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 历史的河流，分分合合，合合分分
2023/1/14 18:00:00 悦悦图书
吴中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于鲁迅研究用功尤勤。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吴中杰评点鲁迅作品系列》《鲁迅传》《鲁迅后传》《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等，又有散文集《人生大戏场》《旧途新旅》《曦园语丝》《海上学人》《复旦往事》等。他所主持的“文艺学系列教材建设”项目，于2001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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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父亲教我读《古文观止》，最先选读的两篇文章是《公羊传》上的《吴子使札来聘》和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父亲说：季札是我们吴家的祖先，骆宾王是我们义乌的先贤，初唐四杰之一，所以你要先认识一下。
骆宾王是义乌人，而且在我当时所住的临海县做过县丞，书上说得清清楚楚，是我乡先贤不假，文章也的确写得漂亮，敢说敢骂，痛快淋漓，值得熟读；
但说季札是我们吴家祖先，我总觉得有些玄虚，两千多年前的事，又没有族谱可查，谁能说得清楚？
就是族谱上写着，也未必可靠，中国人总喜欢拉着同姓大人物当祖先，不甚可靠，就像我外公家的灯笼上写着“陇西李氏”四个大字，颇有攀附世家大族之嫌。
可见我这个人从小就有点叛逆，难怪日后在复旦大学受批斗时，别人说我脑后长有反骨——其实我只是想搞清其中的事实根据和逻辑关系，不肯从众轻信而已。
不管我们家是否像阿Q 自吹的那样，先前曾经阔过，总之，到了近世，早已是穷苦百姓，即使拐弯抹角，也排不出什么显赫的家世来。
我父亲能够说得清楚的，只有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吴嗣荆。
作者周岁照
祖父号九成，人称九成先生。乡亲们叫他先生，是因为他以教书为业。先教私塾，后教学堂，一介寒儒而已。
因为家里很穷，回家脱下长衫还得下地种菜。种的菜自吃有余，就叫我父亲挑到街上卖了补贴家用，说得好听一点，算是“耕读人家”。
但我祖父字写得很好，放学后常被人家请去写字，只是当时义乌还未形成文化市场，所以他替人写字没有润笔，只吃一顿酒菜，常常喝得大醉而归。
1953年我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在丁吕堆表伯家碰到一些义乌乡亲，其中有些是我祖父的学生，他们还对我大夸祖父的书法，说是当年义乌城里，有一大半店家招牌是九成先生写的。
我父亲和叔父都继承了祖父的特长：字写得好，而且酒量也大。只是鉴于祖父常酒醉误事，所以父亲平时从不喝酒，而在宴会上却能划拳拼酒。
但这两个特长，到了我身上，却都失传了。我的字写得很蹩脚，酒量也极差，真是末代子孙。
祖父虽然教书兼种菜，非常勤劳，但是家里人口多，前祖母丁氏有三个子女：我大姑兰翠、我父亲汝熙、二叔汝为；
续弦的后祖母龚氏又有两个子女：我小姑兰碧、小叔汝烈，所以生活一直非常困难。
经济上一困顿，家庭矛盾必然就多，这种矛盾最容易爆发在后娘与前妻所生的子女之间。
我父亲说后娘如何虐待他，经常打骂，他在家里呆不下去，于是决心外出谋生。
那时，我父亲自己母家的表哥丁吕堆已经到上海进了三友实业社，他就请表哥介绍，也进了这个厂家。
这家工厂属于纺织行业，生产的毛巾很出名，直到我懂事时还在畅销。
我父亲因为读过几年书，能写会算，很受老板的器重，但另一家小公司来挖他，许以职员的位置，当时无论是经济待遇或是社会地位，职员都高于工人，他自然就跳槽了。
可惜跳过去不久，这家小公司就倒闭了，我父亲不好再吃回头草，于是就失业了。失业之后，在上海就很难生活下去，他又不愿落魄回乡，觉得无脸去见江东父老。
正在为难之际，恰逢当时的政府在招兵，他就去报名投军了。但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祖父听到他跑去当兵的消息之后，大发脾气，要他马上退出。
我父亲本人也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并不以为当兵是好职业，但是若要退出，又能到哪里去谋生呢？也只好混下去再说。
要混，就得混个样子出来。于是他就一级一级往上爬，在抗战以前就爬到了连长这个位置。
不但自己没有遵照父命退出军队，而且在父亲死后，还把两个弟弟也带进去了。
不过，他也并非故意违抗父命，实乃出于无奈。
我们家中除了几间祖上传下来的东倒西歪屋之外，别无恒产，就靠祖父教书的薪水和卖菜所得勉强度日，祖父一死，一家人的生活就难以为继了。
大姑已经出嫁，两个叔叔和小姑便都陆续出外谋生。二叔和小姑到上海做工，小叔在杭州一家商店做学徒。
但由于市面不景气，工厂裁员，商店倒闭，两位叔父先后都失业了。失业之后，再找工作也很不容易，就先后都到父亲部队里去当兵吃粮。
父亲对他们很照顾，但也颇为感慨。有一次他对弟弟说：军队是要打仗死人的，我们家有我一个进来就够了，真不该把你们都带进来!
但他们不进军队吃粮，又能到哪里去谋生呢？
二叔是一直跟着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混，小叔则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不久，就回到家乡去了。
他脱离国民党部队，是受了小姑的影响。小姑在上海做工时，就受到红色工会的教育，抗战后回到家乡，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当时虽然已经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但两党的阵线还是分明的，她不能让弟弟在国民党部队里混下去，就把他叫回义乌。
小叔先是以小学教师的职业为掩护，与小姑一起做地下工作，我们家也就成为义乌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连小脚的祖母也常常帮他们送情报。
凡做地下工作者，通常都要改换名字，以免暴露。我小姑改名为坚毅，小叔改名为子刚，从字面上看，也比原来的要革命化一些。但后来小叔还是参加了部队，不过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那时，金华、义乌一带沦陷，共产党在金华、义乌、浦江三县边界相毗邻处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是浙东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了根据地，当然要有自己的武装，这支武装力量也属于浙东根据地统一编制，叫作第八大队，属于新四军金萧(金华、萧山)支队。
当时地下党缺乏军事干部，小叔在国民党部队里混过几天，参加过上海八一三淞沪战役，进过干部训练团，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于是把他作为军事干部调入八大队，开始担任军事教官，后来担任一个中队的队长。
这样，我父辈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姑嫁到农家做农民外，其余四个人，刚好分成两半，一半在国民党，一半在共产党，开始是一致对外抗日，后来就深深地卷入了国内的政治斗争。我们家父辈的分化组合，很富有戏剧性，也具有时代意义。
只是，他们并不在同一地区工作，形不成正面交锋，构不成“三一律”或别的什么律的戏剧冲突。
不过，舞台和屏幕上的戏剧冲突，也是虚构的成分为多，现实中的事，本来就是松散的，这倒是生活的本来面貌。
我父亲在抗战前属于郑洞国部队，因为有些文化，又能治军打仗，所以深得长官的信任。
我的名字中极，还是郑洞国取的，说是我出生的那天晚上，他夜观星象，以中极星最为明亮，所以就以这个星座为名，也是希望我将来有出息的意思。
可惜世运变迁，等我长大以后，他已经成为败军之将，连这个名字都成为反动性的象征，一再受到批判，我之所以写文章时改用吴中杰为笔名，也就是要避开中极这个本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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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性情刚烈，讲究直道，受不得窝囊气，见不得不平事，常要打抱不平，而且乡下人的野性不改，弄不好火气就要上来，所以虽能吃苦，也能打仗，但升迁却不是很快。
听说他在郑洞国部队做连长时，顶头上司营长很霸道，有一次冲突起来，我父亲拔出手枪来要与那营长对决，还是郑洞国出面制止，这才作罢。好在他对郑洞国还比较相信，所以郑洞国的话，他还能听。
大概在我出生的时候，日军步步进逼，形势就已非常紧张了。所以在我满月不久，就由母亲带回她的老家浙江临海。
我外祖父李柳堂是个小商人，赚了钱后买了点田地居家养老。他先后娶过三任外婆，只有第二任外婆生下一个女儿，就是我的母亲李菊芬。
没有儿子，是他最大的遗憾，弥补的办法，就是招一个上门女婿。但上门女婿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条件好的人不肯当，肯当的人条件差，所以我母亲拖到二十三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就算是“大龄剩女”的了。
这时，刚好一个邻居的丈夫张仲甫与我父亲一起当小官，两人关系不错，他知道我父亲的家庭情况，不可能回到义乌去，就介绍他到临海做上门女婿。
我父亲觉得从小缺少家庭温暖，做个上门女婿，有个新的家庭也不错，反正在外面做事，不会经常住在临海，而且只要自己有地位，别人也就不会讥笑了。
这样，他们结婚后就以临海为家。我小时候从母姓，算是接续李家香火，直到抗战胜利，母亲带我到洛阳，父亲才把我改为吴姓，说是他在外面总还有些朋友，人家知道是他的儿子，会有些照顾，如果姓李，别人就搞不清楚了。
这时，外祖父已故世，母亲觉得他说得有理，也就同意了，但回到临海之后，外婆还嘀咕了好一阵子。
我出生后刚满月不久，二叔护送我们母子从蚌埠回临海，路过上海时与小姑、小叔合影。左边是小姑、小叔，右边是二叔、母亲和我
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战役中，我父亲的部队调到江湾、大场一带防守。中国军队抵抗得很顽强，损失惨重。有些部队是整连整营地牺牲。
总算我父亲命大，只受了点伤，活着走出战场，而且在火线上被提升为营长。撤出之后，让他回家疗伤，这样，他就回临海住了一些时候。
但那时我还太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是从照片中看到他牵着我在东湖石桥上散步，我还刚学走路。
不久，父亲就归队了，但却已经调离郑洞国部队，而改属胡宗南指挥的九十军六十一师。
想不到这一走就分别八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母亲带着我生活在临海，父亲则在豫中和豫西与日本人打仗，然后就调到陕西韩城、宜川一带驻防，于是天各一方。
我因为在临海长大，所以就成了临海人，身份证、户口簿、工作证上的籍贯栏里，都填的是浙江临海，直到上大学后才到义乌去探过亲。
抗战胜利后，父亲的部队在河南洛阳接受那一带的日军投降，并做日俘的遣返工作。他自己走不开，就派了跟他当兵的我母亲的表侄回到临海来接母亲和我。
从临海到洛阳这段路，现在大概一天就可到达，但那时交通极其不便，轮船，火车，最后还乘上马车，走走停停，不断地等票、转车，走了十多天才到。
但全家团聚没有多久，国共内战就开始了。父亲的部队奉调去打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家属则留在洛阳，我们家又分离了。
内战开始时，国民党高层的调子唱得很高，有些少壮派将领发出豪言壮语，说是三个月之内可以解决共军问题，但中下层官兵却普遍有厌战情绪。
一则，刚打了八年仗，人心思定；二则，那八年是抵抗日本侵略者，事关国家存亡，民族安危，不能不拼命，现在是打自己的同胞，就不那么起劲了。
只是军令如山，不得不服从。这仗一开始就打得很艰苦，共产党部队善于打游击战，经常拖着国民党军队在山里转，拖得他们非常疲劳，时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
有一次我看到母亲买了一小包人参，说是为父亲准备的，让他放在衣服口袋里，在饥渴难耐时含上一点可以救急。我这才知道打仗的艰苦。但是，士兵没有这个条件，如何救急呢？士气的低落也就可想而知。
但后来他们终于打进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打下延安，好像给国民党部队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上下都很兴奋，大事庆祝。
但他们打下的延安，其实是一座空城。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早已撤走，中央机关也已转移，并没有太大的损失。而国民党部队则陷入了被动。
不久，我父亲所属的部队就在宜川瓦子街中了埋伏，全军覆没，师长严明和一些旅长、团长都战死了。
我翻阅过一些描写西北战场的战史和有关宜川战役的回忆录，都说第181团团长吴汝熙失踪了。
其实，我父亲是被解放军俘虏，他化装成一个伙夫，趁隙逃了出来。大概因为他原是农民出身，又做过好几年工人，本来就是从底层上来的，扮个火头军自然很像，所以没有被识破，不像那些少爷出身的军官，穿上士兵的服装也不像士兵，一眼就被看穿。
回到西安之后，他参加胡宗南召开的宜川战役检讨会，对于指挥失误问题，提了很多意见。他认为这样的打法，这场仗非失败不可。但是他人微言轻，上峰并不把他的意见当作一回事，而他也不愿再打下去了，所以决定脱离部队，解甲归田。
那时候胡宗南正要重建打散了的部队，当然不肯放他走，遂封官许愿，要提升他为师长，加以挽留。
但他去意已决，就以到上海开刀治疗疾病为名，请了病假。只是到上海后并没有进医院，就直接回到临海，接替一个朋友之职，做了大生纺织厂的代理厂长。
而二叔汝为，则没有听从我父亲的劝告急流勇退，却跟随国民党部队一路败退到了台湾。
这个时候，小叔和小姑在哪里呢？看来，我父亲开始时并不知道。
我从小叔保存下来的文档里，看到一则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寻找他的启事：“吴汝烈鉴：胜利后叠次寄信未覆为念，究在何处，近况如何？见报速来信。洛阳六十一师吴汝熙启。”
但这启事也没有使他们联系上。因为在重庆谈判之后，共产党浙东根据地的部队都撤到苏北去了，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后改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即使后来小叔看到了这个启事，他也不能将行踪告诉在国民党部队里的兄长。
我父亲后来是从义乌本家那里知道姑叔都参加了共产党，认为他们“误入歧途”，甚为着急。
他给小婶王海萍写信道：“弟妹：烈弟无知，致我等悬望。刻有信致你否？如可能通信，盼速转告，嘱望来我处，一切可由我负责也，告他毋再彷徨。你母子均好否？近况如何？速告。我在，不使你等为难也……”这封信很有大哥的风度，但却是一厢情愿。
他们现在有自己坚定的信仰，怎肯放弃革命事业，再来投奔你大哥呢!不过我父亲始终是从他这个角度关心着弟妹们。
1948年秋，他刚回到临海不久，突然接到义乌堂弟的急信，说是小婶作为共军家属，被县政府抓走了。
他和母亲带着我妹妹洛锦，急忙赶到义乌去营救。那时，他病假未满，一切证件都还有效，所以穿着军装，带着标志军衔的领章，直冲义乌县政府。
县长知道他是胡宗南部队的军官，牌头硬，不敢与他正面碰撞，但是，惹不起躲得起，我父亲从县政府前门进去，他就从后门溜走了，来一个不相照面。
义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在设法营救，他们每天在我父母所住旅馆房间的门缝里塞进一封信，报告我婶婶王海萍的动向，被关押的地址，但也是从不照面。
我父亲就根据这个情报来追踪，但都被县里躲过了。最后一份情报说，明天一早要将王海萍押赴杭州，并示以出境路线图。
我父亲据图赶去救人，但小婶却已从另一条路被押走了，仍旧没有拦到。
不过小婶后来还是被释放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地下党的营救，另一方面则因为小婶毕竟只是新四军的家属，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而当时主政浙江的陈仪，正在与共产党进行联络，也不想斩尽杀绝，愿意网开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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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兄弟姐妹们重新联系上，是在1949 年之后。不过这时他们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地位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在是共产党胜利了，姑叔都是光荣的革命干部，而我父亲却是“伪方人员”。现在是轮到小叔小姑来关心我父亲的生活和思想了。
不过在“伪方人员”里，我父亲的命运还算是好的。
据说，政府有一条政策保护了我父亲：凡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前脱离国民党军政界的，一律不作历史反革命处理。
我父亲虽然参加过攻打延安，但是在三大战役之前脱离了国民党军队，所以一直没有立案，也没有被关押，让他在家劳动，自食其力。
当然，他之受到宽大处理，或许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即客居他乡，在地方上没有形成自己的势力。
他早年的同事张仲甫，脱离部队更早，但回家后成为地方上一股势力，这是政府所不能允许的，所以被清除了。
而我父亲在临海却是一个外来户，只是靠母亲的社会关系认识一些人，自己并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所以可以生存下来。
这样看来，他到我母亲家里来，易地而居，倒是一件好事了。
但现在他是一家之长，母亲家的地主帽子也就戴在他的头上，再加上“伪方人员”的经历，处境就很不妙了。
我父亲虽然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并不在乎什么帽子，但实际生活却是每况愈下。
大生厂厂长本来是王亚平请他代理的，王亚平被镇压之后，他的厂长也做不成了。好在他年轻时做过纺织工人，所以一家人就以纺纱织布为生，但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却被下放到生产队里做农民。
这时他已五十多岁，而我的弟妹都是抗战胜利以后出生的，年龄很小，生活就十分困难，有时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姑叔对父亲还是很关心的。1953 年下半年，小叔曾调到临海工作过一小段时期，他常常到我们家来看望父亲。
不过这时我已到上海读书，不知他们谈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直接接济我父亲，但对我是有经济上的支援的，这也是间接对父亲的支持吧。
我考大学时，小叔就寄了二十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二十元)给我作上学的路费，否则我也无钱到复旦来读书。
我在复旦读书四年，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那时，学费、饭费和住宿费是全免的，零用费还可申请，分四元、三元、二元三等，我家太穷，不好给三等，但是成分不好，也不能给一等，所以给我二等待遇，每月三元。
我靠这三元钱，勉强可以应付零用，但要想添置件衣服或买本参考书就不行了，小叔小姑也常给我一些钱，让我支撑到大学毕业。
但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是严格的。小姑是政工干部，喜欢做政治思想工作。
她常教导我说：你与父亲在政治上要划清界限，要做他的思想工作，但在经济上还是要支援他，现在家里生活确有困难。
她对我父亲进行了阶级分析，认为他从小苦出身，本质上是好的，但在国民党部队里呆久了，所以思想反动了，应当争取他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我按照她的指示去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但每次都被父亲驳倒。我说的是空头理论，他说的是生活事实，我无法说服他。不过，这情况我没有敢向小姑汇报。
有一次我回临海度假，小姑要我找大队支部书记了解一下父亲的思想情况。这位大队支书是我母亲的学生，不愿意为难我们家，说你父亲还是老老实实愿意接受改造的，我告诉小姑后，她也就放心了。
不过她脑子里也并不全是原则，虽然感情被挤在一个角落里。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她小时候与我父亲一起上山拾柴、下地挑野菜，我父亲怎样照顾她，有一次她实在走不动了，我父亲还背着她回家，说时很动感情。
小叔更重感情一些，口头上不讲那么多原则，但实际上也是关心我父亲的思想改造工作的，不过他的方法更缓和些。
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小叔买了一本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寄给他，叫他看看，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
我父亲看后认为这本书写得与真实情况有距离，西北战场的情况不是书里所写那个样子。
我想，文艺要为政治服务，难免会有些宣传性，在亲历者看来，就会觉得与真实情况有距离了。可惜我当时没有追问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小婶则不管这些大道理，完全从感情出发来看事。父亲去世时，我没有通知姑叔，怕他们为难。
不来吊唁吧，感情上过不去，来吊唁吧，怕影响他们的革命立场。所以直待丧事结束后，我回上海路过杭州时才去报丧。
在小叔家吃饭时，我对小婶说，爸爸很感谢你，说你对他很好。小婶眼里含着泪水说，你爸爸对我好，我一直记得。
我想，她说的是当年我父亲到义乌去营救之事吧，事虽未成，但她一直记在心里。
我父亲是直到“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重新获得社会对他的尊重。那时县里要他出来参加黄埔同学会工作，这就是要他做对台的统战工作。
他其实并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只是在中央陆军大学或军政大学受过短期训练，也被算进去了。
但我父亲不愿意再介入，遂婉言谢绝道：我现在忙于带孙子，没有空出来做工作。的确，他每天带着一群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自得其乐。
我女儿说，那次她回乡看望爷爷奶奶，爷爷就带着一支儿童团到汽车站迎接，有两个小弟弟还拖着鼻涕。
姑叔的生活在“文革”前还没有什么大波澜，“文革”开始之后，就不平静了。
小叔20 世纪50年代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来后在医院里休养了一段时期，就转业到地方，做了杭州园林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
这工作倒符合他的兴趣，他也工作得很投入。但“文革”一来，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呆过一小段时期的经历，就成了大问题，审查来审查去，审查个没完，当然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文革”结束后官复原职。但不久就离休了。
离休之后，他身体还好，就带领一批退休工程师，骑着自行车搞调查研究工作，花了几年时间，制定了一个西湖西扩计划，后来被杭州市采纳，付诸实施，使西湖旅游区扩大了很多，很受游客欢迎。这之后，他就写字、画画、写回忆录，自得其乐。
父亲与小叔晚年在杭州相逢
小姑的麻烦要大些。抗战时期，她在担任瑞安地下党县委书记时，曾经被捕。
老虎凳、辣椒水等许多刑罚都给她用过，她按照事先得到的应对教育，说是用刑时咬紧牙关就可挺过去，结果把牙齿都咬碎了，年轻时就满口假牙。
因为搜不到证据，只是个疑犯，而且还有孕在身，所以最后被放了出来。
50年代我见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很差，而且实际上已不被信任。这只要看她的官职愈来愈小，就可了然。
她开始是在上海公用事业局做领导，后来调到陕西宝鸡一家重工业工厂做人事工作，最后是回到杭州做植物园的党支部书记。
“文革”期间，更是受到审查、批斗。按当时的通行做法，对被捕过的人一定会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我怕她接受不了这种冤屈，曾到杭州去看望她。但又不好直接问这些事，看到她很镇定，很坦然，也就放心了。
真正使她不安的，是在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一则是青年的思想变化，二则是个别干部的腐败现象。坚持了几十年的政治原则，突然失灵了，她感到特别难受。
她对我也有所不满，不过没有当面教训我，只是对她的儿子洪波说，你表哥思想有些问题，你不要受他影响。
因为洪波在上海工作，与我接近得多一些。但洪波的思想比我开放得多，他回到上海就笑嘻嘻地将这事告诉我了。
我虽然不赞成小姑的保守观念，但很能理解她的痛苦心情。我不愿意伤害她的感情，所以在她面前只谈家事，不议时政。
我知道，她对于许多问题还是有所反思的，只是不愿再往深处想罢了。
父母亲晚年以带孙辈为乐
历史的河流滚滚向前，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主流支流，支流主流，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岂是凭着一些简单的条条框框就能评说得清楚的!
来源：《鹿城纪事》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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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纪事》(精装)
作者|吴中杰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1月
定价|68.00元
本书为纪实散文集，与作者已出版之《海上学人》与《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版)属于同一系列，是用特写形式，反映出时代面貌。
本书以20世纪鹿城生活为背景，以特写的形式，写出时代的演化给百姓所带来的生活变迁。写得较多的是自己所熟悉的教师、学生、学者、医生等知识阶层，也写了一些地方民俗文化，力图能写出地方风情。
本书着重写小县城小人物的故事，写他们的生存状态、民情风俗以及在历史巨变中的承受。这才是历史底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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