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心中的伤与痛
2013/9/12 创新医学网
活生生的人，前一秒钟还在和你说话，后一秒钟就消失了，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和无奈，是医生这个群体每天都可能面对的。北京307医院乳腺肿瘤科主任江泽飞会跟有些晚期病人说：“我不一定治得好你，但我一定给你好好治。”医生心中的伤与痛，少有人关注。今天，一起走近他们。
整天跟死神抢夺生命，胜少输多，最终都要无奈面对的群体——医生，他们心中的伤与痛，很少有人关注
已经凌晨两点多了，魏永祥又打开台灯，把手术方案看了一遍，早上一上班就要给一位8岁的男孩做颌面部的肿瘤切除术了，他总感到有些地方还不踏实，还要再细细推敲一下。
如今，10多年过去了，那个小男孩已经长成了健健康康的大小伙子，从同仁到朝阳再到安贞，魏永祥因工作岗位变动调到哪里，孩子始终没有中断与魏大夫的联系。已经就任北京安贞医院院长的魏永祥说，我们已经成了亲戚了，孩子的父亲就说，孩子离开谁都行，就是离不开您。离开您，就活不了了。定期复查，调药，十多年就这么下来了。
史毅(化名)原来是北京某医院外科医生，行医十年后，他改行做了医学教育工作，但让他最难忘记的还是在临床那十年。苦、累、无奈、绝望、欣慰，可谓五味俱全。史毅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他们小组连续手术14个小时，终于把一名车祸患者救过来了，几个人几乎累散了架，横七竖八坐靠在手术室的墙角喘口气。
刚坐下，就看到同样劳累了一个晚上的麻醉师摇摇晃晃到了病人跟前，伸手要去拔病人的呼吸机管子。史毅几乎是跳起来的，一脚就把麻醉师踹翻，大吼道：你疯了!想干什么!麻醉师这才醒悟过来，连打了自己几个耳光，说，糊涂了，糊涂了，把管子当成扶手了。差点出大事!
还有一次，史毅小组费尽全力，没能把患者救过来，但他们遇到了通情达理的患者家属，没有抱怨而是对医生们表示感谢，还劝他们别太难过，怨不得医生。
史毅说，下班走的时候，那位家属在楼道里，他们感到无法面对，最后大家没走正门，而是跳窗户走的，好在办公室在一楼。
在美国纽约撒拉纳克湖畔有一座墓碑，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们到了这里，都要去看看那块著名的墓志铭：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说出了医生的心声，医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更多的是关怀和安慰。
我们常常关注于某种重病患者被救活的新闻，常常慨叹某位医生的妙手回春，但也常常忘记了，医生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胜利只是阶段性的，最终是失败，人终究是要走向死亡的，死亡的最终方式都是疾病。医生负责管理的就是生死之间的最大不确定性或者是人生最大的困境。
这个整天跟死神抢夺生命，，胜少输多，最终都要无奈面对的群体——医生，他们心中的伤与痛，很少有人关注和关心。
活生生的人，前一秒钟还在和你说话，后一秒钟，就消失了，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和无奈
“活生生的人，前一秒钟还在和你说话，后一秒钟，就没了气息，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毕业后去急诊科上班的第二天，就让田明(化名)一下子感到生命的脆弱，尽管时隔5年，山西某医院急诊科的田明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那天来了一位车祸患者，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推他做术前检查时，为了不让他昏迷、失去意识，一路上田明都在噼里啪啦地跟他说话，他也能微弱地回应田明。
但拍完CT回来的路上，他刚和田明说完一句话，突然就没声了，田明赶紧摸他的大动脉，没有跳动了!便开始慌忙地给他做胸部按压急救，做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停不下来，希望奇迹到来。
五年中，田明不记得经历了多少例生死离别的病人，很多医生已变得冷静，但田明每次遇到心里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发酸。
很多患者家属看到病人去世，都悲天跄地，看到一旁的医生却表情冷静，认为是医生职业冷漠。其实，每天回家路上，心情好坏都与当天病人的状况直接相关，田明说，她的脑子里每天回家路上都会反复闪过：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能……或许就……
这样的问题，想忘也忘不掉，“妈妈总是劝我不能把路也当成急诊室、家也当成急诊室，家人跟着都累了，但这就是真实的感受，每天回家我都会和他们唠叨几句病人的情况，说完情绪会好点，家里成了我情绪排泄的出口，不能让病人承受。”
术后十分之一的失败率，在半年内连续遭遇两例，感觉不仅是无奈，甚至会有些绝望
颅颈交界畸形手术是神经外科较高难度的手术，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作为全国该学科的排头兵，理论上10%的术后症状加重比率，余新光教授及其团队做过近800例这种手术，仅有4~5例出现。而蹊跷的是最近半年竟然就有两位患者出现意外，面对如此意外，余新光教授用了“绝望”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第一位患者是个12岁的小姑娘，术前已经出现呼吸不畅的症状，畸形的骨头把脊髓压成了像线那么细，位置就在脑干前面，仅仅隔着一层比纸还薄的脑膜，要把畸形的骨头拿掉，手术的风险可想而知，北京很多大医院的专家都婉拒了这台手术。余新光教授接下了，而且出现了术后病情加重的意外，小姑娘术后不能自主呼吸，完全要靠呼吸机。
“小姑娘身体太虚了，用了各种办法进行营养治疗，消化吸收也很有限，根本没有力气呼吸，也吸收不了营养”，余新光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尽管这些风险已早告知患者家属，但他还是默默做了一件事：自己掏了2万多块钱，买了台简易的呼吸机给小姑娘用，“患者条件不太好，医院呼吸机的费用太贵，能替她省点就省点吧。”
就在小姑娘还带着呼吸机躺在医院时，另一位小患者，同样的病情、同样被其他医院婉拒，又来到余新光主任面前，“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劝，别再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了”，余新光教授说，但管不住手也管不住心，就是这么“寸”，术后同样的险情又一次上演，小患者呼吸困难也加重了，上了呼吸机，在神外的手术台上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余教授，经历过无数生死时速的大场面，“在那一刻我真是感到很绝望、无助，甚至有些后悔，自己怎么不听劝啊!”。
“神经外科医生就像在加固一堵摇摇欲坠的危墙，在加固过程中可能订个脚手架产生的震动会让危墙坍塌，但你必须选择去做，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危墙坍塌吧。”医生的职业是这样的，常在挽救生命的喜悦和痛惜生命的挫败中游走，有时候理论上万分之一的失败也会让你碰巧遇上，没有选择。余教授经常拿这来宽慰自己和同事。
即便医生再努力，在洋洋与癌症这场斗争中，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了，直到今天他还会备感自责
“带着洋洋回家吧!”
顾晋说出了一个医生最不愿意说出的话。
“当时心情非常复杂，我暗暗地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面对洋洋说一句告别的话?其实，自从我送给洋洋那个小熊开始，洋洋就把我当成她的希望，她不再称呼我顾医生，而是称我为‘叔叔’，现在我真的想对她说：洋洋，千万别责怪叔叔，不是叔叔不尽人情，是叔叔不敢面对分别的那一刻。”接受记者的采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顾晋教授还是满口遗憾。
洋洋是个24岁的姑娘，因直肠癌做了放疗、手术、造口、辅助化疗等一系列治疗，可仅一年半肿瘤就复发并转移到卵巢，生命进入倒计时。
如何让一个24岁的孩子接受这个事实?顾晋教授说，这是他从医近三十年的头一次，同时他也体会到作为一名医生的无奈、惋惜和遗憾。
洋洋患的是直肠癌，而且肿瘤位置非常低，制订的治疗策略是先接受术前放射治疗。但洋洋父亲怕放疗影响卵巢的功能，影响今后的生育能力，于是只能先手术，由于肿瘤位置低，没有保留住她的肛门。
再次见到洋洋，已经是她医治后的一年半。当时洋洋消瘦厉害，面色苍白，肚子胀胀的。顾晋第一眼就知道洋洋的病情快速进展了，肿瘤很可能复发，果然各种检查报告显示直肠癌晚期卵巢转移，而且腹部多处转移，经妇科主任一起会诊，顾教授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手术!
“经过讨论，全院多学科查房结果认为，洋洋的病情恶化，已经失去手术的机会，我们真的不能为她做什么了，我非常抱歉，带着洋洋回家吧。”顾教授说完这句话，洋洋的妈妈转过脸去抽泣，洋洋爸爸眼圈瞬间变红，期望的双眼紧紧地盯着他……
疾病就是这样无情，顾晋教授治好过不少肠癌患者，但面对洋洋的束手无策，洋洋爸爸那期望的眼神，在顾晋教授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至今令他备感自责。
江泽飞会跟有些晚期病人说：我不一定治得好你，但我一定给你好好治
说起失败，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北京307医院)乳腺肿瘤科主任江泽飞说，承认无奈是很痛苦的，但当经手医治的病人最终还是走了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承认——医生就是这样，不一定总能做到。
权威数据显示，乳腺癌治愈率约70%，应该说，是属于好治的肿瘤了。但依然有约30%的患者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人世。
所以江泽飞会跟有些晚期病人说：我不一定治得好你，但我一定给你好好治。他也尽量和患者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医生可能无法挽救你的生命，但会尽可能减少你的痛苦，帮助你延长寿命。这样的治疗心态，江泽飞说，是在经历了很多无奈之后形成的。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能治好更多病人。等到自己开始独立制定治疗方案，经历这些年行医，总有病人医治无效离开之后，你就会反过来调整自己了”。
江泽飞还记得，20多年前，他刚毕业没多久，听说海外有一种药物能帮助治疗一位老太太的病，刚好患者家属就在海外，很高兴，以为老人有救了，可当时海关规定，药物不能入境。就这样，因为药拿不到，最后，无奈地看着老人离去。
这样的经历多了，江泽飞说，医生们难免会受打击，可医学就是这样，“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所以，作为医生，只能比别人更坚强，因为只有坚强，才能有勇气去面对下一个病人，才可能帮助更多的患者。
“虽然无奈是经常的，但希望是永远的”。江泽飞说，作为医生，应该把痛苦放在内心，用乐观的情绪去影响那些深受病魔折磨的癌症患者。
事实上，希望确实存在。比如，现在国际上好的乳腺癌治疗药物基本能在第一时间到达国内，多种治疗手段也更精确和成熟，患者的医疗可及性也越来越广。所以，江泽飞说：“为什么我们还总在30%中悲观，而不去看那70%的治愈希望呢?”
“我们从失败的病例中寻找规律，可能会挽救更多的患者。”凌锋说，医生要做观世音菩萨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教授，从医院卫生员起步，开创了中国神经外科领域的多个第一。说起挫折感，她说那是神外医生的常态，有时毫厘之差，会带来天壤之别的后果。
记者应邀参加了凌锋医学哲学小组的一次讨论会，那次的议题是稳态医学在神外领域的应用。那次凌锋主讲的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和一个失败的案例，通过对比寻找规律。
紧接着，凌锋的博士生讲了从数例死亡病例中发现的共同点，他们叫做生命节点。
“我们从失败的病例中寻找规律，可能会挽救更多的患者。”凌锋说。凌锋偶然看到一本书《重生手记》，是一名肿瘤患者的自述，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医学、人文、医患的案例、思考。
凌锋说，医生要做观世音菩萨，观——认真观察病情，认真观察患者;世——世事洞明，能够深刻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找准自己的位置。音——能够倾听别人的声音和不同的声音;菩萨——有一颗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不论贫富贵贱，都能一视同仁。
就在本文即将完稿时，我们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东大夫(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晓东)一个28岁的男人患非常罕见的恶性度很高的肿瘤，我们为他想尽了一切办法，生存了近两年，今天来看我门诊已经很晚了，他面带微笑的坦然心态震撼到我;走前和我握手说谢谢您这么长时间的照顾和对我的关爱，他来和我告别——这一刻终于击倒了我，我不敢让泪水流下……
医生每天所要面对的，除了繁重的工作压力、强大的社会压力，还有无力回天时沉痛的心理压力。点击手机右上方“…”按钮，转发至朋友圈，关注医生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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