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放开后，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社会现象
2023/1/23 8:20:00 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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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燕志华
这个除夕夜，很多人感受到生活终于回来了。春晚的观众席看不到口罩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大家又能欢聚一堂，走亲访友了!窗外是隐隐约约的烟花鞭炮声，屏幕上盛放的巨大烟花，宣示着自由和开放的喜悦。在疫情放开前后，我们作为网络舆情的观察者，感受最深的是，放开前后的日期，如同一道巨大的堤坝，一道历史的分水岭。在开放之前的日子里，堤坝之内波涛汹涌，惊涛拍岸；在放开后，虽然也有风高雨急，但是总体静水深流，而我们更看重的水体深处，暗流汹涌消失了。这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平稳度过这一波疫情危机，新的疫情形势也不足以再次构成舆情威胁。事实也是如此，多地在宣布度过感染高峰之后，前几日相关部门也宣布第一波重症潮也已经过去。重要的是，大家经受住了考验，变得更有勇气了，社会有种历练后的成熟。我们从社会的感染情况和网络反应，观察到了疫情放开后的一些社会现象，有些方面是不同以往的、出乎预料的，具有极大的启示价值。1、人们平静接受了病毒感染和一定的重症率，乃至平静地面对死亡我们发现，在疫情放开之后，激烈的网络舆情立刻出现了巨大的回落，虽然也有一定的网络情绪泛起波澜，但是基本上涉及疫情的舆情，算是低位平稳。这和疫情放开之前的一些设想大有不同。在疫情放开之前，不少人有个较大的担忧，那就是担忧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尚不成熟，人们长期处于高度组织化的生活之中，一旦放开后独立面对疫情、独力承担可能的后果，会出现一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会有严重的网络情绪和网络舆情反弹。我们也不乏这样的担忧，认为虽然人们在严格防控的时候会渴望自由，但是一旦面对病毒的凶猛来袭，说不定会希望重新回到羽翼之下寻求保护。从事实看，疫情放开之后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民意反弹，无论是微博、微信还是其它网络平台，都有一定数量的声音接受不了骤然放开带来的巨大冲击，尤其是那些不得不接受亲人重症或者离去现实的人，心中尤其充满愤怒。有的人将矛头对准了那些呼吁放开的专家学者身上。但是更要看到，整个社会总体来说是平稳的，人们平静地接受了病毒大规模感染并且出现一定重症率和死亡率的现实，并未出现集体性、大规模的怨天尤人舆情或者归咎于组织的突然放开。那些少数的反对者、抨击者的声音，在社交时代属于正常现象，体现了复杂而多元的民意表达。一个统一的没有杂音的舆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社会舆论更多时候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充满博弈的意见市场，多元的分众化的传播时代已经来临。整体性平静地接受各种严重的现实，并非躺平和认命，原因很简单，中国数亿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积极进取的人生信条，他们不可能认同躺平和认命的观念，并可能视此为耻辱。显然有一种理性积极的观念在背后起着支撑作用。我们对于社会大众平静接受严重感染现实的现象致以最大的敬意，并在修正自己观念的基础上试图解释这种现象。这种在疫情放开后安全性降低并出现一定死亡率，但是舆情烈度却也大幅度降低的现实，提醒我们要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民众。他们并非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脆弱，而是有一种孕育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的内生勇气和民生民主精神，并在面对外来巨大冲击的关键时刻，展现了足够的柔韧性和整体的稳定性。虽然没有具体的调查数据来支撑这种勇气的说法，但是我们分析它大概率来源于：网络正面和负面信息的大规模流动，充分的信息博弈使得病毒的规律性科学性形成了真相的拼盘，人们认知的形成不再高度依赖于以前单一的信息源，而是在信息充分丰富的舆论场里重塑了认知体系，从而变得成熟。人们理解了演化到奥密克戎阶段的病毒无差别的攻击性和危险性，除了正面迎接并扛住，任何别的选项都不再是最优。国家已经尽力了，而且三年的严格防控也出现了相当的消极后果，中央已经决定放开防控，人们也愿意接受另外一个选项，各方一拍即合。科学和规律，在今天依然具有统摄人心的作用，成为国家决策和个体决策的最终依据和说服性力量。迎着科学和规律直面走过去并拥抱它，或许本身就是帕累托最优选。即便出现代价，但是依然值得。这或许是此次疫情的一个启示。但是这种个体决策和承受代价的勇气从何而来？大概率来自于一种选择的自由。2、选择的自由提升了社会整体的抵抗力和集体智慧程度自由并非敏感的词汇。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包括对于自由的价值追求。很多人沉溺于传统时代的陈旧观念，自我设限地陷入狭隘的观念窠臼，认为自由就是西方的自由，是对抗性的危险思想。这反倒是不正确的。我们在前文分析过，严格的管制反倒造就了不守纪律的孩子。总是有不少人认为反正有政府和社区为不安全的行为进行负责和兜底，即便自己做得自由一点、过火一点，总会有人来提醒和制止，为此总是试图通过冲撞和捣乱来重新定义自己的自由边界。因为有组织负责一切，他们就放弃了独立思考能力，独立做出最佳决策的能力退化了，而完全将决策的能力和可能的决策风险放在组织的肩膀上。但是组织的决策能力又往往有赖于无数个体的集思广益，以及关键个体的决策咨询建议，这就导致了双输的格局：一方面是组织的不胜其负，独立承担全部的决策风险后果，一旦出事还往往追责相关负责人；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也未能享受到科学决策带来的应得福祉。疫情的放宽放开，本质上是一种“放管服”，放松了某种管制，而为大众提供了一种自由的环境和自由的选择，个体需要独立面对社会环境的风险，并需要为自己做出负责任的理性的选择。从石家庄第一个尝试放开的实践看，在提出“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之后，虽然没有严格的防控要求，人们反倒变得谨慎多虑起来，因为当需要个体为自己负起全部责任的时候，个体就必须为此承担全部的风险和可能的后果，人们为此必须搜集资料、独立思考，并拿出最佳选择。社会选择的自由更可能造就负责任的社会群体。人们不再需要考虑影响理性决策的其它因素，而聚焦于最优决策过程，社会因此出现更多的理性行为和理性后果，社会整体也更显稳定成熟。因此，选择的自由不会导致社会的涣散，反倒可能带来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当然，社会舆论的走向经常会影响个体的选择，比如前一阶段的抢药和囤药行为，就是人们在综合各种信息之后独立个体决策的后果，舆论因此凸显了重要性和影响力。当社会面临一个重大风险的时候，无数个体的独立理性行为，有利于政府的汇聚民智和科学决策，从而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抵抗力。需要指出的是，群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本质上也是一种汇集民智的行为，因为它有利于阻止某种不科学、不理性的决策行为，从而为及时转变决策思维提供一个关键契机。就以此次疫情放开来说，人们一方面被赋予了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在严格的防控之后选择了自由，结果是人们以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感承受了相应的代价，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社会反倒变得平静。人们似乎忘却了疫情以及疫情中不幸的死亡，而聚焦于如何开启一个新春、如何更好发展经济，这或许有助于形成这样的共识，即：选择的自由往往不会带来更坏的后果，相反，往往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3、影响社会舆论的更底层的因素是什么？相比疫情严格防控时期的激烈复杂的舆情舆论，放开后的舆情舆论相对平稳积极得多。我们需要借此机会思考一下，影响舆论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近年来，随着技术和平台的变迁，关于宣传和舆论出现了几种小型的观念的思潮，比如“内容决定论”，比如“平台决定论”，比如“十万+流量决定论”等。随着算法推送的技术占据上风，人们又开始信奉技术的作用，某地近日成立的“大脑”平台，证明了人们希望借助于算法和技术之力，实现舆论工作更为积极的破局，在这个观点泛滥和观念撕裂的网络流量时代，以某种技术之力将舆论成果托出流量之海，更好地呈现于世人的面前。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富于启发的尝试，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在疫情严格防控期间，算法和技术已经大行其道，网络舆情却依然经常爆发惊涛骇浪，以排山倒海之势陷宣传舆论工作于被动无力？算法和技术为何未能换来积极的社会舆论，而呈现为更为复杂的舆情舆论现象？从过往历史看，技术似乎往往看起来更有利于撕裂观点的传播，和少数营造撕裂话题的大V的呼风唤雨。换言之，能否认为，宣传内容和算法技术或许并非左右社会舆论的更为本质的力量，一种更为关键的底层逻辑在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就以此次疫情的放开来说，虽然相关部门在放开之后不再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在疫情防控的领域，而主要负责一些重点部门如何医院救治、医药调度等危机场景的应对管理，但是在社会总体付出代价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反倒变得平稳乐观了。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在适时的审时度势之后，国家做出疫情放松放开的决策，本身顺应了病毒演变的规律和民众的集中诉求，因此成为正确的做法，成为近年来又一起政府和社会通过舆情积极互动的良性案例，政府不再大包大揽而负担大减，社会因为身心解放而欢欣鼓舞，社会舆论自然向着更好的方向演变。也就是说，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决策，即便桃李不言，本身就会积极地影响社会舆论。当然，舆论是和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等高度相关的东西，经常受到后者的重要影响，比如，即便在疫情防控的三年里，国家做出了不少正确的事，但是网络舆情还是经常出现高度情绪化的愤怒现象，但是这并不证明“做正确的事”是错的。因为疫情期间处于严格防控状态，不是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但是疫情防控期间的舆论也是舆论，这也告诉我们，舆论是一定时期内的舆论场的产物，必须关注舆论场内的整体压力和整体情绪，有利于我们根据形势进行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事”，这本身又是需要严密关注舆情。这意味着，高度关注网络舆情，本身就更大可能做出“正确的事”。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和相关部门做正确的事，可能是影响社会舆论的更为深层的关键因素。只要做了正确的事，舆论博弈的各方力量自会生产自己的评论看法，即便有反对的异议声音，但是因为做了正确的事，符合科学、符合规律、顺应民意，社会总体反应不会有太大的波折，舆论自然向好发展。内容和技术，在此时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放大了正确事情的影响。做正确的事，和内容算法的关系，是道与术的关系。而在此前，人们为了推进和改善舆论工作，引导舆论向好发展，往往花费更多的精力在“说正确的话”上面，反倒分散了“做正确的事”的精力。如果没有正确的事作为基础，说正确的话往往成为无本之木，花费口舌之功不说，效果还往往并不好。因为正确的事，本身具有流量，本身具有传播力和说服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确的事本身具有直击人心之力。也就是说，从疫情放开这件事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做好舆论工作，更优的做法是首先做出正确的事，然后是借助内容和技术之力，放大这种直击人心的积极力量，社会舆论也就大概率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事半而功倍，说的或许就是这种情况。作者简介：燕志华 博士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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