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为何对阳明学推崇备至
2017/4/10 王阳明心学
近年来，阳明学有点“热”。套用李零先生的一篇文章《传统为什么这样红》的标题，我们似乎也可问“阳明学为什么这样红”。不过，他的一个说法，即所谓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国粹都是国渣”，招来了网络上众多网友的骂声，对此我们倒也不必较真。
但是，“国将不国”这个说法，显然是有所指的，是特指上世纪初晚清及民国初年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回想一下那个时期，中国的确正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社会危机，所以说在近代中国，“启蒙”和“救亡”压倒一切，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李零并没有说错。不过，我从这个说法中却联想到日本，也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也有一段时期出现了“阳明学热”的现象，这是否与当时日本正处在“国将不国”的特殊时期有关呢？
大家都知道，日本在19世纪末发生的明治维新运动，是由一批所谓“倒幕志士”揭开序幕的，在这批人当中，涌现出许多阳明学的信徒，比如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然而，这些人很难说是阳明学者，只不过是阳明学的狂热崇拜者。从历史上看，明治维新的时代就是“国将不国”的典型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出现了许多阳明信徒，是否可以表明阳明学在当时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呢？换种说法，每当一个社会由于受内忧外患之逼迫，即将发生重大转型之际，便会有一种激进的思想学说扮演某种“革命理论”的角色。明治维新的一批志士就发现阳明学可以作为革命武器。
我想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进一步帮助这一点。例如创刊于甲午战争次年的1896年的《阳明学》(吉本襄主编)在1898年的一篇文章《王学从此勃兴》中，归结阳明学为何勃然兴起的原因时，指出一是由于王学有一种“鼓舞精神”、“奋起士气”的能量，这一点大概是指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说；一是由于王学在思想方法上提倡“以心法为主脑，以直截为方法”，这一点大概是指阳明学的致良知。这些都是内在的原因。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明治维新前夜的幕末日本已经陷入“纲纪弛废”、“百弊萌起”的困境，而世界时势则正在发生“兵戈惨烈”的现象，也就是说已陷入一片混乱的“国将不国”的境地，故而阳明学才得以重新现世。
已故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当代日本新儒家之一的冈田武彦在《日本人与阳明学》一文中曾经说过：
从直斋到中斋所蓄积的阳明学精神，在明治维新前后吐万丈之气。……日本之阳明学，最了不起之处，即是贡献于开国与明治维新。这个时期，虽不出伟大的理论家，但如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之开国，西乡南洲和伊藤博文之远大政策，均大有功于日本，此即受阳明学之赐。
梁启超在1903年撰写的《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指出：
吾国之王学，唯心派也。苟此学而有得者，则其人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观明末儒者之风节可见也。本朝二百余年，斯学销沉，而其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之为用也。
另一位中国的当代新儒家之一的张君劢在1954年撰写的《比较中日阳明学》一书中则非常感叹，他说：
呜呼!阳明学之在吾国，人目之爲招致亡国之祸，而在日本则杀身成仁之志行，建国济民之经纶，无不直接间接受王学之赐。……在吾国则为性心之空谭，在日本则实现近代国家建设之大业。
这是痛心疾首之言，至今仍然值得回味。
除了明治维新前夕的倒幕志士以外，在整个明治帝国时期，阳明学也风行一时，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治帝制宪政的成功，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获胜，在思想上可以归因于阳明学，因为阳明学已经成了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有此基础才有成功。举例来说，例如明治天皇的御用学者井上哲次郎是东京大学首位讲授东洋哲学的教授，他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从德国留学回国，感到在日本上空弥漫着一股“西风”，严重“腐蚀我国民道德心”，于是他力图从东洋哲学中挖掘资源来扺御这股歪风，他的发现是阳明学在东亚伦理中是最值得学习的楷模，因为阳明学者不但“怀抱纯洁如玉的动机，贯彻壮烈乾坤的精神”，而且也与日本神道精神最能契合。关于井上，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当中有所讨论，这里就不多讲了。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很有典型意义。大家可能知道一点三岛由纪夫(1925—1970)，他是现代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他的一些小说有中文译本出版，而他在政治上又是皇室中心主义者、极端右翼分子，他的文学成就很高，据说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为了推动自卫队的国家化，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组织了一个“楯之会”的民兵组织，时在1968年。1970年正是中国“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这一年的年底11月25日，也就是昭和裕仁天皇摄政的纪念日，三岛闯入自卫队在东京的驻地，以自卫队东部方面的总监为人质，并在大楼的阳台上发表演讲，主旨是要求自卫队揭竿而起，完了以后，他便切腹自杀。自杀过程相当惨烈，这里不宜渲染。
可想而知，这一事件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冲击，对日本现代的政治运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标志着“新右翼”的产生。据传，当时一位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也赶到现场，面对记者，他深感惋惜地吐露：“应该自杀的是我，而不应该是三岛。”一年半之后，川端康成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也自杀身亡，可以看作是三岛事件的延续，又一次引发了整个日本社会的震动。当然，从日本官方的角度看，这场自杀事件的性质是“对民主主义的挑战”，其潜台词就是对当时日本政府以及社会制度的公然挑战。
那么，这位三岛由纪夫与阳明学有何关系呢？事实上，就在他决定自杀的两个月前的9月，他发表了一篇《作为革命的阳明学》的文章，我们来看一下他在文章中的一些说法：
作为行动哲学的阳明学，现在已经被埋没在尘埃当中。
阳明学(尽管是发源于中国的哲学)，却是在日本的行动家的灵魂中经过一次彻底的过滤后完成了日本化与本土化的哲学。革命思想的复兴，只有从这种根植于日本人精神深处的思想出发。……我们难道不应该回归阳明学这一被忘却了的行动哲学，再一次深入地重新探究在精神与政治对立中的精神的斗争方法吗？
这是将阳明学说成是行动哲学、斗争哲学，而且是“日本化”、“本土化”了的“革命哲学”。三岛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深植于其心中的有一种绝望，他说，如果我们在当代来回顾阳明学，就会发现尽管有许多看似伟大的革命言论，但是却看不到与此相伴的革命行动，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这正反映了现代政治与社会、政治理念与行动之间存在着深不见底、一片漆黑的鸿沟。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他竭力呼吁有必要运用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理论来重新武装人们的头脑。而他所谓的“革命哲学”，在当时就是指向反政府、反美，要求恢复天皇权力，具有强烈的皇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色彩。因此三岛事件，也引发了美国舆论的震惊，担心日本的右翼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复活，有碍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三岛还说：
阳明学之所以是革命哲学，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认识革命必须带有行动性——一种狂热的认识，才能把握它。
然而，战后随着美国民主主义的突然解放，革命思想的日本化肉体化的问题被抛掷脑后，也就是说，又一次回归到启蒙思想、近代主义，一切重新开始的新的乐天主义，成了再次近代化西欧化的代表。而在战后，这种近代主义已经到处显出破绽，这已是当然的发展趋势。
基于上述认识，三岛指出他之所以提倡阳明学，正是由于以上日本社会的现状。在他看来，日本自民党或者日本共产党都已经沦落为同一层次的存在，即沦落为“议会主义政党”而不能自拔了。唯有再来一次“革命”，才能打破这种被欧美式的民主主义、现代主义所笼罩的现状。在这迎接新时代到来之际，我们需要真正的“阳明学”。可见，在三岛的意识中，当时日本是一个“国将不国”的典型时代，正迫切需要他所想象的“作为革命哲学的阳明学”。但是我在这里需要马上标注以免误会的是，我之所以这样长篇累牍地介绍三岛由纪夫，目的在于提醒我们注意，阳明学的力行主义、“知行合一”理论不是什么“暴动”的同义词，从根本上说，阳明学是一种具有批判精神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现在有必要把话说回来。如果从明治维新的背景中，来试图解答“王阳明热”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阳明学被当作倒幕运动的理论武器，但这种情况发生在19世纪的日本，并不等于说也将同样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看，在明治之后，阳明学之被看重，是由于它在为反抗政府欧化政策而兴起的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思潮中，被当作一种“政治学说”利用，同时成了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中存在很特殊的日本背景。但是如果从1960年代全球性的“红色风暴”的背景中来思考“阳明学热”，则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答案。只是有一个现象是明显的，三岛由纪夫绝不是当时学生运动的支持者，毋宁说是站在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激烈主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右翼分子。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思想与明治时期的国家民族主义是一脉相通的。目前关于大陆儒学复兴现象，来自海外的不少学者的审视中，就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儒学复兴相伴随的就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甚至国家威权主义的兴起。对此，也有必要认真省思。
如果单从学术的角度看，根据已故日本的中国学学者沟口雄三的研究，三岛由纪夫所理解的阳明学是很成问题的。沟口曾经在1981年发表论文《两种阳明学》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有“两种阳明学”的存在，即中国的阳明学与日本的阳明学，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他指出三岛对阳明学的理解很肤浅，他可能根本没有认真读过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而是透过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来了解阳明学的。但是沟口的这个说法，似乎没有什麽特别的意义，因为他讲的显然是过于明显的事实，只是他指出日本与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阳明学依然是一种“理本主义”，日本的阳明学乃是彻头彻尾的“心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与中国不同的“心情伦理”，这一点倒是值得注意。根据沟口的这个说法，阳明学可以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中国的，一种是日本的，两者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但却都是阳明学；而日本阳明学是对中国阳明学的一种创造，进而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哲学，近代以后反过来对中国本土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近代以后的阳明学的鼻祖或原型是日本而不再是中国了。因此，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阳明学”是亚洲近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时代思潮”。至于日本的近代阳明学之特质，则可这样归纳：近代阳明学具有国粹主义、心情主义、平民主义、行动主义、道德主义等特质，而不同于朱子学为代表的贵族主义、理性主义、知识主义。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日本近代阳明学则无疑是建构立宪帝制的“国民国家”的政治学说。从历史上看，日本近代阳明学作为“民”间的“革新”思想得以形成的标志则是1893年问世的三宅雪岭《王阳明》以及德富苏峰《吉田松阴》。顺便一提，根据三宅雪岭的说法，阳明学“与社会主义相似”；井上哲次郎便以此为由，指责明治末年盛行的所谓阳明学是一种“危险思想”，因而引起了官方的警惕。
与沟口雄三的看法略有不同，沟口弟子小岛毅则提出在近代日本存在两种不同的阳明学：一种是“白色阳明学”；一种是“红色阳明学”。前者属于右翼阳明学，例如井上哲次郎爲代表的“国体主义拥护者”的阳明学；后者属于左翼阳明学者，例如倒幕志士为革命理想所奋斗的阳明学者。明治之后，大正时代的阳明学正处于这种分裂状况。另一位日本思想史专家荻生茂博在《近代?亚洲?阳明学》一书中更为详细地探讨了“两种阳明学”的问题，指出在明治时期，“右翼阳明学”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可以井上哲次郎为代表，而大正昭和以后，特别是随着日本的战败，“左翼阳明学”得以复活。日本学者对阳明学的这种区分方式，非常独特，我们可能难以全面了解，也正由此，当我们在推荐日本阳明学的时候，要十分小心，要有分辨，而不能随手拿来就进行翻译介绍。尽管如此，通过日本阳明学的了解，反过来对于当今我们思考或省察“阳明学为什麽这样红”的问题倒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也就是说，日本阳明学作为一个“他者”，是可以为我们自身重新思考阳明学提供参照的，我们应当把近代日本阳明学的兴起乃至盛行的那段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也许就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当下阳明学的重新出场，不是单纯的学术理由可以解释的。
*本文节选自中华书局出版《阳明学研究(第二辑)》中《漫谈阳明学与阳明后学的研究》篇(吴震 著)，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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