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空中摄影当作我这辈子要做的一件事

我把空中摄影当作我这辈子要做的一件事 | 齐柏林一席第160位讲者
2017/6/16 一席

     齐柏林，台湾摄影师，航拍二十余年，拍摄影像超过30万幅，纪录片《看见台湾》获得2013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2017年6月10日，52岁的齐柏林在花莲航拍《看见台湾2》时，不幸坠机罹难。

     这是2014年3月2日齐柏林在一席的演讲。

     看见台湾

     齐柏林

     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它整个土地的面积大概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我昨天从台北坐飞机过来，算了一下里程大概是八百公里，而整个台湾从南到北大概也就四百公里而已。

     虽然小，可是台湾的环境却是非常丰富，她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面积是被森林覆盖的，都是高山和丘陵，但是因为台湾的人口密度比较高，这个岛屿上面住了两千三百多万人，所以整个环境相对是比较拥挤的。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去过台湾，大家对台湾的印象是怎样的呢？这是台北101大楼，它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大楼。大家应该都听过一首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右边就是阿里山的森林，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日月潭，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高山湖泊，我想这就是大陆的朋友对台湾的一些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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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全部都在从事空中摄影的工作。空中摄影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比较少从事这样工作的一个类型，那我在飞机上工作的时候，我得到了成就感。可是各位你们知道，直升机一小时要十几万，然后我在飞机上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时间真的是金钱，现在你们看到的这架直升机，空中飞行一分钟的成本是两千五百块台币。

     所以我在飞机上工作的时候压力非常大，我抱着的完全是要对我们的家园、对我们生长的土地留下一个记录的使命感。因为这样的使命感，让我一直从事这样的工作，无怨无悔，我在飞机上争取每一个可以拍摄的机会，要带非常多设备在飞机上工作。

     大部分的人对在飞机上工作觉得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想象，可是我跟各位说，你只要碰到一次乱流，碰到一次飞机状况不稳定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敢再上去了。

     我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面，飞行时数超过了两千个小时。我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飞机上工作，必须把上半身向飞机机体外面延伸，因为这样你的镜头才不会拍到飞机的旋翼，不会拍到飞机的滑撬，这才能够拍出一张完美的作品。

     我要靠我腰间的这条安全带，系住我这将近一百公斤的体重，因此我必须要有一个很稳重的下盘，来支撑我上半部分的稳定。实际上，在飞机上其实是很安全的，除非你自己往下跳，要不然想掉出去都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用这样腾云驾雾的方式在飞机上工作。

     从我二十年前第一次上飞机的时候，我就把空中摄影当作我这辈子要做的一件事情。我真的是非常有使命感的一个人，我希望透过我的观察，透过我的摄影技术，把台湾美丽的部分呈现出来。

     大家可能对台湾有点陌生。台湾冬天也是会下雪的，这是在台湾最高的山，三千九百五十公尺的玉山主峰，台湾的高山有非常多的神话故事，这是大霸尖山，台湾也是有火山的，然后有很特殊的月世界地形，还有蜿蜒曲折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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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一个海岛，四面环海，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海岸地形也非常瑰丽。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水手经过太平洋的时候，看到台湾的样貌，忍不住发出赞叹：“福尔摩沙”，就是在这个地方，花莲的清水断崖。

这里是台湾的最南端，叫鹅銮鼻，从海平面到两千四百公尺的高山，几乎就是一面大墙一样矗立在太平洋上面，这个半岛完全是一个珊瑚礁形成的一个岛屿。

这个地方你们可能很陌生，可是你应该也看出来它像一只大海龟，对，它叫龟山岛，非常可爱。

这片地方是在台湾海峡上的群岛，叫澎湖群岛。澎湖群岛真的是像一串遗落在海上的珍珠，六十四座小岛串联了一个美丽的海岸地形。

     但是在美丽的背后，台湾跟世界各地一样都面临环境问题。我们在追求经济的发展，在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我们从事工业、石化工业、各方面产业的时候，其实不经意间也伤害到了我们自己的环境。

     譬如我们海洋的污染，大量的污水从河川溪流被带到了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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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人类的欲望必须开采很多的矿石，或者是因为地狭人稠，我们可用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我们的居住已经往山坡地上面去发展，结果也造成环境的失衡。

高山上的农业也会造成水土破坏，很多游客到台湾来，最喜欢的就是台湾甜美的高山茶叶，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超出限度地利用高山土地种植高山茶叶。

近年来，不仅是台湾，全世界的气候都有异常变化。最近几年，台湾经常刮台风，台风来的时候，各位会看到土石崩开的现象，千百年长成的林木在一隙之间顺着河水被冲到了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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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这一片的沙洲。我心里面想说奇怪，这是我熟悉的高屏溪，为什么出海口有这么一大片沙洲，原来都是各位看到的是从山上坍方下来的森林尸体，密布在河川的出海口上面。这时候你就会知道，除了面对人类的开发破坏之外，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抵抗天然灾害所带来的摧残。

     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透过很多很多方式去讲述台湾土地的故事，我透过演讲的方式，我透过出书的方式，我透过办摄影展览的方式。

     可是你们知道，在一个一千个人的场合里面演讲的时候，大概七八成的观众都在睡觉的，因为大家对这样环境的议题不太有兴趣。更何况我是一个已经老得快要可以免费搭出租车的人，然后他们不想听我唠唠叨叨，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可以来让大家能够看见台湾？

     在2008年时，我做了一场白日梦：我想拍一部纪录片，能够来把台湾的环境议题，变成一个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长的演讲，让大家能够看得见。

     可是你们知道，我们在飞机上拍照的时候，一张张照片要拍清楚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你要把空中摄影的方式变成影片的时候，它就十分困难了，因为需要有很稳定的画面。这在过去台湾没有，在中国大陆这边也没有，在世界上都非常少见。

     我过去帮很多导演，帮很多摄影师担任飞行顾问的时候，我们在直升机上花了很多钱，但最后拍下来的影片完全不能用在他们的作品里面，我当时就觉得很狐疑，为什么会这样？在美国好莱坞电影里面，经常有飞行画面，警匪追逐，大楼穿梭，还有英国BBC的节目里面你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态影片，候鸟迁徙，野生动物迁徙，从空中拍摄的时候画面都如此稳定。

     原来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土法炼钢的方式，我发现原来有一个专门空中摄影的系统，知道这个摄影系统设备后我就写了信，去原厂问这套系统要多少钱，最后他们给了我报价是七十万美金，七十万美金在2008年的时候，在台湾换算成台币将近要三千万元。

     我那个时候还在上班，是一个公务员，我的薪水大概每个月五万块台币。那如果说你有三千万现金的话，你会做什么事情呢，你应该去买间房子，买个车子去环游世界，你不太可能说为了买一套摄影设备花这么多的钱。所以很快我的梦想就被浇熄了，因为那太遥不可及。

     可是我就很想去完成它，后来知道这个设备可以租赁，比如说从美国租这个设备到台湾一个礼拜，加上直升机的费用，大概要花到三百万的台币。

     我当时就把我所有的存款都拿了出来。我那时候没有经验，但我就是想要拍这部纪录片，我当时想，飞三四个小时，拍个一千分钟左右，应该能剪出九十分钟的画面，讲个故事应该是能做到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这样干下去了。

     我把钱领出来，所有的设备运到台湾，飞机也都准备好了。但是就在这时，天开始下雨。

     第一天下雨，第二天下雨，第三天还下雨，我只剩下不到四天的时间可以拍。

     当时我六神无主，跑去一个庙里求神拜佛，我跟妈祖请求说，请问什么时候能给我比较好的天气，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完成这个计划。妈祖告诉我说，几天之后天气会好。

     可是她跟我讲的这个状况，跟气象局用计算机算出来的天气预报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在三天的时间环岛一圈，拍了大概就三四个小时。最后这个影片剪出来了，你们知道我剪了多长的画面吗？不到六分钟而已。

     因为没有经验，而且短时间里拍下来的影像，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有系统的故事，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应该必须要有自有设备，才能够来拍这部纪录片。

     那刚刚前面你们看到几个台湾面临天然灾害的画面，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莫拉克台风，大概你们比较熟悉的是「八八风灾」。八八风灾来临的时候，台湾南部地区的山区三天时间内下了将近三千毫米雨量，非常集中，所以你们才看到山林大规模崩块。

     风灾过后头一个可以飞行的天气，我就租了飞机进去拍摄。我过去二十年的空中摄影，从来没有掉过眼泪的，因为每一次出去出任务的时候都充满了亢奋的心情，就像去打仗一样，只是我拿的是相机。

     但那一次我吓坏了，我看到我自己的家园，面临到这么强烈的天然灾害的摧残，几乎到了一种毁天灭地的程度，我不禁潸然泪下，心里非常难受，我真的希望把我看见的影像，能够分享给我自己的同胞。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要放弃我的工作。我原本是一个公务人员，我已经工作了二十三年，但是我要五十岁才能退休，当时算算我还要三年多才能够退休，可是你知道在我那个年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眼了，体力也开始逐渐衰退了。更重要的是，我担心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的意志力可能会变得薄弱，我连想要去拍这个纪录片的动力都没有了。

     因此我决定，在我四十七岁的那一年，我放弃了我的退休金，放弃我的公职身份，我就来做这件事情，就来拍《看见台湾》这部纪录片。

     可是真的是万事起头难。在台湾，我的摄影著作超过三十本，我自以为有点小小的的知名度，我自以为我出来放弃公职以后，我离开以后要去寻找资金来拍摄这部电影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事实不然。我离开了公职以后，我们去拜访了台湾很多大型企业，希望他们能共襄盛举，来帮忙协助拍摄这部片子。但有企业家告诉我说，你应该自己去赚钱，赚了钱以后然后才来实践你的梦想，而不是你老是跟人家伸手要钱，我们赚的每一块钱都是辛苦赚来的，为什么要用我赚的钱，去实践你的梦想？

     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挫折的一番谈话，但他讲得也没有错。因为这个社会上太多人去跟人家伸手要钱了，所以当时我知道，这样子一直虚耗下去是没有办法的。

     这位你们认识吗？侯孝贤导演，不仅在台湾，在大陆，在世界他都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演，他的作品在全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我跟他一点都不认识，我去拜访了他，然后我把我想要拍台湾的想法告诉了他。

     在告诉他之前，我跟很多人说我要拍一个台湾航拍，全部都从鸟瞰的角度来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相信可以做到，觉得也不可能，因为没有男主角，没有女主角，直升机飞来飞去，你怎么去吸引观众？

     我遇到很多挫折。可是侯孝贤导演刚好相反，他觉得这是一个不管能不能得到支持，不管有没有票房，但是为我们自己成长的环境，为我们自己的土地留下影像记录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

     在跟他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之下，我就邀请他说，侯导演你可不可以担任这部片子的监制。侯孝贤导演就像侠客一样讲义气，听了我一番说明，他就说，他的名字随便让我去用。

     当侯孝贤导演担任我们监制之后，我们陆陆续续收到了几个台湾非常关心环境企业和基金会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开始拍摄。

     刚刚我在来到会场的过程中接待我的朋友，他很好奇地问我说，为什么我们拍出来，空中摄影拍下来的画面可以如此的稳定？从这张照片可以跟各位介绍，我们买了一套专门属于空中摄影的系统，这个摄影机里面有非常稳定的一个功能，不管你飞机怎么摇晃，怎么震动，它都可以提供稳定的影像质量。

过去没有这套设备的时候，我们都是把机舱门打开，坐在门边把摄影机架在肩上，抱在腿上，用土法炼钢的方式摇摇晃晃地拍下来。有了这套设备以后，我们的拍摄装置是装在飞机机鼻前端，它里面有五个不同方向的陀螺仪去稳定镜头，通过高速地运转来稳定镜头，所以提供你们刚看到那些很平顺稳定的画面。

     从我们2010年有资金拍这个片子开始，这三年多来，困扰我们最大的就是天气。台湾地方很小，可是台湾的地形非常复杂，有时候像这边的雾霾也会影响到台湾，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等待天气。

     其实我想全世界的环境是没有界限的，海上的垃圾、空气的污染等等，都是互相有关联的，那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我完全不敢出国，我每天都在台湾等着天气，天气是我最大的压力。

     因为要飞行摄影，所以我们的飞机并不是停在机场里面，我们要把飞机停在我们要拍摄地点附近，找一个合法的、安全的、可以停靠飞机的地方，像这次我们能停靠的地方只有一棵树，这棵树的影子就是我们唯一可以遮阴的地方。

早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坐得比较靠近一点，到了中午大家就要全部挤到树底下，影子越来越小，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停在没有人的地方，像这是停在河堤的上面，那停在河上没有遮阴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在附近的香蕉园里面休息吃饭。

     整个拍摄的过程，跟大家对飞行的那种想象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真的非常辛苦，然后经常会碰到下雨，一碰到下雨的时候，真的人心情会极其低落，背负的压力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只要租了飞机，不管飞没有飞都要付费。

     所以整个团队的士气经常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好不容易花了三年的时间拍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要写脚本，我们根据我们三年的过程中，拍到哪些画面，把它组合来写脚本，脚本写完以后要配音。当时要配音的时候，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配音员。

     当时我的团队，我们的编剧都说，哎，导演，这全都是你自己拍的影片，而且你对台湾的土地认识这么多，应该要你自己配音，而且你的声音还蛮标准，蛮不错的。

     那时候我被大家捧得飘飘然的，那我就真的跑去录音室去配了音，最后我发现，声音真的是一门表演的艺术，我很清楚地把每个字念出来，最后当我的声音放到画面里面以后，结果却完全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声音，看了以后整个影片不令人感动。

     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位先生，这位是吴念真先生，吴念真导演，他是台湾最有魅力的一个可以免费搭出租车的人，我们叫欧吉桑，就是一个老先生，其实他也没有很老了。

     他的声音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声音，他有一种台湾的腔调，虽然他的国语不是那么清晰，不是那么标准，但是可以打到每个人心坎里面。当时我们叫他来看我们的片子，看完以后他跟我说，每看完一个画面，就很想接着看下一个画面，他对这部片子充满了浓厚的情感。

     我就问他，可以请您为这部电影配音吗？他一口答应，他说你找我配音就对了。他跟我说，他配音只有两种价钱，一种是很贵，一种是不要钱。我们跟吴导演也没有任何渊源，但他没有收我们一分钱。

     所以在我拍摄「看见台湾」的这个过程中，一开始有侯孝贤导演的支持，到后来有吴念真导演的参与，让这部片子可以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

     当影像、旁白、音乐全部都组合在一起了以后，我们作品就完成了。这部「看见台湾」我们一共耗资九千万台币，其中大概有一半资金来自于企业的赞助，所以当这部电影完成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公益的放映方式来让大家看见这部电影。

     但是我们当时整个公司的财务已经非常艰苦了，电影上映的时候，已经没有能力去办一个首映式。那时台湾刚好有一个众筹资金的平台，结果我们在台湾用了二十一天，筹到了两百五十万的台币，三千个网友捐钱让我们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办了一场三千个人一起看的户外首映典礼。

     在上映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得到了金马奖。纪录片在台湾不是一个多么热门的类型，大家喜欢看的是剧情片、喜剧片，这部电影到最后，在台湾有超过一千场的包场，不管是学校，不管是机关单位，大家一起来看这部片子。

     然后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三百场电影院的映后Q&A，跟大家来一起讨论、解释这部电影，在我们上映两个月以后，这部纪录片的票房突破了台币两亿。

     两亿代表什么？代表有一百万人次看过这部「看见台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成就，所以当时台北101大楼在全世界最大、最高的电子广告牌上面帮我们打出了「看见台湾」四个字。

     希望今年也有机会让看见台湾在大陆上映，跟大家见面。

     2013年11月1日《看见台湾》上映，台北101点灯「看见台湾」

     2017年6月10日，齐柏林遇难，次日，台北101点亮顶冠「看见台湾」，悼念「永远的齐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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