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过亿，花式逃税，明星吸金背后的小九九你知道吗？
2017/5/5 传媒1号
近日《2017年中国名人收入榜单》公布，这份榜单上的百位名人，入选的门槛是2500万元，去年一年的总收入达到70亿9530万元，其中收入过亿元的名人共有14位。
其中，范冰冰以2亿4400万元拔得头筹，鹿晗收入1亿8160万元位居第二，周杰伦以1亿8150万元收入排名第三。
榜单统计的时间范围是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收入主要包括电影电视剧片酬、导演监制费用、数字专辑收入、演唱会门票收入、比赛奖金、代言费用和活动费用等。也就是，这还不包含名人名下的投资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
我国明星收入畸高 日韩相形见绌
榜单一经公布，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再加之，前段时间关于明星收入的新闻甚嚣尘上，Angelababy八千万抠图片酬，鹿晗几亿片酬这种消息不绝于耳。
吃瓜群众不禁好奇，明星的收入真有那么高吗？嗯，确实很高!
下面截图中，第一个是姚晨工作室，第二个是吴秀波工作室，姚晨《离婚律师》片酬3290万，吴秀波该剧片酬3263万。
《女不强大天不容》片酬，海清1520万，杜淳1290万。去年郑爽从首映时代撤股，当时的声明里面明确表明，《夏至未至》支付郑爽的费用为1200万。
同为亚洲国家的韩国和日本，他们的明星片酬显然低多了，而且这些国家的明星还出了名的敬业。
全智贤的片酬为每集1亿韩币(约54万人民币)，李英爱今年接拍韩剧《师任堂》的片酬是每集1.5亿韩元(约80万人民币)。
韩国男艺人前五名片酬分别是，金秀贤6600万韩元(1390万人民币)，这个是韩国最高片酬的男演员拍一部戏的工资；苏志燮片酬5200万韩元(1095万人民币)李敏镐的片酬是4600万韩元(968万人民币)；宋仲基的收入和李钟硕是一样的，都是4000万韩元(842万人民币)
特别要指出的是，韩国的编剧比演员更值钱，在韩国排名前十的编剧，收入可能会超过主演，平均每集5000万韩元左右。正是由于对创作人员的尊重，才使得韩国不论是综艺还是电视剧都能频出精品。心疼我国编剧几十秒。
而日本最高片酬才555万日元/集(约34万)，只有米倉涼子一人，我们熟悉的新垣結衣只有200万日元/集(约12万)，石原里美250万日元/集(约15万)。
△ 米倉涼子
实际上，我国这些明星高企的片酬简直和欧美明星的片酬不相上下，甚至更高。
《生活大爆炸》第六季到第八季Jim Parsons、Johnny Galecki和Kaley Cuoco得到了每集100万美元(约690万人民币)的片酬。
《钢铁侠3》，小罗伯特唐尼片酬为5000万美元(约3亿4千万)，现在在即将开始拍摄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中，小罗伯特唐尼又刷新他的片酬纪录1亿美元(约6亿9千万)。
当然，好莱坞明星贵有贵的道理，毕竟人家面向的是全球市场，影响力摆在那儿。而且其敬业的程度和专业能力也配得上如此天价的片酬。
横店影视集团老总刘志江就曾透漏，外国演员他们觉得，演员和片方是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我们是老板，他们要很尽心的工作。
盖·皮尔斯在入组《幸福卡片》前，主动提出想开拍前和女主角朱琳练戏，提前十多天和朱琳排演完全部戏份，还悉心指导，未收取任何费用。
剧组前往悉尼拍摄，问他在悉尼预订哪家酒店的总统套房比较好，盖·皮尔斯说：“你不是我的老板吗？我是给你打工的。我家就在这儿，为什么要住酒店。”至于提供车辆，他也拒绝了，“我是来工作的，我开自己的车就好了”，甚至连汽油费都不必报销。
△ 《钢铁侠3》 盖·皮尔斯
而国内明星拍戏基本都是“一拖几”的阵容，几乎都要配房车。即便在北京拍戏，也要为其订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去不去住另说。
片酬下的敬业和专业，我们是服气的，而我们的有些演员，抠图演出、过度用替身、使用倒模，不背台词，开拍的时候就念1234剩下的全部交给后期配音处理。
这些行为不仅仅导致作品质量低，难出精品，扰乱行业风气，甚至还助长了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误导了一批青少年。
此外，就片酬的支付方式而言，刘志江说：“中国很多人有误区。很多国际演员的片酬听起来是多到千万美金，但人家不是一开始就拿走这些钱的。他们开始只拿一点点，剩下的70%到80%，是电影上映后看票房的情况再拿，票房越多拿到的越多。他们演我们的片子也是这样付片酬。我们国内的演员却是一下拿走。”
刘志江还炮轰，国内演员要片酬是税后，要我们片方来承担，人家好莱坞都是税前，国外演员都是自己负担。
花式逃税 只有你想不到的
可即便是坐拥高企的片酬，这些明星还是会想方设法避税。除了收取税后款，转嫁纳税责任，还包括在避税地或者低税率地区注册公司、阴阳合同、慈善捐款等等。
首先，咱们来说说，为什么明星工作室愈发的多了？其一部分的原因在于可以避税。明星基本都是以工作室的名义对外承接广告、拍片等业务。
从税收来看，工作室属于个人独资企业或者有限合伙企业，通俗的解释就是类似工商户，缴税就是按照工商户缴纳。
纳税时因为影视公司的很多成本没有发票，会计账簿不健全，所以进行合并征收，就是合并个人所得税。而这些明星通过在税收优惠地区注册公司，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从而进行避税。
除了在形式上寻求变通，不少明星还在地理位置上求变通。近年来，备受明星和影视公司青睐的避税天堂是霍尔果斯，每经影视记者就曾报道过，2011年“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新疆霍尔果斯成为新的经济特区，实行免税政策，除此之外，更是提供了注册公司快速上市的“绿色通道”。
据了解在天眼查网站按照“文化体育以及娱乐业公司”进行搜索，搜索的结果显示，在霍尔果斯注册的相关行业企业有1323家。
据中国电影产业报道，明星直接担任法人或间接控股的包括吴秀波、黄渤、赵本山、李湘、刘涛、陈建斌、王学兵、张嘉译、徐静蕾、梁静、吴奇隆、范冰冰、陈坤、关悦、胡军等。
另外还有与明星间接关联的公司，比如杨洋、宋茜、刘颖持股的霍尔果斯悦凯影视。
导演里有大众熟悉的韩寒、宁浩、张猛、高希希等。
明星公司还只是一小部分。据一位代办霍尔公司新开公司业务的人士介绍，目前已经在霍尔果斯注册的影视传媒类公司预估超过600家。
业内叫得出名字的公司，如光线、华谊、博纳、乐视、嘉映、华策、欢瑞世纪、耀莱、和力辰光、大盛国际、喜天、和和、银润、联瑞……几乎都在霍尔果斯注册了公司。
报道中以光线传媒进行举例，光线传媒，直接、间接地在霍尔果斯注册了五家公司：霍尔果斯青春光线影业、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霍尔果斯光印影业、霍尔果斯可可豆动画影视、霍尔果斯光魅影视。
仅青春光线一家过去一年出品了《大闹天竺》、《火锅英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谁的青春不迷茫》、《捉迷藏》、《少年》、《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七部电影，累计总票房超过22亿，投资方分账约8.6亿。
青春光线在每部电影里基本都是主要的出品方之一，假设平均的投资比例是20%，那年营业额就有1.72亿。正常情况下需要纳税总计1302万。在霍尔果斯需纳税634万(713万-79万)。一年省了668万，超过51%。
新沂是仅次于霍尔果斯，明星最爱开公司的第二个地方，杨颖、周冬雨、杨洋、宋茜、马天宇、许魏洲等，都把公司开到了新沂。
Angelababy的经纪人杨铭称，在新沂市新店镇注册量子文化传播徐州公司是战略布局之一，当时可供选择的地点很多，最终选定新沂，还是因为新沂提供的优惠政策比较吸引人。
同样是避税，欧美明星做的或许好看些。在欧美国家明星们还会通过慈善捐款来避税。根据欧洲许多国家的相关法律，只要慈善捐款达到一定数额，将可以免去部分税费。既通过慈善博得了名声，又免去了税款，真可谓是名利双收。
欧美球星也是避税的高手，他们还会选择与俱乐部签订两份合同，一份是基本工资，完全按照规定交税，另一份则是隐形合同，涉及奖金、肖像权等额外收入，这部分金额有时候占到总体收入的一半之多。
在发放这部分收入时，俱乐部也会依靠海外公司以分红、借贷的方式给球员，避开税务的正常渠道，直接达到避税的效果。
税收制度须完善 明星的腰包或收缩
针对明星们的花样避税，国家也开始重拳出局。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于2017年2月13日印发了《2017年税务稽查重点工作安排》，明确提出以股权转让、投资公司、基金、证券、演艺公司等行业和领域为切入点，并且统一选取30名企业高管、演艺明星。
但目前，未能拿到这份名单。据了解，工作安排已经下发给地方税务局，开展个人所得税及相关联的企业所得税检查。
据了解，霍尔果斯因为享受税收优惠的“壳公司”的现象已经被税务总局重视，“最近税务总局督查组专门去了霍尔果斯，对“壳公司”的现象进行了调研，调研刚刚结束。”一位税务人士表示。
其实这些做法，只不过是扬汤止沸，我国的税收体制本身就存在漏洞。有专家明确指出，我国的税法未划分中低收入和高收入标准。明星属于高净值人群，却与我们普通人的纳税标准相同，国家一直宣称要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却迟迟不见采取有力的行动。
就美国而言，对于高净值人群的税负是很重的，纳税额几乎达到了收入的一半。就此看来，我们的明星实在太过轻松。
此外，明星不仅仅涉及演艺的税收问题，还涉及股权交易、资本运作等税收问题。最近，赵薇代表的龙薇传媒与万家文化企图以6000万的资金杠杆撬动一场耗资30亿的收购就引发各种讨论。
完美世界用5亿元获得杨幂旗下公司嘉行传媒10%的股份，而后者的估值飙升至50亿，募资完成后，嘉行传媒便大手笔分红，拟向股东分红1.9亿元。此事也引发了浙江省证监局关注。
一位财税人士表示，现在明星的片酬、广告、代言之类的收入基本都由自己的经纪公司运作，而入股、股权交易的“猫腻”更大。
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震看来，现在需要对名人的收入进行全口径管理，除了出场费、代言费、广告收入，股权转让也应该纳入管理口径，未来推进个人所得税的综合与分类改革时，可以考虑把高收入阶层纳入综合计征。
其实针对天价片酬，我们可以学习欧美国家的做法，将明星片酬转化为收益分成，形成“命运共同体”，说服明星降低开拍前的预付款，再让明星参与上映后的电影票房分成或是全版权收入分成。
一般来说，收益分成的方式优势在于既可以让片方减少电影的部分前期投入，又可以让明星与电影变成“命运共同体”，实现风险共担，如果电影市场表现出色，明星可以获得比以往的固定片酬形式更丰厚的回报，而如果电影市场表现失败，则明星也将承担部分损失，减少片方的压力，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市场机制。
此外，韩国和日本形成行业协商机制，建构统一片酬标准的做法也值得借鉴。日本电视台对演员片酬定制了一套评估机制。
台内电视剧制作部门会定期对观众实施调查，得出每个明星当季的预期收视率，然后综合考虑其业内地位、演技等其他因素，确定片酬预估值。
随后，电视台工作人员据此与明星经纪公司或本人谈合同，一般最后的结果和预估值相差无几。
在韩国，为了限制大牌艺人漫天要价，业内也制定出了“出场费标准”，按照艺人的资历、地位、演出的分量等分成大约18个档次，出场费逐层递加，到18级封顶。
粉丝经济热潮、演员明星化、浮躁的行业氛围造就了如今的天价片酬，倘若保证剧集制作费用充裕情况下的天价片酬，匹配上演员高度敬业和优秀的专业能力，我们无可厚非。毕竟合格演员的生活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光鲜亮丽，他们需要经历寒冬淋雨、太阳暴晒、泥潭打滚、彻夜赶戏，甚至高难度动作还会威胁生命。
但是天价片酬下，过度使用替身，倒模、抠图等不负责任甚至欺骗观众的行为则是不可原谅的，作为公众人物，违反法律逃税漏税的行为，更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明星片酬本身，而是今天整个影视行业乃至娱乐工业的生产逻辑。此外，影视产业不能成为资本的游戏，税收制度的完善、良性的行业生态的回归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但形成共识，重拳出击则是刻不容缓的。
明星天价片酬问题本质上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市场提供的机会多，但具备市场号召力的明星数量有限，自然会出现哄抢明星，片酬水涨船高的局面。
在韩国，艺人出演的价格之所以能保持在相对较低的价格，很重要的一大原因便在于其建立起了一套“流水线”式的艺人选拔和培养机制。韩国艺人数量约2.5万，占5000万人口总数的0.5%。而这0.5%背后，还站着一大拨渴望成为艺人的“练习生”们。
在日本，也建立了类似的“艺人事务所”体系。杰尼斯、HORIPRO、Burning系、吉本兴业等事务所每年培养出来的艺人数量庞大，据统计，2012年新出道的日本艺人超过一万人，平均每天有27个新面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因此要遏制天价片酬，最重要的是使市场供需关系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而调整明星供需关系的另一个维度则是增加优质艺人的供给，形成“后浪推前浪”的竞争局势，避免因艺人的短缺而造成价格哄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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