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为学之道:学问与事业的结合
2018/3/20 王阳明心学

    

     人们常会发生一种错误,以为做学问就是隔绝尘世,关起门来读书。因此书本之外无学问,书本之外无世界。前辈先生往往读书数十年,而不解世事者,甚或出大门而不知东南西北者,都还是书斋里的本色。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是知古人之所谓学,须在事业上表现出来,才见得是真学问;后世号称做事业的人,往往不学无术,卑污苟且,而号称做学问的人,又往往死于章句之下,做古人奴隶,其最大病根,就是把学问和事业分作两截。

     往者已矣,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二人都是以书生而克平世乱,都是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磨炼成功,都是戎马倥偬之间,读书为学不倦。

     不过,王守仁天资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为学途径,多偏于上达一方面,于下学功夫,则言之颇少。曾国藩为笃实一路的人,处处脚踏实地,故其为学途径,最合于下学之门。阳明之学学之不善,还会发生毛病;曾国藩的学问,不会发生弊端。高明的人应该走这条路,迟钝的人也应该走这条路,下学的功夫如此,上达的功夫亦不过如此。因为他对学问的见解,不与凡俗同,而自己又能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来,这便见得他的真学问。

     曾国藩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乎?……大学之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这是他对学问的见解,能把书中之事,处处体贴到身上去。照此处所引第一段,好像他所谓大学问,只在孝弟两字。看第二段,他解格物诚意,然后知我们随时随地,都应该在学问陶镕中。

     读书固然是在做学问,即行止坐卧,亦即是在做学问。大概学问之事,原无定项,居家则将家中做到蔼然有恩,秩然有序。居国家天下,则使人民各安其所,近悦远来,推而至于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便是在做学问。

     孔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违仁便是时时在做学问,朱子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都见得虽在造次颠沛之间,而为学不辍。不但如此,还要能在职业的本身与环境的本身,去寻求学问。如前所云,农圃工商,就在农圃工商中去求学识,求进益。处困穷的环境,不但能不怨不尤,并且能乐道不渝,处富贵的环境,不但能不骄不泰,并且能谦礼下人,如此一一做到了,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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