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活下来
2014/9/23 一席
何力是一席的第106位讲者
2013.8.18 一席上海
大家好，我是何力，知道我要来一席以后，我的那些老伙伴们都惊呆了，他们觉得一席是一个很酷的、很前卫的、很年轻的、很人文、很科技的一个舞台，而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则是没落的。
有一个朋友说，我们报纸这个行业可能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断送掉。还有人说，耶稣失去教堂，世界将会怎样？我们这些原来靠纸质媒体为生的人，现在面临着一个大家都把纸抛弃掉，在电子介质中阅读、获取资讯的新时代。
一、入行的三堂课
其实我从事这一行差不多也将近25年了。这是一个不是很古老但也不是很年轻的行业，它基本上还是要依靠很多经验来进行手工操作，比如说报纸原来还需要通过人工，拿尺子在纸上面画版样。
我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第一份工作的报纸叫《中华工商时报》。我记得工作第一天，我来到北京新中街一个很破旧的办公楼里，进去以后就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这位老人问我说，年轻人你做什么，我说我没学过新闻，他们让我在办公室工作。他说，你这么年轻，你就去跑新闻吧，我觉得，他的一句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这位老人就是我们《中华工商时报》的创始人，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报人，丁望老先生。我所有的关于媒体行业的知识，都是在实践中、在这种师承关系中逐渐积累和获得的。
我记得一共有三个人给我很大的影响。第一个是丁望，他说，做我们这个行业要说真话，但是在中国，有的时候你没办法说真话，这个时候你就沉默，但是你记住，一定不要讲假话。
这是我这些年来进入这个行业接触到的第一个基本职业伦理，或者说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准则，有的时候晚上你可以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
我的第二个老师是当年的总编室主任黄国华。他教我画版，他说你千万注意，不要满版都是红烧肉。后来其实我通过他的这句话知道，做我们这一行是有拣选的，是要从千头万绪中做一些筛选、梳理，呈现给读者一个错落有致、有轻重缓急的产品。
第三堂课是我们值班的一个副总编辑给我上的。他每次签大样的时候，因为马上就要截稿进印刷厂，第二天要等着上市，他就会念叨一句话：“到了这个时候，可改可不改的文字，就可以不改了”。这句话让我知道，新闻是一门跟时间相关的工作，这个工作有时间截点，也就是说它是有约束条件的，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把一个尽量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我就学了这三个本事，用这三个本事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所以有的时候见到一些年轻的朋友，问他学什么，他说他是学传媒的，我就会泼点冷水，哎呀，学传媒有什么呀，四年我用三句话告诉你，半个钟头，你学四年。
当然，可能是由于我这样一个门外汉的转行经历，导致我对传统的、正规的新闻教育存有偏见，我个人的经验也未必适用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有自己的经验，他们常常会说普适的经验不适用我们，我们有自己的特色的国情。
我记得很清楚我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的第一篇稿子，就是比较长、大概有七八千字的一篇稿子，头版转二版，叫《王府井80年代的最后十天》，写1989年12月21号到31号这十天在王府井发生的事情。
为了写这篇稿子，我一家家采访了王府井的十个商店。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新闻的老前辈告诉我们说，从事我们这一行开口要小，挖掘要深，见微知著。其实我们今天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我们当时不知道非虚构写作。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这种方法在很多领域都有，你看人家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用一个时点来去折射大的这个背景，像史景迁写《天安门》，用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来折射中国百年的跌宕起伏。
而我只不过是想用王府井在八十年代的最后十天，想反映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变迁。后来通过这个稿子我好像找到一种路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去国家邮政总局采访，他们告诉我说，这两年私人之间不怎么写信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看我们的这个数据，商业信函的这个比重大幅度增加，私人信函的比重逐渐地缩小。
我后来想，那可能是不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就从商业信函增多、私人信函减少这么一个现象，又写了一篇还不错的稿子。
还有像当年美元和人民币。当时好像一美元只能换两块七人民币，后来政府调整了汇率，大概从一美元就调整到三块多，我们一般当时就写新闻说汇价调整，但是我一想，这个事肯定会对进口商品有影响。
当时也没有什么进口商品，因为买进口商品要凭兑换券，这是人民银行发行的等同于外汇的凭证，只能去专门的商店购买，当时最热门的商品是录像机。所以我第二天就去西单的外汇专卖商店，去调查汇价调整以后录像机销售状况的变化，采访一些消费者后写了一个特写。
很多年以后，我发现《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中往往有一个类似于这样一个以微观现象入手，生动描写一些经济生活会给你些启发的报道。
后来我发现基本上也都是这样无师自通的自学，一直到情况彻底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出现了，整个社会生活也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
中国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都是这件事没办完吧，就忙下一件事，下一件事没忙完，它又忙下一件事。农业化没完呢，就工业化，工业化没完就信息化，报纸的市场化没完呢，就互联网，互联网没完现在又移动互联网，结果搞得我们哪一个也赶不上。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高中同学，是个艺术家，画画的。后来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加拿大，在一个建筑师事务所里边画前期景观那种图，事业和生活都很好，他有很多年没有回到中国，前不久我们高中毕业30年聚会的时候，他回到了北京。
我们都是小的时候一起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我家住礼士胡同，他家大概住炒面胡同，还是拐棒胡同，反正就是离王朔他们家那一带都不远。他回来以后，我就开着车带他在北京的这个大街小巷，儿时我们经常出入的一些地方穿梭。
他可能好多年没回中国，汉语表达词汇量有点不够，动不动就爱说尺寸这个词。他说咱这胡同怎么尺寸显得这么小了呢，完了他又到长安街啊，鸟蛋啊，大裤衩啊，他说，哎呀，这个尺寸好大呀，这个尺寸很合适啊。
我就很认真地问他，我说你觉得北京美还是不美呀，他想了想，很真诚地跟我说，北京很美，我说哪里美，他说，混乱的美。
艺术家的眼光就是不一样，后来我想了想，他说得很有道理。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找中国大都市的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在那儿静待三十分钟，看行人、摩的、自行车、出租车、救护车、警车，它们互相混乱而有序，有一套自己的游戏规则，老外来在这儿开车，肯定不适应。
二、什么是新媒体
互联网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有一个词汇频频地在我们汉语语汇中出现：新媒体。那么，究竟什么是新媒体？我们这么多长时间以来对新媒体的思考，似乎总是局限在介质上，以为它在网上、在PC上就是新媒体，好像在纸上就不是新媒体。
其实我倒不这么认为。有一个很著名的传播学者叫麦克卢汉，他在20年前去世了。这个人在40年前就有一个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所谓媒介无非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延伸，他说人类的所有的发明吧，似乎都是想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你看我们手不够就发明工具，脚跑得不够就发明汽车呀什么，眼睛不够使就发明望远镜，反正都是发明弥补我们不足。
但是他说，这些发明有一个问题，就是都是设备和我们人体之间要分离开来。他说，唯有一个发明，或者说延伸是不一样的，就是对我们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电子技术未来延伸的，就是我们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所以他认为所谓媒介，就是人的延伸，而且电子系统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和原来那些发明最大的不同是，它又重新把我们分离开的那些发明，重新汇聚整合到我们的精神中，整合到我们的头脑中。
这是麦克卢汉40年前的一个观点。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观点来定义媒体，如果媒介是人的身体的延伸的话，那么新媒体是不是就应该是我们人体的新的延伸呢？那于是，我们看哪些介质或者哪些事物创造了我们人这样一个新的延伸？
这种新的延伸它有几个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反馈，可以互动，而且这种互动能够超越时空；第二个特点其实就是个性，过去传统媒体是我说你听，偶尔你可以写个读者来信，登不登还是我的事儿。
但是今天我们依赖于你给我们的信息来传递信息，那么我们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用户的需求本身构成了信息的来源，因为你的选择构成了偏好，那我们最终是可以通过这个偏好，来给你提供你所需要的内容。
个性服务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不是有了互联网和好的信息技术以后才有的，原来就有，但是原来的个性服务不叫新媒体，因为原来的个性服务太昂贵，国家领导人可以享受个性服务，秘书帮他看材料，到时候写一个汇总，跟别人看到的都不一样，这就是个性服务。
但是今天我们每个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越来越个性化的信息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恐怕是我们所谓的新媒体，或者新的延伸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这个延伸的过程之中，就创造了人与人、人与这个世界的新关系。
大家看，我们今天在微信上是不是建立了很多新的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我们过去的既往。在这样一个形式下，传统的媒体行业应该做哪些调整，或者说它面临着很多挑战，面临着很多变革，行业面临着人才离失，我们应该做哪些调整呢？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要改。过去是我组织人去搜集，去写，媒体人老爱讲一句话叫“内容为王”，这里面当然是说内容很重要，如果是这个语境之下的内容为王，我是承认的，但如果是说过去传统的报纸编辑记者写的东西就是王，我是不认同的。
那哪儿是王啊，个别有王的时候，但是我看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达到王的价值，你们写的东西用户真的离不开了吗？我们今天看看一席这个平台上，生产的内容那才是王。
所以究竟什么是原创？我们觉得，原来的原创就是媒体从业者组织一些高人，采访之后写作，这才是原创。不一定，难道维基百科不是原创吗，汇集分散人群中的点滴智慧不是原创吗？
今天的信息技术使汇集的成本下降，这个模式才成为可能，新技术、新媒体才能成为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事情，所以我们传统的内容生产者必然要改变内容生产方式。
第二个改变，我觉得就是大家讲得很多的商业模式的变化。媒体的商业模式过去单一地依赖广告，这样一个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那于是大家就想说其实已经有很多，一个是说你提供的东西是不是确实有价值，那就像《纽约时报》的付费墙，怎么从你的一个新闻变成一个信息产品。
比如说葛兰素史克在行贿，这是个新闻，你付一毛钱，我告诉你这消息，你不付，你说我早听说过了，到处都是，但是我说，你付一毛钱我告诉你，因为葛兰素史克行贿事件，可能会导致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价上涨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帮你分析、判断、筛选出来的。
不久前写《免费》和《长尾理论》的克里斯.安德森到中国时也再次强调，媒体传统的价值中更重要的，实际上是拣选、分析、判断。
除了这种产品化，应该还有交叉补贴的模式。过去我们都花钱买打火机，今天我们不再花钱买打火机了，因为在餐厅、酒吧里，服务员给一个打火机就送给你了，打火机依然有人生产，但是你不用花钱，实际上你在餐厅享受服务的时候，由餐厅补贴给了打火机厂。
我相信未来好的内容生产还是有，但也许不一定是传统的媒体机构在做，也许《星巴克style》会是最好的生活杂志，也许《路虎汽车》会是最好的汽车杂志，也许某个银行的金融信息服务是最好的财经新闻，这种补贴的形式肯定也会发生。
还有一点就是产业链的延长。不久前我接待过一个来自欧洲的很古老的杂志公司，他们旗下的杂志你一听就都很牛，比如《中世纪杂志》、《文明杂志》，都这类杂志，我说那你们怎么办，靠广告？
他说，我们现在广告收入逐渐下降，现在越来越多的收入来源是个性化的、高端的特色旅游。这个集团跟欧洲很多古老的城堡、庄园、博物馆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给客户定制旅游产品，这就是把产业链延长了。
由简单的信息服务增加到其他服务，那么还有一个模式就是交易中介和平台，我相信未来可能也会有越来越多，特别是垂直的财经类或投资类的媒体，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交易中介的平台中去。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应该还是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这张照片，我想大家看到了，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中华工商时报》的创始人，我们报业的老前辈丁望先生的照片。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都很感动，中国有一句话叫皓首穷经，我觉得这张图片可能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老一代报人，他的勤劳和他的那种投入。
这种精神状态我觉得是任何时代，或者说你做任何工作都需要的。如果不是进行有尊严的、辛勤的劳动，你就不可能取得很大的成绩。
最后，我想用汉姆雷特的一段诗来结束我今天跟大家说的话。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
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死了；睡着了；可睡着了还会做梦；
阻碍就在这：当我们摆脱了那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倘若只是一柄小小的剑，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
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若不是惧怕那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苦难，而不敢向我们所不知的未来奔去？
我们还是要向我们所不知的未来奔去，而且要努力地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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