当资产阶级党派的中央领导人”。主要的罪行事实是：有人对楚庄说，你现在参加民进的工作，将来也许有机会去北京啦!楚庄说：“嗨，等北京的那些老的死光了，说不定才轮得到我去北京的民主党派里，混一名二流党棍。”——这本是在一种朋友间闲聊时的一句玩笑话。结果被认定为，“结合楚庄在石家庄积极发展和扩大民进组织，进北京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不想，一语成谶，大哥后来确实进了北京，也确实到了民进中央，依然是在规规矩矩做事，未成狼子，更无野心!
大哥的另外一条罪名是“看不起，敌视工农干部”。具体的事实是：石家庄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宿舍前的空地上，钉了几个木桩，并拉上铅丝为方便学生晾晒衣服被褥，这本来是很正常和普通的事情，不料想，拉铅丝的地方没有选好，离电线杆子太近，说来也巧，一次刮风，电线被吹断，搭在铅丝上，一个学员去晾晒刚洗好的床单，被电击死亡。死了学员(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由单位选送，都称学员)，是大事故，当然要开会，追查责任，最后认定是工农干部出身的正印校长(分管后勤、总务)对晾晒衣物的地方选址不当。这事，本来与大哥无关，在最后的学校领导层的会议上，大哥说了一句，大意是，晾晒衣服，也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嘛，怎么选在电线杆子底下，“这点常识都不懂!”这就是看不起工农干部，对待领导阶级的态度问题啦!
这样，大哥被定为“极右分子”，降了多少级，撵出了学校，勉强保留了公职吗，在开够了批判会，“斗倒斗臭”以后，发配到石家庄附近的光禄山铁矿，推小车，拉矿石，参加大炼钢铁，接受批判和改造。
当时遇到这样的事情，父亲当然很伤心，知道自己的孩子自幼投身革命，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谁都没有办法!
中年——乌云漫天，岁月蹉跎
1959年年底，周恩来总理一次到石家庄，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对当地领导人，随意说了一句，大意是楚图南是个老同志，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还把儿子送进解放区，现在，你们把他打成右派……。大约是有了这句话，大哥被从矿山野外召回城市，安排进石家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离开了高强度体力劳动和低伙食标准的艰苦改造，实际上是一种照顾，学了近两年，又被安排到石家庄市图书馆，担任馆员。1962年初，春节前，被宣布：因认罪服从改造，摘去右派帽子。这年寒假，我衔父命去石家庄看望已经五年没有到北京看望父母的大哥。没有想到，就五年时间，大哥从原来洋溢青春风采的帅小伙，变成头发花白，略显佝偻的小老头!其实，大哥还不到三十五岁!对我的茫然，大哥却很淡定，只说了一句：“这年头，一家五口，能活过来就不错”。——这是他一贯的乐观，还是无奈？
问起工作，他说，一个城市的图书馆，清水衙门，能有多少事？同事多数是有点关系，进来混日子呗。在这里总算还有碗饭吃，慢慢看，争取以后再做点事情吧。问及近日做啥？他说，这不，马上春节了，图书馆要开联欢会，让大家热闹热闹，分配我给联欢会出灯谜呐。接着，他说，图书馆里同事们的历史地理知识很差，藉出灯谜给大家补补历史地理知识吧。接着，给我说了几条：“牛头点灯，打一地名：好望角”；“举头望明月，打一地名：仰光”；“兄弟数人，我最小，打一非洲国名：多哥“；“建都许昌，打《水浒》一人名：魏定国”——这里有大哥杜撰的，也有引用的——这就是我大哥，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忘教师本色，保留幽默。
此后，父母决定，把大哥的长子楚建(刚满十岁)接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弟弟泽洋那时也就十七八岁，说是叔叔，其实就是个大哥哥。这样孩子身上能够少些阴影，而且也减轻了大哥和大嫂的负担。——就是这件事情，1964~1965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叫喊中，父亲所在的对外文委，有两位女将写信状告父亲“包庇右派”，父母认为，赡养子女后人，天经地义，拒不检查，更不理睬!楚建一直在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学习，直到1969年秋，被撵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为止。
整个1960年代，运动不断，到了持续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更是有组织的混乱，有领导的疯狂。大哥这个“老右“不时还会出现在批斗台上，原来积极揪出大右派楚庄的某些领导，现在成了“包庇右派分子楚庄的走资派”，是“极右分子楚庄在党内的代言人”。在那个时期，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用，所以只能像伟大领袖教导的那样：“装死躺下”。——这一躺，就又是十年!
晚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被恭敬的请进历史的垃圾堆，大哥也迎来了重新投入工作的历史机遇：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重新回到教师队伍，后来又被安排进石家庄市政府，再后，则到北京，进了民进中央，做民主党派的领导工作。大哥这时好像又回到青年时期，忙着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讲话，写文章。这期间做过一些事情，例如，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拆迁改建成商业区潮流中，他多次提案，坚持保留了新华书店。但是所花的精力多在迎来送往，时而还有国内外出访，所到处，坐主席台，讲话，鼓掌，喝酒，干杯!祝这个、那个健康，行礼如仪。
我和大哥也有过争论，例如我对长江三峡工程有过保留意见，甚至提出；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记名投票，大哥当时虽然赞成三峡工程，但是也认为我的意见合理，希望把我的文章发表在他负责的《民主》期刊上，我当时以瓜田李下避嫌，没有同意(文章后来发表在《科技导报》上)。
大哥晚年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位置退休后，以书画自怡，收藏有多幅名人作品，后来都捐给了民进。
父亲在世时，对我说过对，1957年，把大哥打成右派是不公道的，错不在大哥!但是，要为这个国家做事情，就要会保护好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后人应该有些领悟和教训!
大哥的天资禀赋、阅历和判断能力都强于我，可惜的是，他一生最好的年华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二十多年被耽误了!
大哥辞世前，自愿将遗体捐医学院解剖研究，并辞谢各种礼仪。送别之日，北京小雪，我作为弟弟有挽词曰：“雨雪漫天，漫天雪雨；桃李春风，遍地春风”——大哥本质上，还是书生，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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