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真的站在一个“黄金十年”的门槛上了吗？
2019/11/14 17:03:09 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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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四川电视台暗访路边洗头房，在播放的时候不慎暴露出隐私部位，一时轰动全国。“新闻”本身成了爆炸性的新闻。电视台随即道歉。虽然这条负面新闻的热度不过持续了数日，但它对于当下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意外收获，是调查新闻重回关注者视野。
新闻之殇：深度调查陷入低潮期
如果说，消息是媒体的轻骑兵，那么深度调查就是媒体的“重武器”，构成了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人们注意到，传统媒体围绕民生关注热点，一旦抛出了一个重磅的深度调查报道，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该媒体本身就是强势的媒体意见领袖，那么它的深度调查往往会给众多媒体设立报道议程，层层转发，接连引爆，在全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优秀的深度报道不光对于社会舆论监督立竿见影，还常常推动政策出台，推动社会进步，产生社会变迁的意义。南方周末对于大学生孙志刚事件的报道，直接推动国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除了《焦点访谈》，央视每年315的重磅调查报道，也在国内舆论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舆论监督的热潮。
在新媒体时代，深度调查报道成为稀缺内容。新媒体时代流行“浅阅读”，消息类的信息满天飞，流言、传言乃至谣言屡禁不绝，传统媒体陷入传播的沼泽地——当传统媒体在次日依旧刊发昨日网络信息的时候，传统媒体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这导致人们在心理上开始抛弃传统媒体。但是另一方面，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对于真相、内幕乃至真理的需求一直存在巨大的空白，这也构成了传统媒体潜在的巨大机遇。
但过去数年，正如人们所目睹的那样，新媒体时代的兴起，伴随了传统媒体的衰落。这种趋势背后的实质，在于人们的注意力出现了历史性的转移：从传统媒体转到新媒体、从线下转到线上、从传统互联网转到移动互联网、从大众媒体转向社交媒体。为了使主流宣传跟上并适应新媒体的节奏步伐，媒介融合的步伐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人们会发现，很多机构的媒介融合，更多的是在传播技术和采编程序方面进行融合，而在更重要的领域，融合举步维艰或者根本就难以进行。作为传统媒体曾经的杀手锏，深度调查在这个融合的时代光环不再。其实远在传统媒体衰落之初，深度调查作为很多传统媒体的重要部门，已经被“优先”裁掉了。
近年来，传统媒体的深度调查报道进入低潮期，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众所周知，深度调查新闻周期长、成本大，传统媒体再也无力担负；传统媒体不能提供成长性空间以吸引优秀人才；窘迫的生存环境导致大量调查记者流失；过去十年新闻维稳形势下的外部环境不乐观，等。
娱乐时代的开启，也大大压缩了严肃的深度报道的生存空间。娱乐新闻的兴起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其中，国人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后倾向于甩掉精神和心灵的桎梏、对沉重现实压力的逃避和绥靖是个重要因素。此外，近年来舆论监督的外部环境并不宽松，传统媒体每每收到禁止报道某个新闻选题的宣传提示，为安全之计，转而投入娱乐新闻的温柔乡。表面看，娱乐新闻由于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成为了一个新闻题材的“安全池”，但是从长远看，娱乐新闻对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主流文化建设，却具有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值得重视。
不少传统媒体砍掉新闻生产力的“重器”以自救，这如同上市公司为了短期账面好看而杀掉“现金牛”，本质是杀鸡取卵，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和动力机制，加剧了传统媒体生存状况的每况愈下。
但是一个可喜的迹象已经出现。经历数年行业整体性的低徊之后，一些强势的传统媒体正在回归，而且选择了深度报道的突围路径。比如《扬子晚报》近年来重点打造了“紫牛”新闻，既利用了传统媒体的人才优势，又搭上了新媒体的东风，可谓是新旧融合，道术兼济。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媒介融合的深度报道，在更高的层面，初心归来。
舆论监督：对权力的监督还是对弱势群体的监督？
四川电视台播出事故，除了引发人们对于新闻报道尺度的争议之外，其在道歉书里提到的一句话“我们的初衷是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舆论监督”，引起了关于舆论监督的话题。一些机构媒体和自媒体质疑：媒体作为第三方，本应监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或机构，揭露那些相对强势的群体的不当、不法作为，这才能叫做舆论监督。洗头房从业者属于弱势群体，此次“舆论监督”是剑走偏锋，等等。
由于舆论监督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一旦滥用，必将给社会带来伤害，它也应该和行政权力一样纳入监管的笼子。因此人们对于舆论监督的对象有过热烈的讨论。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当年南方报业有记者想去暗访站街女，揭露她们的非法行为。时任《南方都市报》主编认为，弱势群体不需要媒体监督，强权才需要，所以否决了这个暗访的题材。《南方都市报》作为中国舆论监督媒体的曾经执牛耳者，负责人的表态无疑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这个故事流传的背后，是人们认可了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和公信力，那就是舆论监督的剑锋所向应该是权力，而非弱势群体。
舆论监督本身其实是个困难重重的概念。作为我国特有的一个横跨政治和新闻等领域的概念，它的提出本身就是当时的政治生活之需。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缺少与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进行对等对话的基础，更何况新闻本身天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中西方更有难以跨越的观念鸿沟。舆论监督在国内也不过才有数十年的历史，难免有诸多不同意见和观点。就以舆论监督的主体、对象和内容以及实现路径来说，即便是国内的研究者，也是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如舆论监督的对象，不少研究者认为应“限定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公共职权的行为和公众人物攸关公共利益的言行”，还有的研究者将舆论监督的对象扩大为“社会现实”，囊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行业不正之风、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言行和假冒伪劣商品”等。也就是说，上文一些人认为舆论监督的对象应该是强权、公权或者权贵的观点，其实是学界一部分研究者的观点，并非是一种公论，仅仅是代表了一部分研究者和从业者的观点。
但上述两种观点，对于权力和官员应该是舆论监督的对象这一点来说，并无疑义。实际在2011年，《人民日报》就刊发了文章，鲜明地提出“党员干部应意识到自己是舆论监督的天然对象”。但是对于“弱势群体”能否进行舆论监督，则是一个争论点。此次四川电视台事件，又将这个争论放到了舆论的公共空间里，吸引了讨论，这本身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如果我们趁热打铁，就此达成一个各方基本接受的共识性的东西，则有利于指导接下来媒体的深度报道实践，避免陷入方向和路径的困惑之中。
为此，我们需要回到媒体本身，回到媒体的社会功能的层面上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媒体被赋予并承载了异常复杂的社会功能，但是两方面功能是众所周知的：一是满足读者知识需求，二是引领和提高审美水平，也就是满足和引领的功能。其中，引领的功能里面理应包括针砭时弊、除弊兴利之功，因为对于负面事物的扬弃和否定，本身就是一种重塑和引领。这两个功能如车之双轮，不可或缺。但是眼下新媒体时代，媒体为了争夺读者和用户的流量，满足需求变成了迎合欲望，结果媒体功能发生了倾斜，引领和提升的功能大为削弱。舆论本身成了迎合和讨好的产物，沦为庸常和圆滑的社交型工具。当媒体和舆论失去有力的锋芒，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监督又没有及时跟上，近年来的世风日下，道德滑坡，舆论的功能弱化，在其间要负起什么责任？
显然，媒体引领和提升的社会功能里，已经隐含了对假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监督、曝光和揭露的成分。或者说，舆论监督只是媒体功能的一个分支。我们从南方周末等国内率先开展舆论监督的媒体的历年监督题材里，也能经常看到对于社会现象进行监督批评的案例。
实际上，当上述讨论将舆论监督的对象简单地操作为二元化的“强权”和“弱势群体”两大概念的时候，讨论就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因为这种对立的概念，本身就是对于传播话语和舆论的人为操纵，使得舆论监督从一开始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使得舆论监督从此有了冒犯道德的风险。这个故事传播的本身，就是一次舆论行动、一次小型的社会思潮。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舆论监督形成这样的看法：“强权”固然是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但是只要是社会的阴暗面、假丑恶的现象，无论它是“强权”抑或是“弱势群体”，都应该纳入舆论监督的火力范围之内。或者，在舆论批评的视野里，对于强权更强调“监督”的一面，而对于弱势群体的负面行为则更强调“揭露曝光”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都是舆论“引领提升”的社会功能的体现。
深度报道的当下使命和实现路径
我们有理由预测，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正在快速迎来最好的时代。新媒体从出生的那天起，就是一个针对权力的毫不妥协的批评者；传统媒体在当下的困境之中，也在祭起最后的法宝，那就是舆论监督。新旧媒体的共同的监督对象，不约而同地同时指向了公权力。从现实的形势看，加强舆论监督正在中央和社会各方的共识，而山东、上海等地也在接连鼓励舆论监督。这意味着，接下来舆论监督或将迎来一个高潮。
随着AI技术的迭代和完善，新闻写作机器人正式上岗，新闻业迎来了新的挑战者和搅局者。消息类的写作，AI技术完全可以胜任，甚至可能在内容的丰富性方面超过“肉身记者”，但是隐藏于浩瀚的信息海洋深处的“深水炸弹”，深度报道，却不会那么容易阵地沦陷。如果说，信息仅仅是一种写作模式的路径训练和信息的物理归集，而深度报道却总体上体现了“人的特征”，也即是带着人类的尊严、理性、批判、情怀、深度思考的综合产物。深度报道无论是从写作初衷、选材和裁剪、情怀思考乃至监督对象的选择，都是复杂思维的结果，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动，这远不是经过智能训练就能掌握的技能。也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信息类的写作领域里，深度报道或许是最后一块人类掌握了核心能力的领域，也是完全捍卫人类的尊严和情怀的领地。
根据《宣传舆论学大词典》等经典定义，深度报道是指“通过系统的科学材料和客观的解释、分析、全面深入地展开新闻内涵的报道形式”。对于深度报道，英、美叫“大标题后报道”，我国又名之为专题新闻、专题报道、深度新闻。对照这个定义，我们会发现，一度引发对于深度报道关注的四川电视台的报道，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它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社会现象曝光。正如有的网友所指出的，它肤浅粗俗，带有猎奇性色彩，缺乏人性的关怀和深度报道的严肃性、专业性，恰恰违背了深度报道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和意义深刻的内涵要求。
正如我们上文指出的那样的，在当下传统媒体日益凋敝、新媒体碎片化信息泛滥、机器人写作成为现实，而舆论监督又将迎来黄金时期的这样一个关键点，深度报道也将渐渐回归，重新来到新闻传播领域的历史舞台中央。这种新闻主角的归来，将在很大程度上挽救江河日下的新闻业，而且它一旦和舆论监督结合，或将对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产生格局重塑的重要意义。
我们为什么说，深度报道的王者归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历经十年网络碎片化信息流和各种新媒体流量的冲刷，人们猛然发觉，自己日夜沉浸的信息流并未给社会乃至自己的人生留下有价值的结晶，相反，它彻底打乱了人生的生活生物节奏，人们迷失于信息的茫茫大海之中而无所适从，丧失了判断力、历史的方位感和价值感。人们亟需沉淀身心，重新思考，因此对于有深度、有价值的优质内容产生了心理渴求。简而言之，深度报道是人的本质价值意识回归之后的阅读“刚需”，并最终带来心理的安宁感和安全感。
无论是深度报道，还是舆论监督，深度调查记者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第一位的、无可替代的。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候，深度调查记者曾经创造了无数优质内容，但是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优质内容的传播陷入困境，直接导致了深度报道的凋零。如今，随着媒介融合战略从上到下的深入推进和实践成果的渐渐显现，一些大型媒体集团已经初具规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的期望，正在成为现实。主流媒体一度受损的造血功能正在慢慢恢复，他们已经有能力重建深度报道组，并且利用已经渐成气候的新媒体体系，使得优质的深度报道可以实现最大化的传播。
深度报道将在哪些领域可以生产“爆款”？我们认为，在对权力监督、对社会不良现象曝光的传统领域，依然是深度报道大有作为的天地。也只有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敢于作为，媒体的公信力才能更强地确立起来，为未来融媒体的顺利成长拓展更大空间。
监督导向、问题导向和反思类型的深度报道更易产生影响，更能赢回读者和用户的关注。权力需要监督，这是文明社会的法则，也是东西方社会的共识。很多人已经注意到，推进舆论监督的呼声开始出现，外部环境变得宽松。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巡视监督常态化等制度性建设不断推进，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权力必将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也将成为趋势。因此，配合全面从严治党的需求，深度报道必将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对于腐败个体的深入挖掘、对于不良现象的深层拷问，是各方都需要的优质内容。
对于权力的监督，不仅仅局限于行政权力，还包括更为广泛的大型企业、大型组织的社会权力的监督。随着大数据、智能化时代的来临，人们猛然发现，形形色色的大数据公司已经攫取了太多的重要数据，统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们已经被赋予和拥有了太多的权力，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力方面堪比国家权力。甚至在很多大型企业的新媒体平台，国家为了顺利实现社会治理，不得不将部分权力嵌入平台的科层之中，这实际是授予它们国家权力。我们研究网络舆情，会发现网民对于大型企业的数据权力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反感和警惕，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个人隐私、公共利益会被它们毫不犹豫地打包出售。
此外，中国深处社会急剧转型期，环境问题密集爆发，制造污染的大型企业容易和地方权力生态深度勾连，必须借助媒体的深度报道进行公开曝光；各种失序和脱轨的社会现象也层出不穷，而此时我们的法治建设尚未健全，道德也无力谴责，只有媒体的揭批才能够匡扶正道，挽救世颓。但是显然，面对类似的社会阴暗面的揭批，我们需要警惕并避免四川电视台的肤浅庸俗做法。合格的深度报道本身就需要记者具有较高的情怀和站位，以批评为手段，最终目的是发挥媒体引领和提升的社会功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在更为广阔的时空里，深度报道必将切入中国社会转型期纷繁复杂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实现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在政治领域，观察波谲云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反腐倡廉报道、舆论监督报道的重磅推出；在经济领域，对于头部经济人物的深度访谈、对于扑朔迷离的经济现象的解读、对于财经现象的敏感捕捉；在社会领域，对于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描绘、对于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对于真善美的颂扬和对假丑恶的揭批，等等。
在碎片化传播令人厌倦、媒介融合出现成果、舆论监督环境宽松的当下中国，深度报道或正处于一个爆发的前夜。让我们拭目以待，看媒体力量的再次崛起。
(文章原载于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江苏新闻界》，原标题为“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的使命和路径”——四川电视台暗访路边店引发的话题与思考。)
作者：燕志华 博士，舆情和声誉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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