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桃色新闻”如何加剧了舆情风险和经济风险？
2023/1/17 7:50:00 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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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燕志华
官员的“桃色事件”撞上百万年薪新闻近期发生了两起影响较大的官场桃色事件，一是成都市成华区领导的不雅聊天事件，二是扬州的官员生活作风问题，虽然地方的相关部门都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查办，但是网民往往“想得更多”。人们总是惯于从一件事想到更多的事情。比如这个官场丑闻曝出了，但是否背后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件？虽然这种无凭无据的想法近乎“阴谋论”，但是这种合理的质疑应该是允许存在的，因为它构成了一种监督性的力量，这种“阴谋的想象”本质上是呼唤一种舆论监督和防范腐败的制度建设，以便给与社会一种确定性的预期。上述两个地方在给出了处理意见之后，应该更多考虑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和风气建设，以警示更多的干部，防范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但是官场男女桃色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它会给网民这样的印象，就是在眼下民营企业和社会经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体制内依然可以莺莺燕燕；而且，一些人可以利用权色交易，很轻松地达到奋斗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放在体制外和民营企业里，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而且还往往难以遂愿。这就营造了体制内外极大的不公平感。就在两桩桃色事件尚未平息之际，网络又曝出一个小伙子百万年薪的故事。很多时候，单独的事件仅有孤立的意义，但是两个事件一碰撞，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前几日南京某个大国企的行政岗年轻人主动晒起了收入，人们发现他的收入很轻松地超过了100万。南京作为一个“稳健”的城市，无论体制内外，年薪过百万的还是比较少见的，网友就此一深扒，发现这还是一个年轻的行政管理岗。这下子问题就变得敏感了。如果是个普通科研岗能够达到这个数字，这就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正能量事件，没有人会因此失衡，而且往往会给社会正面的引导价值，但是当这个数字放在行政岗位的时候，就会激发很大的不满。而且更多的数据显示，同一个岗位，博士科研岗不过是这个年轻人收入的一半还不到。桃色事件和这个“百万年薪”叠加在一起，就营造了这样一个印象：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疫情时代，体制内堪称风景这边独好。我们知道，舆情的爆发往往是以体制为主角的。体制内风景独好，往往构成了新的舆情题材。对比强烈的舆情往往出现“伴生现象”我们会发现，近年来的舆情事件的爆发，往往会出现两种对比鲜明的不同场景，例如收入悬殊的网络事件在曝出前后，往往伴生着另外一个收入很低的反差性场景。这种高下悬殊的事件在网络上构成了一种落差，从而成为推动事件热度走高的动力。比如，在2022年7月，就出现了这种“贫富伴生”的舆情现象。在“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刷屏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了这位曾经奋斗过但是最终失败、只能安于乡下平淡生活的“二舅”，但同时，江西国控“周公子”花式炫耀、中金员工的女友抱怨自己93年男友月薪8万未达平均线的“凡尔赛”事件就爆发了。两种在当下中国算得上两个极端的事件，在线下社会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一旦上网就像是同时摆放在桌子上那么明显，这种强烈的对比对于网民的冲击是巨大的。实际上，网络舆情的“伴生现象”是普遍的。比如，华为对联想，华为有多伟光正，就衬托出联想的网络形象有多负面，并因此激发了司马南的流量话题等。此次两个影响巨大的桃色事件又叠加“百万年薪”事件，很多人看到了体制内的轻松生活的时候，一低头就看到了自己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尤其在当下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年轻人就业更难的时候，这种强烈的对比很容易增加生活的失意感，继而产生不满。因此，这种收入悬殊的事件一旦涉及到体制内的工作，往往会导致较大的舆情风险。“桃色新闻”如何加剧了经济风险？对于事件中出现的体制内优越现象，在当下的社会和网络形势的影响下，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持续成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网络舆情的热点。
分配不均和分配不公本来就是引发网络舆情的敏感因素。这种收入悬殊的对比，很容易激发网络中的愤怒和不满的情绪，给体制招致不必要的矛盾，从而成为网络中的引爆因素。但体制内的工作并非像传统的那样多数不直接进行物质生产的，相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央企、国企和科研院所对于科技发展和物质生产出现了直接的推动力，尤其是很多体制内的企业承担了高科技的研发重担，站到了对美竞争的一线，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高收入以吸引优秀的人才。人们不满的是那些不从事物质生产的行政岗位拿到了超乎想象的高收入，同时，体制内的一些企业的高收入完全是因为获得了垄断性的市场地位，表明看是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其实是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应对此类舆情，一方面是调整科研岗位和行政岗位的收入比例，另一方面需要更加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公平公正的市场化竞争。二是强化了体制的吸引力，客观上可能削弱整个社会发展的潜力。这一两年来，“编制”成为年轻人就业关注的焦点，所谓“宇宙的尽头是编制”，体制内的工作岗位吸引力大增，其背后是在疫情压力、中美博弈和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意识出现了极大的倒退，成为某种社会性、观念性的挫折。在疫情之前、全民创业的时代，优秀的年轻人倾向于在体制外创业、进入互联网大厂或者其它高科技企业，但如今，优秀的年轻人就业紧盯着体制，这本身并非是社会进步的现象，相反，它意味者观念的倒退。体制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较为浓厚的传统经济色彩，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和体制掌握的资源会更多一点，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资源会释放到社会企业领域，往往出现更高的生产效率。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和体制慢慢开闸放水的过程，经济社会因此出现了生产力的解放。我们不能说体制内的工作都是传统的、垄断性的，但是不能不说，同样的生产资源如果释放到社会上、由民营企业接盘，往往资源会有更大的产出效率。银行贷款的使用效率也表明，一块钱给央企国企，远不如给民企的使用效率高。但是眼下出现的体制内工作轻松又高薪的现象，会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年轻人聚焦体制内的工作，考公、入编和进体制将成为一种时尚潮流，但是问题在于，优秀的年轻人被吸引进了体制，他们的才能如同银行贷款那样，是很难发挥到最大的作用的，将在客观上成为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最终伤害到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潜力。客观上，当下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人们追求体制内稳定的工作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着眼于更为长远的发展，以及面对中美不可避免的国力对决，扶持社会民营企业将是中国必须要走的一条发展路径。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国运，从而将影响中美未来的博弈。在目前的情况下，降低体制内岗位和工作收入的办法，并非良策，也不能带来更为平等的收入格局。因为所有的改革中最差的做法就是降低薪资，这会大大挫伤领导者和从业者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生产效率。最好的办法，依然是提振体制外的民营企业的精气神，扶持他们的发展，通过体制外经济的改善和收入的提高，从而实现体制内外收入的均衡，实现真正的平等。也就是说，今天走到这一步，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博弈和体制形象的关键因素了。民营经济发展了，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棋盘是一步活，步步活。作者简介：燕志华 博士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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