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怎样把理论书当成故事来读呢?
2023/2/11 19:30:00 悦悦图书



刘康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要讲读书的话,影响我一生的读书经验大概有三条:第一,完全是碎片式的,有什么读什么,看见什么读什么。第二,喜欢故事,读的都是故事书,这是我一个终生的爱好。第三,对写书人的和书里的人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一个是故事,另一个就是人。
影响我一辈子的,我感觉都是这种碎片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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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式的阅读经历
小时候读什么书呢?反正也不上学,家里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我家里的书比较杂。我妈妈是学医的,我爸爸是在中学里教历史的老师,所以家里有不少历史、医学的书。家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英文书、小说,以及妈妈的俄语书。《三国演义》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看的,是竖排本、半文半白的。我是大概八九岁时看的,当时虽然看不太懂,但也看得津津有味。
还有《阅微草堂笔记》等各种很杂的老书,以及爸爸以前念书时留下来的旧书。除此之外,我还看了好多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小说。有些你们应该不知道,像《欧阳海之歌》;有些你们可能知道,像《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外国作家的小说最喜欢看,让我看得比较入迷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等。






我当时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读书情况,非常混乱,非常碎片式,跟当时的时代还是非常吻合的。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我一边听着外面大喇叭里喊口号,一边在看《敌后武工队》……似乎处于一种超现实的、穿越剧的情境中。《敌后武工队》是抗日题材的,故事真的很精彩。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故事特别感兴趣。对故事的兴趣,也是我后来学文学的原因和很大的动力。
考大学的时候,当然也是和爸妈商量了半天。我没有念过书,对数理化一窍不通,只能学文科。我爸说,文科太“危险”,不能学。那学什么呢?想来想去,学一个文科里危险小一点、技术性强一点的外语吧,学完之后可以当饭碗。后来,就到了南京大学去学外语。到了大学,我看闲书、杂书的读书习惯并没有改变,仍然会在阅览室看各种各样的小说。南京大学那时是比较开放的。我们的老校长匡亚明是一个非常热爱文化、热爱教育的人,为学校引进了很多一流知识分子。我记得自己当时经常到中文系去,还听过大师级的程千帆先生上古典诗词的课。听程先生上课是一个极高的享受,教室也自然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令人陶醉。有一门大学语文课,课上老师用的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当时我们上课特别开心,甚至热血沸腾。虽然就上了那么一个学期,我们也从古文中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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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其实都是读人
我们英文系的教授中有一半都是外国人,多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还有很早出国留学回来的几位老先生,比如偶尔给我们开课的南京大学副校长、英语界的老前辈、1931年哈佛大学英语系博士范存忠先生,我们英语系系主任、1933年耶鲁大学英语系博士陈嘉先生。中国英语界所有那些后来的大佬,包括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都是范存忠先生或陈嘉先生的学生。可是他们那个时候“述而不著”,书写得很少,论文发表得也很少。所以我们读书,其实都是读他们这些人,比读他们的书更有意思。
▎陈嘉先生
陈嘉先生当时给我们开一门大课,叫“英美概况”,在一个阶梯形的大教室,几乎77届、78届以及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等好几个年级一块儿上。陈先生讲话慢条斯理,讲的很多好笑的地方,当时我们觉得听懂了,但其中深刻的含义其实要几十年以后才能明白。后来,我考取了出国的研究生,就挂在陈先生的名下。陈先生让我们上他的家里去,给我们七八个学生开了一门课叫莎士比亚。他从家里的书架上拿下一本一本他珍藏的莎士比亚,那是图书馆里借不到的书,也不方便带到学校里去。我们把莎士比亚捧在手上,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当时我们已经要读研究生,按理说英语水平应该不错了,但拿着书页泛黄的莎士比亚,翻到《哈姆雷特》,觉得自己像“白痴”一样,几乎什么都看不懂。现在回想起来,莎士比亚写的英文有点像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中文,半文半白的。陈先生上课的方式特别有趣,上课前会先说:“OK. Let’s turn to page 12……”,然后他就开始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地给我们念起来,念得非常陶醉。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一开始我们面面相觑——陈先生就这样念着给我们上课?也不解释两句?我们就这样把书还给他,不回去再看看了?当时我们还想着借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回去看呢,后来发现慢慢就不需要了。随着陈先生一直念下去,我们竟然都能看得懂原文了,尽管他根本没有给我们讲解。这是我记忆中在中国念书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体会。
▎外国老师们
外国老师们也很有意思,我们很多英文书都是从他们那儿读到的。当时有个加拿大老师Ken Mitchell,没几根头发,留着个大胡子,非常像白求恩大夫,我们叫他“老米”。“老米”是个剧作家,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喜欢写剧本,也真的演过白求恩。他把教材拿来给我们念,我们总是非常开心,因为他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讲。他给我们念一本寓言小说,是乔治·奥威尔的Animal Farm(《动物农场》),给我们从头讲到尾,大家都觉得太贴合我们的经历了。他也讲过乔治·奥威尔的《1984》,只是书太厚了没有讲完。

Animal Farm,Signet Classics 1956-03-01外国教授的课都会让大家看很多书,会给我们开一些书单,推荐我们到图书馆去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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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知识体系下的碎片式思维
我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如今还记忆深刻。根据我们当时那个“富布赖特计划”,我们要先做一个月的培训,了解一下美国。到了之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就去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图书馆。我们一伙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站在门口那儿,一开始左顾右盼不敢进去。但其实图书馆是开放的,可以随便进。进去之后,看到书山书海,我感觉天旋地转,两条腿打颤,扶着书架足足站了五分钟。图书馆里一个一个的书架没有人管,想翻什么书就可以翻什么书,看书很过瘾。我发现,那里竟然有很多讲中国的书,还有很多繁体字的中文书,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英文,本科的时候又学了一门第二外语,是德语。去了美国之后,在威斯康辛大学读博士期间我又读了六年的德语。所以,我的德语还是不错的。法文其实比较好学,我基本上是自学的。日文里,有很多汉字是很好认的,尽管不会读。小时候我还认了几个俄文字儿,后来也读俄文书……英语、德语、俄语、法语,加上一点点日文,这样各种各样语言的书拿来读一读,是很有意思的。后来我养成一个很奇怪的读书习惯,这个“毛病”到今天都没改。可能是因为从小习惯了碎片式阅读,我现在依然喜欢同时把五六本书放在面前翻来翻去。有的时候五六本书是相同的主题,有的时候是完全不相关的主题,一本书看半个小时就放到一边,换一本书接着看一会儿……往往两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可以同时看四五本书。如今有了互联网,更多时间是在网上翻来翻去了。碎片式阅读形成了我的碎片式思维。我常常觉得自己糊里糊涂的,跟别人说什么事儿都说不明白,但好像也无关大局——我照样当了个教授不是?在大学给学生上课时,我常跟他们讲:“你们千万别指望从我的课上学到什么。就算课上完了你们说啥也没学到,那我也就很满意了。” 到今天,我都没有从碎片式的人生观、故事观、对人的认知、对读书的认知中醒过来,可能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都不一定能够“醒过来”。我到美国之后,读的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一个是关于中国的,做研究、写论文,我会选与中国有关的课题,可以叫汉学,也可以叫中国研究。另一个就是我所学的专业——比较文学。在我去美国的那个时期,正在兴起一场理论狂潮。法国人、德国人那些高深莫测的语言的、精神分析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新理论,或曰“后学”理论,即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 都是我们比较文学课上主要学习的内容。我接触的知识体系,一个是讲中国的,另一个讲欧美的,跟中国关系不大。但是欧美的理论却引起我高度的认同感。我觉得,我对中国所有的重新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出自于我对那些高深理论的理解,跟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对立。去美国前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我看来,美国的汉学或中国研究,跟我经历的中国才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追忆似水年华》法文原版
这是我在美国读书觉得最有趣的一种感受,因为其中有一种强烈的陌生化的效果——这些人明明都是讲中国的,但是他们常常又让你觉得“不知所云”。后来我在美国做了教授,几十年下来,大部分的时间虽然都是在做所谓的“中国研究”,但我的“中国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从另外一边来的,从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那里来的。怎么理解古代中国,我不敢说,因为我在这方面实在是太没文化了。但说到现代中国,我觉得,还真的是应该跟这些欧洲人、日本人等搅和、勾连在一起,理不清,道不明,难道现代中国不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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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理论书当成故事来读
这些年,我很多时间是在做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哲学理论、文艺理论等跟理论有关的工作。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你怎么会对这些理论感兴趣?其实,我并不是对这些深奥晦涩的理论感兴趣,而是对这些理论背后的人物感兴趣。人是特别有趣的。无论什么领域的理论书,我一概不把它们当作理论来看,而是当作小说来读。我看见的,是故事。我慢慢养成了一种很“奇葩”的习惯,偏要从那种很深奥的理论中读故事。我读那些很深奥的后现代理论,发现它们和我的人生经验有时候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有时候又会产生高度的吻合,特别有趣。
怎样把理论书当成故事来读呢?我会带着好奇去找寻他们人生的轨迹,寻找他们的故事——这些创造理论的人都是生活在世界上的活生生的人,为什么能想出这些奇奇怪怪的晦涩抽象的理论呢?单单了解他们的人生轨迹还不够,因为有些人的人生轨迹其实很简单,比如思想最灿烂辉煌、博大精深的康德。康德的人生经历很简单,一辈子基本上没有离开他的那个小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他的生活经历不足以让我们理解他,但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文艺复兴之后,人性抬头,神性低迷,人类走出了蒙昧的黑暗——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我对康德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靠看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历史书籍、小说而来的。按照学术的说法,他的文本叫text,他所处的环境叫context,也就是我们说的语境。这两个方面的东西放在一块儿,才给了我们对康德的认知。我一直想着,哪天一定要到去柯尼斯堡转一转。后来设法到了那里,那儿已经是俄国的加里宁格勒了。去康德的故居转了一圈,在里面仔仔细细看了很久,印象非常深刻。有一门学问叫现象学,跟现象学联系在一块儿的一门学问——解释学,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解释学,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我觉得,现代的解释学特别有意思。现代解释学领域,有三个来自德国的大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三个人的解释学,叫怀疑论的解释学。他们对历史、故事、人生,以及宇宙的规律和非规律性等,都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弗洛伊德讲了很多关于人性本能的东西;尼采很多时候是在讲信仰的非理性成分;马克思是在讲我们的物质生活,他认为越是形而上的东西,越脱离不了形而下的东西。我们大概对马克思比较熟悉。马克思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他的批判的、彻底怀疑的解释学的态度,跟我在去美国之前知道的马克思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我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同时发现了尼采和弗洛伊德,而这些发现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读书也好,做人也好,都脱离不了历史。当然历史就是故事。对于我们怎么研究历史,怎么看历史、看世界,有三个人给我很大启发。这三个人也是深受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影响的。第一个是20年代中国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的黑暗时代里,鲁迅以笔墨为武器,向旧中国发出震聋发聩的呐喊。《呐喊》就是他射出去的第一发炮弹,化成一道炽烈的光。他企图划破“铁屋子”里的黑暗,唤醒更多沉睡的人。但他最大的怀疑是,那些铁屋里的人,都在昏睡中死灭,他们真的能被唤醒吗?这就是鲁迅纠结一生的疑虑和忧患。第二个是30年代德国的流亡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他看了一幅现代主义的画《历史的天使》(Angel of History),对这幅画有一个寓言式的描述:历史的天使背负着进步、历史、前程,背朝天,人朝地,被一股强大的历史的风暴往后推着,被迫往后退。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弥合起来。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他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回来。……天使看到的历史,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废墟。这是本雅明对历史的认知,一个离去的天使。第三个是60年代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说,我研究的就是人类的家谱,知识的谱系、书的谱系,我跟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历史和事物都是连续的、逻辑的、有规律的,而我看到的都是断裂的、扭曲的、碎片式的,历史就是一地鸡毛。这三个人对历史的理解,跟我从小碎片式的经验有高度的吻合。

萨义德《东方主义》
萨义德《乡关何处》

最后,我想说一个让我深受感动的人,一个德高望重的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萨义德写的书《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20世纪世界非常重要的经典,在中国也影响巨大。他还写了一本很精彩的回忆录Out of Place,中译本起了一个充满诗情的名字,叫《乡关何处》。在这本书里他说,我实际上是一个被流放的人:“知识分子就是被流放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不断被人推推搡搡,也不断推推搡搡他人” (Exile for the intellectual is restlessness, movement, constantly being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others)。这是他对流浪汉知识分子的定义,我觉得,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讲, 就是“一只打酱油的流浪狗”。他说,他只是个业余的知识分子,而所谓业余的,不是出于一种责任在工作,而是出于一种热爱(The amateur works not out of obligation, but out of love)。我觉得,这句话是爱德华·萨义德人生的写照,他的自画像。而这句话,大言不惭地说,也是我的座右铭。谢谢大家!
来源:傅杰老师主持的“我的读书经验”名家讲座第六期,本文是节选,可扫下图二维码观看完整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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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经验》
主编|傅杰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8月
定价 | 88.00元
悦悦图书旗舰店售价| 4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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