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西】那些从未远去的背影
2017/5/18 王阳明心学
“西行”是求法精神的代名词，曾经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高僧大德前赴后继，为求一法，行脚天竺。时至今日，那些西行求法者的身影依然在眼前。
这几天，全世界都在关注“一带一路”，中国发展的壮举再次在世界面前刷出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上提到：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这是交流的魅力、互鉴的成果。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仅有无数西域、印度高僧来中土弘法，也有无数高僧舍生忘死分从水陆两路西行求法。说到西行求法高僧，国人首先会想到唐三藏。但在唐代以前，比如东晋时期，就有不少高僧西行求法，其中法显大师开西行求法之先河，在佛教史上有极大影响。
朱士行：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第一位西行取经求法的僧人
朱士行
中国最早的求法者是三国魏甘露年间的朱士行。为求《般若经》正本，他出塞西至于阗国，二十余年间写得《放光般若》九十章，派遣弟子弗如檀带回中国，而他本人则在于阗圆寂，没有归来。
魏晋到唐代汉传佛教的发展与完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本的传入和译经的兴盛。朱士行虽未至天竺，但其志愿风骨则成为汉地僧人忘我西行，舍命求法之滥觞，影响了无数求法者。
朱士行在白马寺出家受戒，研读汉译本的《小品般若》时，感觉经书所言未达究竟。于是，他决心远行到西域寻找经书原本。
他从陕西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横渡流沙，抵达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他在于阗看到了《大品般若经》梵文原本，便留在那里抄写，90章、60多万字、2万余颂，每一字都是他的心血。
后来，他派弟子将经书送回洛阳，自己却留在于阗国继续研读佛经，终生未归。朱士行求得的经文，开启了中国义学的先河；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高僧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海外取经的大师
法显大师
法显，东晋时期(约337-424年)，山西人，三岁出家，我国西行求法第一人，比唐代的玄奘大师西行求法早了230年。法显62岁才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历时14年，辗转30余国，历经各种艰难，终于在75岁时携带诸多梵本佛经从海路归国，回国后译出《摩诃僧祗律》40卷,《僧祗比丘戒本》1卷、《僧祗比丘尼戒本》1卷、《大般泥洹经》6卷、《杂藏经》1卷，并撰写了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
《佛国记》是我国僧侣游历印度中最古老的典籍，对后来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1600年来，法显始终没有被人们所遗忘。法显所创作的《佛国记》，更是代代相传，被翻译为英、法、日，印度文等多国版本，为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晋宋间有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支法领、法勇、慧睿等数十位僧人走上西行之道，大多抵达于阗、罽宾、疏勒等国即止，或埋骨中路，最终到达印度的不多，而到印度后能携经而返并为后人所熟知的要数法显大师。
法显大师道心坚贞，见当时戒律未备，僧侣戒行不整，便于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开始西行。他与同行者度过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惟以枯骨为标识”的流沙，翻越了毒风雨雪，飞沙走石的葱岭，最后到达中天竺的仅法显法师和道整法师二人。
法显大师在摩诃衍僧伽蓝求学三年，得《摩诃僧祇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等梵本，又在师子国停留两年，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及《杂藏经》。这些经典都是汉地所未曾有的。
回国途中，法显大师搭乘的商船遭遇风暴，他把个人物品扔进大海，誓死护卫所携的经藏和佛像。十三年后，回到中国，写下了在天竺的见闻——《佛国记》。
法 显
法显前往天竺求法时，已经是65岁高龄。但是，他深感佛经翻译滞后，尤其是戒律经典缺乏，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于是，他毅然决然踏上了前往天竺的路。
从长安经西域到天竺，法显前后历时十四年，游历了20多个国家。
法显回国时，已经78岁，接近耄耋之年的老人把大批梵文经典带回祖国。
玄奘 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唐代高僧
玄 奘
唐朝西行求法之风尤盛。那烂陀寺是“留学僧”最向往的地方，来到此地的汉藏求法者不计其数，玄奘大师是第一百位。大师一路饱受各种严酷考验，以异常之坚毅才克服万难，到达印度。
大师曾只身穿越流沙遍地、荒无人烟的莫贺延碛。白天零上60多度，无法行进，就用沙子把身体全部埋起来，只露出头在外面，用物品遮挡太阳；只能在夜间零下30多度的情况下抓紧时间赶路。在这滴水如金的沙漠中，大师还曾打破过水袋，就在极度的高温和干燥下，他坚持活了下来，走出了沙海。就是以此坚毅之心，才得以最终游学五天竺，带回甚深法义和大量经籍。
玄奘大师归国后短短三十年中，不下十一名中国、朝鲜的游学者拜访了那烂陀寺。义净大师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录了同时代的去印度求法的“留学僧”就有一百一十多人。
玄奘大师与大雁塔
西行路上，备经艰难险阻，过八百里大沙漠的行程，为法忘我、不怕牺牲的精神，体现了大乘菩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行愿。在西行路上曾被高昌王阻留，毫不动摇，绝食三日，以死明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足迹遍布印度。其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乃至全世界，他的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等多种文字，对世界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习求道上的障碍，激励着玄奘，他决定前往印度求取真经。
不畏险阻的玄奘，前后历经17年，西行五万里，带回了丰富的佛教宝藏，佛舍利、佛像，还有657部经论。
此后玄奘长期专注翻译佛经。这种思想和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义净大师：后贤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义净大师开始西行，曾在室利佛逝停留六月学习声明。两年后又在东印度耽摩栗底国学习梵语和《胜论》。这一年他遇到了大乘灯禅师，并翻译了《龙树菩萨劝诫王颂》一卷。
咸亨五年(公元674年)他抵达那烂陀寺，多方参学。大师在那烂陀寺译出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五卷和《一百五十赞佛颂》一卷。这十年间他遇到了玄照、佛陀达摩、僧哲、慧轮、道琳、智弘、无行等唐僧，得以了解并记录了众僧在印度游历参学的经历。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义净大师离开那烂陀东归。他带回了经律论近四百部，共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座和舍利三百粒。当时武后亲来迎接法师，并安顿其在佛授记寺及大福先寺居住，以便安心开展译经工作。法师所译经典多戒律及咒颂，可见其求法重心在于戒律，也说明当时印度大乘佛法已开始重视陀罗尼咒，密法趋于兴盛。
义净大师历经万险西往东归，写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才让汉地众生有机会了解到这一段特殊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也让后世法子能够一睹中世纪印度佛教生活和早年戒律的轨则。
今日汉人能够读诵到的三藏十二部经典，无不是鲜血凝成，汗水化成，包含了上至后汉，下至隋唐五百多年间先辈求法者的志愿和生命。
义净法师在他的求法诗里面说：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西安小雁塔
义净大师在那烂陀寺遇到一位老比丘，以为是印度人。后来老比丘临终前，颤颤巍巍地把一部他自己所译的《善辨律》手写稿交给义净大师说：“我是中国人，到印度来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我已经病成这样，也老了，就是想走也回不去了。希望你能将我这个戒本带回去，以后去弘扬它。”义净大师拿到戒本不到三天，老比丘就去世了。
赵朴初说：“法显、义净和玄奘法师一样，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鲁迅称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确非过誉。他们为我们伟大民族争得了荣誉，为灿烂的东方文化增添了异彩，为佛教的发扬光大建立了不出世的奇勋，他们是不朽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旅行家，他们对祖国文化的发展和提高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这些古德舍身求法，当佛教在印度消亡后，人类将失去多少精神宝藏，多少智慧光明，可以说，他们在不同程度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正是这些高僧历经千难万险的求法和交流，孕育了丝绸之路上绚烂多彩的佛教文化。对当今“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而言，这些高僧的实践都值得学习。
西行求法的高僧们，最终安然回乡并在东土弘扬教法的少之又少，多数魂散天竺，有很多甚至连名字都未能留下，大家也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这些苦行。但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佛法能够传到内地，让后人能够得到受益。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大德们当年求法的发心、恩德和感人的精神，还以为手上的经书法本真的只是很容易得来的一本书。然而，历代高僧大德所传承下来的，除了法本，还有凝结在法本上的舍身求法，不问归途的精神。
王阳明心学多少都有吸收佛学的一些思想，虽然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但阳明先生弘道的精神与西行求法僧并无二致，都是人人都应当敬仰的勇士，是值得弘道者们永远追随的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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