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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2 悦读中医
读《问中医几度秋凉》有感
作者：贵阳中医学院 2008级中西医英语班 刘建飞
19世纪晚期，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发表著名的《脱亚论》时，将西洋文明的传播比喻为东京地区爆发的疹疫，“借春风而东，旋即弥散”，没有任何传统的办法可以阻止它的蔓延。“百害之疫，其势汹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江浙地区连续几度爆发霍乱，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人们迅速将目光聚集在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上。西学东渐，在脱亚论盛行的年代，面对着西医的强势引进，中医的发展日渐式微，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出路。然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医的发展之路渐行渐远，中医的处境却愈发难堪。中医发展，路在何方，成为学者所关注的话题。一些人则认为中医的发展根本就走错了路子，当红网络写手艾宁，便是其中之一。她的著作——《问中医几度秋凉》，通过对母亲的回忆和自己的生活体会，对照现代社会医学发展之流弊和浮躁功利的人心，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对于从传统医学的反思娓娓道来。
艾宁出生中医世家，母亲是师承出生的老中医，保守稳重，不苟言辞，而父亲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醉心于现代科学技术取得成就，对“三根指头看病”中医常常表现出一种轻视之情。这样的家庭出生，使得艾宁从小便生活在一场中医是否科学的大辩论之中，年轻时代的艾宁因为父亲的影响对科学技术充满崇拜，而对技术手段简陋的传统中医甚至不屑一顾。因事及人，在她看来母亲甚至有些不通世故，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依然固守古老的医学。然而作为一名中医大夫，母亲比谁都了解自己在职业和它的精髓所在，仿佛她早就料到迟早有一天，生活的阅历会使年轻的艾宁重新审视母亲的工作。她兢兢业业，关心病人了解病人，往往于危难之际妙手回春，通过事实和疗效说话。经历了早年家庭的文化碰撞，使得成年后的艾宁对中医的理解，相比其他人更加难能可贵；对于中医的所面临的困境，她的看法也更为大胆。
在艾宁看来，中医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人们对技术的过度迷信，以至于对技术手段应用简单的传统医学缺真正的理解。一些学者天真地以为只要按照科学的方法重塑中医，使之在技术手段上得到改进，中医就能够重振余威，走的其实还是西医的路子。事实上中医并不排斥西医，在技术手段上有极强的包容性，然而遗憾的是一些人把这种包容性视为中医的弱点，要求中医必须摆脱阴阳五行的窠臼，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科学化中来，结果使得中医的菁华尽失，把传统中医变成了中草药，而先进的技术却未能挽救中医的颓势，加上社会的不理解，更使得这种颓势进一步加大。艾宁对此深感无奈，虽然对中医寄以厚望，但面对社会的不理解，她只能在文中絮絮叨叨地讲述着那些陈年往事，夹叙夹议地抒发着自己的想法，以期影响到别人。
在回忆母亲的过程中，艾宁无意渲染了一代中医工作者对医道的忠贞和恪守。母亲对患者不分好坏，常常不计个人得失，执着己见，令年轻的艾宁感到不解，但她隐约能感到母亲这么做是对的，因此，尽管旁人议论纷纷也并不感到沮丧。真正刺痛艾宁的是，传统的中医得不到任何现代技术的支持，患者对医生的诊断中常常表现得咄咄逼人，艾宁将这称之为“一场考试”。病人可以不懂医学，却掌握着正确的答案。学者罗大伦在重读《王孟英医案》时发现，当时大量病人的误治并源于患者家属对疾病的误解，才导致病情加重或者不治。在《大国医》中，罗大伦先生多次提及王孟英被拒绝后的无奈，然而医者仁心，每当遇到患者家属的请求他还是会赶去救治。对于这种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关系艾宁深感不公，随着年事的渐长，这种想法并没有随着阅历的增加变成了对母亲的崇敬。作为一代医者，他们并不为时代所认可，正如那位跟随母亲学医的年轻人，他最终也没有成为正式的大夫，但他们以一颗赤子之心，力所能及的为患者的健康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努力。
对于艾宁而言，“母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她的一生之中，“女儿”的职业选择也同样重要。他们常常交换彼此的看法，母女在中医看法上惊人的相似，使得艾宁变得近乎狂热。人们甚至可以揣测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缘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女儿做出的决定的影响。她激烈地抨击人们对西医的技术的迷信，而忽略了技术的局限性。在他看来，疾病的发生不仅是外因所导致的，这些事实早有公论，然而在对待疾病时人们却忽略了这些。他们把身体的健康寄托于技术的手段，却忽视了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对于疾病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会导致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根本不给自己感觉、体验、了解、适应自己生命的机会，”艾宁这样写道。“我们把自己的生活交给现存的生活模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由他们去决定如何处置。”她的朋友接受医生的建议死于手术之中，而这之前甚至被认为是“被陨石砸中”一样不可思议一样；著名作家巴金在临死之前受尽现代医疗的折磨，在母亲看来同样难以接受。她告诉艾宁自己的老师在自己生命的终点，如何意识到天命已尽，躺在床上绝食而死。这让读者很容易就想到《西藏生死书》(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中喇嘛左顿的死，他在去拉萨的路上去世，离开时并未表现出错愕、恐惧。年轻的活佛索甲仁波切为这位了不起的老人哭了一整个晚上，他从喇嘛左顿身上看到了一个修行者的高尚——死亡并非终点，它留下了对来世的憧憬，并赋予现世生活神圣的意义。艾宁明白母亲的用意，他把人类对疾病、死亡的恐惧视为一种对生命的误解，更进一步的写道：“在体验生命上，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到位了，我们拥有的是七八落不完整的生命，现代人给自己生命交代的是许多理由，可这些在逻辑上使我们必然幸福的理由，是搪塞不了生命本身的。现代人的忧郁、焦虑、强迫、空虚、失落，不仅仅是不良情绪的反映，而是真正的生命欠缺的表达。可悲的是人们到死闭不上眼睛，也不知自己到底欠缺什么。正像生于动物园的鹰、老虎、狼，冥冥中感到一种召唤而到死也不知那召唤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些现代人的困惑，艾宁在中医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在中医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情志致病和正气盈亏始终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母亲可以跟患者聊天而不用用药，一些病人在母亲那儿讨药甚至遭到拒绝，而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母亲不避世俗的眼光给予患者活下去的勇气，不仅帮助他们改善健康状况，还使他们对生活充满的信心，这正是依赖技术的西医所不能做到的，这弥补了中医在技术上带来的缺陷。中医的种种优点，让艾宁坚持认为，一个以中医为基础的中西医结合，能够弥补中医技术上的缺陷，而不是以西医的标准取代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这是中医菁华的所在。
在艾宁的书中，她不时透露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期待，但同时也承认现代社会的功利化很难召唤传统精神的回归。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她写这本书的原因，其实是对传统文化沦丧的一种反思，中医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填补了传统文化道德说教的空洞。如果说《脱亚论》的发表实质上是整个东亚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集体不满和西方文明的共同期待的结果，那么《问中医几度秋凉》出现则是后现代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上的一种自我的觉醒和反思。这使得书本处处洋溢着文化的强烈批判性，无论是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迷信，还是传统文化带来的新视角，作者的态度是直截了当的，而本书的缺点也因此显而易见。她过分地强调了中医本身的优点，却忽视了实际的需要，正如福泽在《脱亚论》中所讲述的一样，这种需求是刻不容缓的，而中医的缓慢蜕变显然还跟不上步调，这使得艾宁在强调自己的观点时变得情绪化。
不论如何，《问中医几度秋凉》仍然是一部勇敢的好书，她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现实浮躁的生活，将一门古老医学的人生观和作者的见解，通过一个源于母亲的故事，传递给作者看来迷茫的人们。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本书观点依然颇为震撼，它颠覆了今天人们直观的看法，为大家重新审视中医，乃至于传统文化，在当前社会的存在和它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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