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失去音讯,两个儿子,妈妈只能救一个……
2018/5/11 22:40:29 医学界

    

     汶川十周年,致敬哀伤中涅槃的震后人生。

     作者丨燕小六

     “汶川地震”10周年在即。各类纪念报道、大小不拘的活动,持续出现在媒体报端。

     “会不会有人说,好容易淡忘了这事,每到5·12就搞活动,又想起来了,很痛苦!”笔者问。

     “纪念和形式感,是消减哀思和伤痛的一个必要环节。就像头七、清明一样。那些受灾民众、经历过现场救援,或在地震中失去至亲的人们,需要这些仪式,尽情宣泄自己的情感,完成心理重建。”参与汶川救援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陈俊认为。

     从汶川地震到上海静安大火、玉树地震,再到长江客船翻沉事件等,灾难的发生,不断对医学发起挑战。这促进灾难医学的发展,进而逐步提高医学救难的水平。

     “灾难医学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反复搏斗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参与过多次灾后医疗救援的陈俊说,“汶川地震是中国灾难精神医学(Disaster Psychiatry)的里程碑。我们也需要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通过纪念发出呼吁、引起社会重视,从而推动学科发展。”

     这场哭泣,她憋了两个月

     10年之后,陈俊清晰记得一对母子。

     地震发生前,这原是一家四口。父亲在四川省什邡市金河磷矿工作。双胞胎儿子在当地上学。

     约莫2分钟的地动山摇后,位于龙门山山坳内的金河磷矿,几乎被泥石流整体掩埋。父亲不知踪影。母亲从废墟里,只扒出受重伤的老二。

     她背着孩子,沿磷矿铁路步行几十里,走到市区,寻求医疗救助。

     陈俊见到这对母子时,距离地震发生,已3周有余。“孩子的骨折正在康复中,身体上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妈妈找到医疗队,说孩子不敢睡觉,一闭眼,就是哥哥来找他玩。感觉哥哥一直在身边。”

     陈俊评估孩子发生急性应激障碍。这是指发生一些特殊事件后,人的情绪、行为受到影响。“突然遭逢如此巨大的灾难,孩子心理难免会受影响。这是对异常情况的正常反应。”

     陈俊和孩子做游戏、聊天,给孩子一些改善睡眠的药。混熟后,他开始做心理疏导,帮助孩子“和哥哥告别”。

    

     陈俊(黄衣者)和“帐篷学校”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图片由陈俊提供)

     看到儿子睡得一天比一天好,妈妈坦言“自己也很不对劲。”

     事发后,她满脑子是想尽办法保全小儿子,陪着转院、接受治疗,日夜看护。

     等一切安稳、回到什邡后,按风俗,她该去祭拜大儿子。但她一直不提这事,觉得对不起孩子,想都不敢想。

     “妈妈睡眠状况很差,对声音、光线非常敏感。甚至哭不出来。这是很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属于应激障碍中较特殊且严重的类型。”陈俊说。

     介于妈妈的问题更棘手,陈俊和同行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教育培训科副科长徐勇老师分工。年轻的陈俊主要“看”孩子。年长的徐勇帮助妈妈。

     在什邡待了1个多月、直到医疗救援队临行前,妈妈终于去祭拜大儿子。在坟头,她哭得不能自已。

     讲到这里,陈俊停下来。右手摆弄起签字笔,眼神投射到桌面上。

     约莫一两分钟后,他再度开口:“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更多是去激发每个人自我救援的潜意识。那个妈妈很伟大,她救了小儿子,也救了自己。”

     小标题:“按时”救援,“到点”放空

     民众广泛知晓、媒体报道较多的,是救援队为受灾民众提供大量医疗援助。

     但陈俊得知要赶赴灾区时,接受任务是:“首先”看护好同行医护、官兵等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

     “在救援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精神高度紧张,异常疲惫。尤其是一线人员,每天直面残忍、血腥的画面,不断看到死亡。这些都是强刺激因素。如果救援人员出现PTSD,不利于继续开展救援工作,也会阻扰团队、波及受灾民众,甚至对其个人产生不良影响。”陈俊说。

     这一担忧不无道理。在此前的救援中,有些医疗队被派到几乎封闭的灾区,交通、通讯一度中断,水、食物、药物无法保障。连续高强度工作数日,队员们情绪失稳。有人提出,后援再不到,就自己走出去。

     在赶赴灾区的路上,精神科医生和救援队队长达成一致:

     1.救灾重要,但先要保证队员安全。

     2.设定工作界限,如不主张疲劳工作,每天就像正常上下班那样,定时早饭、出发救援,天黑之前,所有人回到驻地。

     3.人到齐后一起吃晚饭。饭后召开小组会议,汇报当天工作,交流困难和问题,讨论改进措施。

     在小组会上,陈俊和徐勇主要负责“观察”:谁的情绪波动大或神色低落?工作上是不是有特难处理的问题?

     “精神科医生的日常工作就是消化负面信息。相对地,我俩内心强大,更会放空。”陈俊说。

     即便如此,他和徐勇还是约着每天聊一聊。只说风月,不谈风云。

    

     陈俊(左二)和徐勇(左一)随队合影(图片由陈俊提供)

     汶川是灾难精神医学发展的“里程碑”

     有数据显示,汶川地震后1周,原卫生部通过组建医疗队、防疫队等方式,派出171名精神科人员(精神科医生、少数精神科护士和临床心理治疗师)。先后发布《心理危机干预》方案和《紧急心理卫生干预指导原则》,指导当地开展心理救援。

     “意识是正确的,行动是快速的,过程中是存在很多不足的。”陈俊说。赴日本参加JICA组织的亚洲国家灾难精神医学系统培训后,这一感受愈加强烈。

     灾难精神医学是灾难医学的一部分,涵盖灾难心理学、生物学及对灾难的社会反应的研究,以及心理援助、促进心理韧性和康复等。

     和陈俊一同前往日本培训的,有8人。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卫生部门官员等。大家认为,汶川地震是我国医学史上非常大(有一说是最大)的心理援助,但它很“无序”。

     1缺少相应的统筹主体

     地震发生后,大量个人和队伍自发前往灾区,加重道路拥堵。救援物资进不去,甚至威胁志愿者的生命安全。

     有些志愿者凭“激情”而来,带着个人情结。一旦个人情绪宣泄完,救助的动力消耗殆尽,TA可能会离开灾区。然后,新的一批人来了。受灾民众无法信任如流水般的救援人员,感觉自己的伤痛“被不断消费”。

     因此,在重大灾难发生后,需要国家统筹规划,有统一的归口,对外发布统一信息、招募志愿者,以减少混乱。

     2心理救助流程不规范

     有媒体报道,汶川地震后,一批批心理援助者涌向灾区,反复请民众填写心理量表和问卷。有人被要求做过16次问卷,于是故意反着填,所有答案都是假的。一些灾区安置点还打出横幅,“防火、防盗、防咨询师”。

     陈俊指出,心理救援是整个救援中的重要一环。但在灾后早期,救援应紧紧围绕“保证安全、提供各种支持”。如,帮助受灾民众脱离危险、抵达安全避难所,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如水、食物、帐篷、衣服通讯工具等,帮助其更快联系到失散的家人。这么做,目的是帮助受灾民众建立安全感,调动其内心自我修复能力。

     发自肺腑地真心帮TA,和带着科研目的的帮助,受灾民众可以感知到。

     3救援者水平有差异,“还没帮人,自己先崩溃了”

     因为是自发,志愿者的水平能力参差不齐。

     陈俊游览新闻发现,一些志愿者倾诉自己看到悲惨的震区现场,从极度痛苦,到慢慢麻木。这说明TA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健康、濒临崩溃,需要专业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陈俊看望灾民安置点的孩子们(图片由陈俊提供)

     援助要“授人以渔”

     10年后的今天,陈俊认为,灾难援助的统筹一体化已有长足进展。

     从灾难精神医学的发展来看,2010年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和2015年湖北省荆州市发生长江客船翻沉事件发生后,都是第一时间处理指挥所,组建专家团队。幸存者、家属需要什么,如何寻找亲人,哪些地方需要资源、什么样的资源,心理援助如何进行,“统一安排”。

     但在玉树地震的驰援中,陈俊体会到灾难精神医学发展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必须让心理援助本土化、持续化。

     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援助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玉树,但很难开展工作。玉树藏民居多、有宗教信仰。他们不理解精神心理、心理援助。甚至,很多人不懂普通话。

     灾难精神医学要发展、灾区心理援助要完善,“用本地人帮助本地人,才能保证心理援助的有效性、持续性、稳定性。”

     基于此,从汶川地震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按照上海市政府对口援建要求,制定工作计划,长期对口扶持都江堰市精神卫生中心。

     回忆10年前,当陈俊所在的上海市第二批援川救灾防疫队离开什邡时,除贴身衣物外,他们把随行物品都赠与当地。包括食物、器械、设备,以及上海市卫生监督所新配的一辆金杯面包车,因为“大家觉得做得还不够,总想着去帮助更多的人。”

     现如今,陈俊几乎每年都去都江堰,如同“回娘家”。

     “该院所有的医生、护士,甚至后勤、管理人员,都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进修过。每年,我们也会派医生到都江堰,指导工作、培训,帮他们提高专科能力。到了今天,该院不定期举办省内外精神卫生继续教育项目,我们都会去主讲行业新知识。”陈俊说。

    

     什邡市康乐养老院(当时在建中,尚未完工)是陈俊等人参与抗震救灾时的临时驻地(图片由陈俊提供)

     说到底还是缺“人”

     前不久,陈俊接到一个活动邀请。6月,绵阳将举办一场学术大会暨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大会。他对着组委会名单,一一细数:“张岚老师、徐勇老师……,我们都在汶川合作过……”

     陈俊很唏嘘,灾难精神医学发展,面临“人的尴尬”。

     2017年4月,原国家卫计委例行新闻发布会透露一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27733人,精神科护士57591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

     与之相对的是,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40万例。即每千名精神障碍患者vs五名精神科医生。

     “人少,活多。于是,更多精神科医生忙于临床一线工作。对灾难精神医学等分支,分身乏术。因为专业人员有限,专业领域的学术突破受限。当民众有需要的时候,服务的可及性也很难提高。”陈俊遗憾地说。

     在精神科医生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心理咨询师本是很好的补充。目前,我国有120余万人次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但有些培训不够系统,人员素质层次不齐、入门门槛较低,且心理咨询收费标准没有国家统一规范、也无医疗保障,这都可能导致有效、均质的心理援助,难以开展。

     “尤其是灾难后心理干预,不是谁都可以做、凭着热情就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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