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饶平如「平如美棠」
2014/12/10 一席
饶平如，1922年生，祖籍江西抚州南城县，黄埔军校十八期学员。他参加过抗战，也参加过内战，在老伴美棠去世后，他手绘了18本画册，描述了他与夫人从初识到相处，再到生死离别的近六十年时光，同时也记载了时代变迁。饶平如与毛美棠的纸上人生，被广西师大出版社整理成为《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一书。
「平如美棠」
饶平如是一席第一百零七位讲者
2013.08.18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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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饶平如，今年九十二岁，江西南城人，我非常荣幸地今天在这里能够和大家共同分享我的故事。
我今天想讲的就是我这一生当中三件在我人生当中算是最激动的事情。第一就是我最高兴的一段时光，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第二就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光，第三个就是要谈谈我最没想到的一件事情。
我出生于一个读书人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翰林，我的父亲是个律师，我八岁的时候就在江西南昌读书，但是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只读到高中二年级而已。我进的是黄埔军校。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很多热血青年都上前线，要抗日救国，还我河山，我也参加了他们，和千千万万爱国青年一道，走上了这个抗日救国的大洪流当中。
后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一九四六年，我们的部队就驻在泰州。我的爸爸发来了一封信，他说，你弟弟要结婚了，你最好请假回来一下，参加婚礼，同时呢，你的婚姻问题，也可以谈一谈，把它解决了。
于是我就请假回家了，回家之后呢，我父亲第二天，因为我的父亲跟美棠，就是我的爱人，跟她的父亲是要好的朋友，他们已经谈好了的，叫我去到她家里去不过是相亲而已，那么我就同他去了。
她家里在临川，我家里在南昌，相隔有大概两百多里路呢。去的时候，第一天先住在饭店里，就是客栈，第二天，我爸爸带我一道到美棠家里去，她家就住在第三进。
我这一进去之后，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在那里搽口红，我心里面那时候就感觉到很好，很高兴，人家问，你看到这个女孩子，美不美啊，我说当然是很美丽的，而且很高兴的。
后来我父亲跟他父亲见面之后，稍微寒暄了几句，我父亲就给了个戒指给她爸爸，她爸爸就把这个戒指交给了美棠，给她戴上了，这就算是订婚了，这样就好了。当天我父亲吃了中饭就回南昌去了，我呢，就留在她家住了两三天。
她父亲是在上海经商的，生意做得蛮好，他开钱庄，又做土特产生意，还是有点钱的。美棠呢，她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她很赶时髦的，又会唱歌，又会跳舞。
我一去，她就拿出来很多照片，都是烫头发啊，搽口红啊，穿时尚衣服的，一大堆照片，给我看看。然后就唱唱歌，她就喜欢拿张报纸，卷个圆筒，就那么唱唱歌，唱给我听，就是这么交谈起来了。
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到南昌去参加她弟弟的婚礼，到弟弟婚礼她也忙活，因为她很懂得时尚，她替新娘子化妆，她就像化妆师一样的，知道应该怎么穿怎么戴。
后来，我弟弟结完婚之后呢，还有一点空档，我就同她到公园里面去，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娱乐场所，什么卡拉ok啊，什么咖啡馆都没有，就有个公园，有一个湖滨公园，现在叫做八一公园。
公园里面很幽静，我们在谈谈未来啊，谈谈这个爱情啊。当时我们也不像现在的人呀，我们脸皮很薄的，一见到女孩子，什么我爱你，什么爱你没商量，我们讲不出来的。
怎么办，我就想了个办法。那时候有首英文歌，它有这个意思，有一首讲我爱你的歌曲，叫做Rose Marie，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间接地表达了一下。
我就唱了这么一段英文歌来表达自己的爱情，我唱两句，记不起歌词，唱不全，唱几句可以。这个是九十岁再唱十八岁的歌，大家要包涵包涵一点啊：
Oh
Rose Marie
I love you
I'm always dreaming of you
No matter what I do
I can't forget you
So That' s all
她也懂。因为这个歌很流行，她也懂的。我们就是这么唱歌，她也唱歌，有的时候呢，我会吹口琴，她唱歌我伴奏，这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候。我感觉到，人生当中最美丽、最愉快的是什么？就是恋爱，婚姻这一段时间，要非常珍惜它的。
我感觉我跟美棠，虽然是父母之命，但是也是姻缘巧合，她的个性跟我的个性差不多，她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唱歌，她有些办事的方式好像是也跟我的个性差不多的，所以很谈得来的。
所以我画了一张画叫做《妇唱夫随》，她唱歌我伴奏，是这个样子。那么到了亲戚朋友家玩啊，我就吹口琴，她唱什么歌呢，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花好月圆》。
《花好月圆》这首歌的词写得很好的，描写了年轻人对青年的一种深深的向往，未来的憧憬，非常好的一首歌。我吹下这个口琴好不好？我这边带了口琴，吹一个《花好月圆》，它这个曲子也是比较节奏也比较欢快的，我开始吹这个啦，献丑献丑。
所以讲，年轻的时候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候。两年以后，就是一九四八年，我们就结婚了。结婚地点是在江西南昌的江西大旅社，那是南昌最好的一个旅馆。那个时候不叫宾馆，就叫大旅社，在礼堂里面。
婚礼很隆重，证婚人是当时江西省政府的主席，胡家凤先生，他是我父亲的同学，我父亲学法政的，我父亲做律师，他们从政。宾客有两百多个人，非常热闹。后来结婚之后，我们在大礼堂的礼堂门口，拍了婚纱照，现在估计都不在了，没有保留。
再后来之后，我就留在了大陆，我没有跟着部队到台湾去。我想凭着我的劳动，就可以过一个平淡的生活，我的要求并不高，我们都很希望，只要平淡生活，就算是到农村去也好，只要团聚在一起，平平安安就行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到贵州去找工作。贵州没有找到工作，我们又回到南昌那儿开了个店，但是开店也不成功。于是我们又回到上海，因为我有一个舅舅，他在开大德医院，他是一个妇产科专家，他同时又办了一个出版社。
所以我在大德医院做会计，一百二十块钱一个月，我同时又在出版社做编辑，又拿一百二十块钱一个月，所以我一个月工资有二百四十块。从五一年到五五年，这份工资相当高了，那时候一个大学教授也不过是一百五十块钱，所以我那个时候很风光。
但是好景不长。我在家里是怎样生活的呢，很多人生活困难的时候，家庭里面要掌权什么的。我不要这个，我不管经济，钞票我不管的，我没有小金库，我的钱统统交给她，我不管，我的一些衣服，鞋子袜子缺什么，她就给我买什么，我不会买东西的。
我只喜欢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写写画画玩玩，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们配合得很好的，她也替我想，也照顾我，我要买什么，她都照顾我。
所以她到临终快要走的那个时候，她是2008年的时候病重，她没想到她自己，她晓得自己不行了，那是病已经很重的时候了，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昏迷的。有几分钟想起来清醒了，她就讲一句话，我死之后你怎么办？她想的还是我，牵挂的还是我。
有一次她住在医院里头，病很重，不知道半夜里面，什么时候醒来了一下，女儿在后面看着她，她睡醒了，就几分钟啊，跟女儿讲了一句，你要照顾好你爸爸啊，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又糊里糊涂睡下了。
所以她在临终最后走的时候，还是放不下的就是我，她是这样一个人。我也很感觉到庆幸，为什么呢？我是奉父母之命，但是如果是叫我茫茫人海之中去自由恋爱，去找一个跟她一式一样的一个人，恐怕也不见得能找得到。
这是我讲的最愉快的事情，或者说青年最愉快的事情，以后我们到上海找到工作之后，那个时候上海是非常之开放的，东西又便宜，一个大闸蟹五毛钱一个。五一年的时候，五毛钱一个大闸蟹，你们可能不相信，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问问你的爷爷奶奶就可能知道了。
五一年五二年的时候，这么大的螃蟹，五毛钱一个，对虾，天天有，新鲜得不得了。现在我去买的对虾都是灰的，又没一动一动的，头都掉下来了，不新鲜，摆了很久，而且价钱很贵，那个时候都是新鲜得不得了，油都是红的。
所以那时我们的生活很好，而且每个单位在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都开舞会，大家一起跳舞，嘣嚓嚓，嘣嚓嚓，跳舞也不到舞场去。地板上撒点滑石粉，拿个留声机，大家都开始跳舞了，鼓励跳舞，大家有什么好衣裳就拿出来穿，每个礼拜都有，非常之热闹。
而且舞会是工会组织的，私人舞厅也开放，延安路开好多舞厅，你去买票好了。那一段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也是我印象中最美丽的一段时光。
最痛苦的一段时光，那就是，大家是知道的，这个是历史造成的原因。五八年我被送到安徽去劳动教养了，这是最痛苦的，因为一下子突然离调，不得了了，家里面这个生计啊，经济马上就困难了。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美棠她那个时候非常之艰巨，她是一个中法文优秀，有着传统文化美德的女性，我非常之敬佩她，承担这么一个责任。
当时有人劝她跟我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就是拜拜了。她不，她坚决不，她讲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她没有理由离开我。她不离开我，她就苦下去，她就做里弄工作，所谓里弄工作就是生产组，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什么她都做。
比如附近有一个旅社，她就去那里做勤杂工，她就倒痰盂，扫地，拖地板，她也干，甚至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台阶坏了，要修理这个台阶，要水泥工去背水泥，一袋水泥十五公斤，就是三十斤重，她也去做。
所以现在我经过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时候，我会停下来，我到那个台阶上，坐下来，摸一摸，在那里有她的劳动。我不知道哪一块水泥是她的，但是有她的一块，她付出了劳动，她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过得很艰苦，她必须吃下这个苦，完成她这个做母亲的任务。
她把五个孩子都教育得很好。我在安徽那边，条件是比较困难的，那个时候买糖买饼，都是需要票的，大家都知道，要凭票。她把全家的票子，糖票，银票，一个月只有一次的，拿了集中起来，买了这么一包糖，大概一斤糖的样子。
然后她把五个孩子叫了过来，说，你爸爸现在在外面很辛苦，这个糖，你们现在，一个人尝一粒。孩子大的只有九岁，小的只有三岁，每个人尝一粒，其余剩下来的，寄给爸爸，好不好？五个孩子都都点头同意。
她虽是这么做，但是呢，钱还是不够用。她就变卖她的首饰，她有些首饰过去陪嫁，她就是卖卖卖，卖光了，她有五对手镯，都卖了，只剩了最后一只手镯，明天不得不去卖了。
这天晚上，她跟我的女儿，大概只有五岁吧，睡在一个床上，心里很难过。做母亲的，哪一个不想替女儿，留一点点东西作为陪嫁呢？但是想留始终又留不下。于是她把这个手镯女儿睡着了，给女儿戴在手上，让她戴了一晚上，再把它拿下来，总算给女儿戴过这个手镯了，了了母亲的一个心愿。
最后她留了一件羊皮袄，那是我母亲的遗物，羊皮袄啊，你们知道的，羊毛很好，很长，雪白雪白的，她说留着老了再穿，御寒。但是不行，到了六几年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插队落户，插队落户是要买热水瓶啊，铺盖啊，都要买东西，钱从哪里来啊？那只有拿这件羊皮袄子，拿羊皮袄子卖也没办法卖了，你到哪里去找买家啊。
要马上拿钱的话呢，要当。那个时候有很多当店，一当就可以了，她为了找一个比较好的价钱，从老北门一直跑到了老西门，跑了五六家七八家这样的当店，一家一家去问，找了出价最多的一家，六十块，当掉了。
拿了六十块钱，两个孩子插队落户到江西去啊，买被子热水瓶什么的，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家里当票这么一沓厚，从来没有赎的，哪里有钱去赎啊。后来我在那里之后呢，我们是互相通信的，那个时候也没什么手机的，哪有这么便当啊，互相写信。
在信里面，她讲的都是家庭琐事，什么柴米油盐啊，孩子们读书啊困难啊，这个那个的。我就谈我在安徽的一些生活情况，我们一直是心灵相通的，此时此刻，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会做些什么，她也知道此时此刻，我在做什么，我会做什么，我不会做什么。
真的，我现在理解到古人讲的话，心有灵犀，一点通。真正有爱情的人，他理解对方，他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这个心自始至终是相通的。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可以等待，我想总归有解决问题，总归会有团聚的一天。
事实上我们是团聚了，回来了，但是回来之后呢，我是一九八零年平反的，我回到原来的公司，原来的单位，我原来是什么级别，全部恢复了，我们的生活就逐步好起来了。
但就是杨绛先生讲的那句话。杨绛先生在《我们仨》这本书里讲了一句话，就像是我讲的话一样，她讲，我们一生坎坷到暮年才有一个安静的居处，但是老病相催，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美棠就是这样子的，我没有钱，我什么都没有啊。我的儿子买了一个房子，在闵行有一个三室两厅，前面还有院子，后面也有绿化什么的，蛮好啊。哪里去享受呢，一进去她就是病了，从来没有去过花园啊，什么赏赏月啊，听听歌啊，没有享受这个，她犯了腰子病。
腰子病需要吃东西，要去血透，那时医生叫做腹膜透析。所谓腹膜透析就是，在家里可以做，但是自己做病人可以省力一点，因为可以在家里，但是一天要做四次，就是有一种水啊，透析灌到肚子里面去，然后过了四个小时以后，把那个毒素稀释掉了，再排出来之后，又再灌进去，又把这个毒素再排出来了，不断地把肚子里面的毒素排掉，腰子病就可以比较能够稳定，根本治好是蛮难的，就是维持现状就不错了。
我问过医生，医生讲过怎样做，我说我来做吧，请个人做也不可能，这是一天到晚的事情。他说你能做吗，我说我能做。我87岁，我叫个护士，我让她说你教我，她就一步一步地教我，我就画图做笔记，我就在房子里面准备了一副图，我就贴在墙上，我看一步做一步，这个不能出错，一点点错误，这个病细菌到了肚子里面去，腹膜炎啊，那不得了。
我做得非常仔细。医生讲过，有的人做这个腹透可以存活二十年，我高兴，能够存活二十年我就做二十年，那是好事。但是没有做到，只做了四年，这之后她病情就很重了，就疯了，开始讲胡话了。
我开头还不知道，她就讲什么话呢，她说，过来过来，我说什么事啊，她说被子太大了，拿把剪刀把它剪小一点，这不对了嘛，怎么讲这个话呢？有的时候她讲，哎，杏花楼的马蹄蛋糕，你给我买一个吧，我听了蛮高兴，她肯要买东西吃了，我马上出去买，我们那个小区没有要到外面那个隆德小区去，等我买了回来的时候，她又不要了，诸如此类的。
最后一次是我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大孙女，跟我们住一起的，叫舒舒，有天她上班去了，她是做一休一，早上去，要到九点钟才能下班的，美棠啊，突然在五点钟起来，她问我，舒舒到哪里去啦。
我说，舒舒上班去了，美棠说，不是，你把她藏起来了，你不给我看。我说没有这个事，她说不行，你给我到处一间间房间看。看的时候，她嚷着说，到哪里去了，不行不行，你把她藏起来了。我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绝望了，我怎么做，我希望她能够好转起来，现在又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样子就是没有希望了。
我说不得了不得了，没有办法了。那天家里没有人，就我一个人，搞不清楚了，哎呀，我痛苦得不得了，嚎啕大哭。一个人啊，到了绝望那时候，真是很痛苦的，非常痛苦。
后来孩子们都回来了，孙女也来了，等到九点钟，舒舒下班回来了。我说，坐我旁边，还有一个小孙女叫欣欣，我说你看看，这不来了吗，她见着孩子就不说话了，一个坐一边，这个舒舒，大孙女坐这边，小孙女坐这边，快点快点。
我说舒舒快点拿了饭，给奶奶吃，她饭还没有吃，九点钟，饭都没吃过，我的这个大孙女舒舒就一碗饭，舒舒拿一碗，欣欣拿一碗，拿个调羹，喂她。她吃了，这个时候她晓得要吃了，喂她吃一口，小孙女给她挑点，她就吃一口。我听得心酸啊，很难受，比什么都难受。
美棠平常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智慧，非常灵敏的一个人，现在到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很难受，后来就是到了二零零八年，她在三月十九，她住在徐汇区中心医院，上午我去的时候，她好像是昏掉了，一直在睡觉。
我坐着没事。孩子们讲，你回去吧，大概没什么事，我就回家了。回家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吧，孩子们就跑过来讲，不行了爸爸，快点，妈妈不太行了，快点，我就赶快跑过去看。
一到那个病房，二楼，就是徐汇区中心医院的肾病病房，我一进去，房间里一堆人啊，医生护士都围着她，抢救，我又挤不进去，我就在旁边一直站着，在人缝当中看看。
哎，她看见我了，我知道她看见了我，为什么她看见我了，她本来是昏迷的，她突然看见我了，眼睛红了，她的右眼红润了，而且流出了一滴眼泪。
她没有眼泪了，已经流干了，生命已经到了最后，就没有什么生命，但是她还是流了一滴眼泪，挂在这个眼角上了。她知道我，看见我了，就那么去了，我送到她了。
我就走过去，摸摸她的手，还有一点点温，但是很快，不到一分钟，就凉了，然后再过一会儿，冰冷了，真是跟那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似的，冰的，这个感觉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就这么短的时间，冰了。
我再回首看一看那个监护仪吧，一根直线，平的，她就走了，就这么走了。走了之后我难过了，我就叫女儿，我说你拿把剪刀来，我把她头发剪了一缕头发，剪下来了，拿红丝线，这样一扎，我带回家，保管在我身上，保存在我家里。
这个故事后来怎么样呢？她走了之后，我回去非常难过。我心想，人去了之后，躯体是可以消失掉，但是，一个人的灵魂，还有我生者对她的怀念是永远的，我要把它记下来。
我怎么记下来，我说我把她给我讲的一些故事，她小时候怎么怎么样，我尽量回忆，我就把它画下来，而且写一点文字，我想，把她的一生，把我的一生，用这个简单的故事方法记下来，画下来。
我的目的是给第三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辈，让他们看一下，因为他们太幸福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这种艰难的生活，我想让他们知道一点。我就画下了，四年当中，我画了三百多幅画，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去画了。
我画了这个画之后呢，我心里面有一点安慰，我感觉到我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丈夫，我很对不起她，因为一个丈夫应该是使自己的妻子，过着一种，不要说享福吧，至少是安定平和的生活，而我没有做到。我带给她的痛苦，困难，甚至是一种歧视和轻视的生活，我算什么丈夫，所以我非常之愧疚。
我生命当中，就是对不起两位女性，一个就是生我的妈妈，为什么，因为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没给我的妈妈倒过一杯水，我没问过一句，哎，妈妈，你好一点不，你好不，没问过，为什么，我在四川成都黄埔军校受训，她在江西南城，相隔几千里路啊。
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我也不是个称职的丈夫，所以我非常之愧疚。我现在看到有一些女孩子，回到她爸爸妈妈家去，说，哎呀，爸妈，我回来了，妈妈，我拿了五百块钱，你拿去用用好了啊，不要紧的，我非常之羡慕啊。
一个人有个妈妈，能够有点钱给妈妈用，给父亲用，这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孟子说过一句话，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人生一乐也，父母爹娘都健在，父亲健在，母亲都健在，这个兄弟无故，有阿哥，有弟弟，有妹妹，有姐姐，都很健康，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聚聚，这是人生一乐啊，很难得的，我们中国人很享受家庭之乐。
我没想到什么呢，我把这个故事写好之后，我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出一本什么书，要怎么怎么样。不是，我主要是作为一个纪念，但是我没有料到的是，因为我孙女把几张图画传上网了。网上一传开，很多网友都看见了，而且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柴静也知道了，她找我来采访，还叫我到北京去。
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我是个老百姓啊。我经常讲，我是个木偶奇遇记，我是一个非常木头的人，我也不会讲话，也不会应酬，也不会交际，就是呆呆板板的，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加班加点都可以，别的事情又不会做，这一下就变成奇遇记了。
我想到人生，确实是坎坷。所以我对于一些青年啊，我非常羡慕他们，我觉得我晚生六十年我要是现在做个青年多好，我现在二十岁，我真高兴呢，打打手机，看看电脑，到哪里走走，甚至于家里去新马泰，到欧洲去玩玩，伦敦巴黎都去过了。
你看，我们那个时候怎么都想不到呢，所以现在的情景我感到非常幸福，最后呢，我就是祝福各位前程远大，幸福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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