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学术【传播学】｜赵振祥：“转籍”“同化”背景下的菲华社会“路向之争”与文化反思
2017/6/22 传媒1号
赵振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20世纪50年代以菲华报刊为主阵地开始的关于“转籍”“同化”的舆论争斗，迁延半个世纪，在菲华社会引发巨大的震荡。在多方角力中“转籍”与“同化”似乎为菲华社会找到了新的“路向”，但他们在获得新的身份认同的同时，却失却了文化的依托，并引发了华文教育在菲华社会的大滑坡，由此而引发的对昔日“转籍”“同化”的批判性反思在菲华社会至今不绝。
关键词：华侨；转籍；同化；菲律宾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际环境恶劣，一些国家尤其是部分东南亚国家怀疑中国输出革命，不断掀起反华排华的风潮。为了缓和紧张的国际关系，中国政府于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不赞同华侨持双重国籍，并开始与有关国家签订相关条约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国政府关于华侨国籍的新政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本文通过菲华社会关于“转籍”“同化”的舆论争斗，可以管窥海外华侨在身份认同、精神归属和文化血脉上开始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挣扎、蜕变历程。
国民党政府对菲律宾侨务工作的经营
国民党政府战后即极度重视并着手规划战后侨务，筹备华侨遣返工作。在1945年3月13日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呈请行政院核定侨务复员主管机关以专责成并宽筹经费》公文中，列出了十三项战后南洋侨务复员工作，并称“现时南洋各地既将次地收复，以前所拟各种复员方案已到实施时期，尤以缅甸、菲律宾等处之复员工作刻不容缓。”[1]在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举行的中国国民党六全大会上，有吕渭生等数十名代表提案陈述华侨对国家之贡献：“吾国旅外侨民数逾千万，国父倡导革命时，各地侨胞无不踊跃赞助，或捐巨款，或牺牲性命，其每年接济家属之大量汇款，尤足抵补出超之外汇。国内生产及社会事业，华侨出资兴办者更所在多有。”[2]更有代表谢澄宇等提案遣侨之必要：“窃查我国侨胞旅居南洋各地者数逾八百余万，平日孜孜经营，立业造产，对当地之繁荣与祖国之贡献均著功绩。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不旋踵间即席卷南洋各地，我侨胞不甘受辱，冒险犯难辗转播迁归来祖国，为状固惨，而其忠义之心，则可贯日月，扬正气也。今者盟军节节反攻，进展顺利，菲律宾与缅甸几已全部光复，其它各地之解放亦可计日而待，是故对归侨之遣送此时亟应未雨绸缪，从速为整个之筹划，俾侨胞能迅速返归原居留地重整产业。此不仅千万侨胞之生计攸关，即祖国之经济建设亦唯此是赖也。”[3]
在本次全代会上，即通过了《战后南洋华侨复员案》等各项提案，侨务委员会“陆陆续续拟定交通运输、出国手续、护照申请等相关办法，并与行总等机构商订侨民复员办法，决定由侨务委员会办理复员登记，外交部交涉入境，行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引者注)及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引者注)负责遣送，交通部负责交通工具。遣送又分国境内和国境外，国境内，由行总送至国境；国境外，由联总从国境送至各原居留地。沿途食宿、交通费用，由行总及联总免费供应。”并为此特发了《善后救济总署遣侨办法》。[4]在遣返菲律宾华侨方面，国民政府方面与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和菲律宾外交部多方斡旋，争取更多的遣返名额并尽量为华侨遣返提供便利条件，据当时的菲律宾华文报《公理报》报导，为了疏通荣旋轮上五百多侨胞无法在菲律宾登陆一事，国民政府驻马尼拉的薜毓麒副领事亲往总统府向菲外长基仁洛当面交涉，会谈达三小时之久，终于获得允许，但附加了三个条件: “又嗣后记者曾随同副领事薜毓麒、黄主事荣德前往荣旋轮上，薜副领事曾立即用播音机向该轮上之侨胞，广播上述之三项交涉结果情形并安慰，最后并曾促该批侨胞，务严守秩序，切勿行贿，以碍菲外长经已决定允许之进行，其时该批侨胞曾热烈鼓掌，并大呼感激之声，不绝入耳……”[5]
此后，针对菲律宾方面出台的一系列具有排华、歧视华侨返菲的政策，如菲共和国第三十七号法令之公共菜市案、菲移民局停止发给中国人来菲移民限额号数、菲外交部对于外侨在1941年离菲而未返菲者不承认其居留权等，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公使陈质平多次代表政府向菲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基林洛提出抗议。后于1948年2月份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顾问Clarke访菲时，国民政府外交部亦敦促其向菲律宾总统陈情斡旋，直至1949年9月戴季陶委员长访菲时，再次代为向菲政府交涉。持续数年虽无结果，但可管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菲律宾侨务之重视程度。
菲律宾华侨的生存境遇
“不管为了什么原因，土著、华人混血儿和华人仍然是三个不同的集团，特别是就税务而言。但就权利来说——诸如在群岛走动、拥有财产，或参与社政府的权利——区别看来是两方面的，而不是三方面的。即总的来说，混血儿拥有和土著几乎一样的权利，而华人通常没有。财产拥有权的问题不清楚。但就地理上的机动性来说，华人通常受限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而混血儿，就像土著，改变居住地相对自由。同样地，在地方政府，华人从不能参与，但华人混血儿，个别地和集体地，可以也曾和土著一道参与。”[6]
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作为少数外来人口，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排斥的状态。“直率地说，可以说由于西班牙人看不起华人，土著和混血儿越是西班牙化他们就越反华，华人罕得，如果有的话，能转变为真的西班牙天主教徒。”[7]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后，菲律宾划归美国统治，此后华侨境况略有改善，但美国有关排斥华工的各种法律于1902年同样扩用到了菲律宾。美菲当局1921年意欲施行的“西文簿记法”(The Bookkeeping Act)、1923年菲律宾议会通过的内海航运法案(The Coastwise Shipping Trade Act)，以及1935年菲律宾自治后菲律宾当局推行的零售商国民化运动，都是意在打压华侨在商业上的竞争力，压缩华侨的生存空间。
日据时期华侨的悲惨境遇自不必说。二战之后的菲律宾，华侨的生存境遇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遇到了一系列更严峻的挑战。首先，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菲律宾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在菲律宾人完全掌握政权的同时，一些菲律宾政客亦开始通过炒作华侨议题博取政治资本，菲律宾政府亦继续对华侨实施更加苛刻的移民政策和菲化政策，从1947年菲律宾第37号法律出台，规定菲化公共菜市场摊位，到1954年5月19日菲国会通过1180号法律“零售商业菲华案”等，一道道法令不断挤压华侨的生存空间，让华侨不堪重负。其次，美国拉拢一些国家围堵新中国的政策，也使海外的华侨举步维艰。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美国怂恿菲律宾军队加入联合国军，赴朝鲜半岛同中朝军队作战，无疑加剧了菲律宾与中国大陆的对立情绪和反共立场。1954年9月8日，美国又策动一些国家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在这期间，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亦甚嚣尘上，1951年6月14日，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国务院发表演讲，掀起反共浪潮。[8]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直接影响到菲律宾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反共浪潮波涛汹涌，菲华社会中的左派和进步华侨惨遭迫害。第三，国民党政府和后来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亲中国大陆的左派进步人士的打压更变本加厉。1946年，国民党驻菲律宾总支部就勾结菲律宾当局开始了对左派的清洗。9月份菲律宾发生了逮捕进步人士的“九?五事件”，《华侨导报》《侨商工报》和一些进步组织中的几十位进步人士被拘捕。在国民政府驻菲公使陈质平1947年3月26日致南京外交部的电文中，亦曾谈到菲律宾总统的封杀左派及其报刊的表态：“总统谓：中国共产党人在菲秘密活动为苏联与菲共之联络，不利于中菲两国政府，请以中共在菲领袖及其发行之报纸见告，以便搜捕停刊。”[9]1948年3月6日，菲律宾总统宣布菲共(虎克党及农协会)为非法组织，菲移民局亦同时向报界放话，今后外侨入境，一律须持其本国领事官员或菲政府官员签发的行为保证书，以防外侨共党分子入境。“此后菲移民局并称将进行拘捕所有在菲从事共党活动之外侨云。”[10]一时间菲华社会“红帽子”满天飞，人们谈“红”色变，一些进步人士难以安身立命，不得不逃离菲律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菲律宾却仍然只承认已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而朝鲜战争爆发后菲律宾追随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赴朝参战和参加对中国的禁运围堵，更加重了两国的对立。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菲华社会的政治气氛空前紧张：“华人对菲的移民、华侨的返乡及汇钱给家属桑梓，都受到菲政府紧急下令禁止；中文信函及书报读物的进口，均受特设的情治机关所严格检締；华侨的政治倾向及立场受质查；侦讯‘共嫌’及围捕所谓‘华共’之事件频仍发生；华侨的多被嫌疑为‘中共的海外第五纵队’，遂在美国主导的种种反共制华之宣传影响下，促使这种疑忌潜进一般菲官民的心目中，构成官民的反共恐共浓烈心理，……华侨社会遂无异被关进‘铁幕’中。”[11]
1952年12月27日，菲军方再次发难，以“共嫌”罪名逮捕三百多人，制造了震惊华侨社会的“禁侨案”。[12]整个菲律宾陷于一片恐怖之中，菲律宾变成了美国围堵中国的马前卒，变成了台湾当局的反共前哨。这段时间被华侨们称之为是“菲律宾华裔族群处于历史上最徬徨沮丧的年代”——“适当菲律宾共和国脱离美国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又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不久，在菲华人与家乡完全断绝通讯交往，而菲律宾独立后初期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澎湃，菲化运动响彻云霄，华裔族群受到无理排斥，导致华裔族群与主流大社会隔阂加深，关系紧张。”[13]
事实上，菲华社会中除了亲中国大陆的所谓“左派”和亲台湾当局的“右派”，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间派”，他们的日子更难过。他们中很多人甚至都是出生于菲律宾的华裔后代，但从来没有申请归化入籍，像于长城、于长庚兄弟就是这个群体的代表。“虽然依照菲律宾法律，于氏兄弟是中国公民，但对国民党中国没有好感，并不是因为他们较偏好共产中国，而因为他们认为菲律宾才是他们的家乡。况且，国民党中国不要他们。它不更新他们的护照，它不准许他们进入台湾……”[14]他们成不了菲律宾公民，中国大陆又去不了，台湾也不要，这些华侨左冲右突无所依从，社会政治地位之尴尬和心境之纠结徬徨可想而知。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菲华社会开始了“华侨路向”的大讨论。
《华侨商报》与“华侨的路向”问题的提出
菲律宾华侨悲惨的历史境遇，以及现实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逼迫菲律宾华侨必须重新思考出路，对华侨“转籍”问题的讨论开始浮出水面。对菲律宾华侨转籍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五十六年代，正是菲国华侨处在走投无路、最苦闷的年代，菲政客假藉民族主义大举排华，各行业菲化、欺视华侨措施，层出不穷。华侨想‘入籍’，比登天还难；要回国吗，交通线早被封锁。就在这个时候，商报喊出了‘是蜕变的时候了’!要求华侨‘认识菲律宾，了解菲律宾’，准备融合、同化入菲国主流社会。”[15]
《华侨商报》是转籍讨论的发起者。1952年6月15日，吴永源以“西宁”为笔名在《华侨商报》上发表《华侨社会的路向》一文，指出“以商业为中心的华侨社会将慢慢褪色，未来的华侨社会将是以文化为中心，以技术为生产手段，以服务的人生观为路向。”他提出华侨要学技术，当技工，扩大生产，来满足菲律宾民族主义的需要：“我们将以一个具有中国血统、中国文化的菲律宾居民，来充实发扬菲律宾的民族运动。”[16]1952年7月12日，《菲律宾自由周报》(PHILIPPINE FREE PRESS)社长赵多洛·辘辛发表文章《华人问题》(THE CHINESE PROBLEM),以菲律宾民族英雄扶西·黎刹的曾祖父多明戈·南戈，即来自福建晋江罗山镇郭村的柯仪南入教并更名一事为例，来阐述解决华人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他们不再认为他们自己是外人，是一个不同的社群，如果他们不再认为他们自己是华侨，而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华人——他们许多人在这里毕竟已够久了——如果他们像黎刹的曾祖父那样做，将会是很好的。这一夜之间就会解决问题。”[17]一时间，呼吁华侨“转籍”“同化”的声音甚嚣尘上。
战后的菲律宾，菲华报刊曾经经历了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在岷里拉解放后年代，有十几家华文报同时出版，是菲华日报的战国时代，竞争激烈。那些抢地盘菲专业的报人的报纸——倒闭，直到只剩下四家日报争雄，华侨商报从屈居末席稳定向上攀登，到一九六0年它是华文日报销数最大的报纸(现在仍是)。”[18]作为菲华社会最有影响力的舆论阵地，《华侨商报》成为推动华侨“转籍”“同化”的主阵地。《华侨商报》倡导华侨要做“具有中国血统、中国文化的菲律宾居民”，提出华侨蜕变这一定位，这在国民党主导的菲华社会，无疑于石破天惊。“商报这项主张立刻遭受到本地中国国民党派的报纸的猛烈抨击，说是‘舍本忘宗’，是‘卖大丁’的做法。而部分守旧的华侨一时也接受不来。”[19]但是于氏兄弟毫不动摇，继续以《华侨商报》和《华侨周刊》为阵地，与邢光祖为总主笔的、代表台湾当局立场的《大中华日报》《公理报》展开了激烈的舆论争斗，继续鼓吹华侨集体转籍，争取公民权，融入菲律宾社会。
1960年11月27日，于长庚在《华侨周刊》上再次发表长文《是蜕变的时候了》，多解度论述蜕变的必要性：“华侨已临到一个蜕变的边缘，如果我们打算好好在菲律宾定居下来，那么，便应当考虑到客观与历史的现实，订出一个华侨社会总路向，为华侨找一个出路，为菲律宾指出一个处理华侨问题的路标。”他认为“我侨如果要在菲律宾定居下来，那末，我们唯一的出路便是争取平等的公民权。”“转籍争取公民权，就长远说，是唯一解决所有‘华侨问题’的治本办法，既消除中菲间目前一些摩擦的因素，而且由于增加新的血液、新的细胞，对菲律宾民族建设国家与建立民族文化，必能会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于氏兄弟鼓吹的华侨“蜕变”“同化”入菲律宾社会，比此前提倡的“转籍”又晋升了一个层次，就是不仅是解决国籍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深层次的、引人关注的焦点，就是华人的文化归属问题。于长庚在这篇文章里明确阐释其“蜕变”的含义说：“当然地，我们并不主张华侨在集体转籍后保留为一个少数民族集团，保全一切中华的文化习俗，我们认为转籍后的新公民，应当以当地首要方言作为我侨的语言，汉文只应保留于次要地位，因为只有这样，转籍后的新公民才不会自我局限于原先华侨社会的小天地，而能真正地做到与菲律宾大社会打成一片的目标。”[20]
1961年2月26日，于长庚以“超森”的笔名再次发表《转籍，抗争与华侨社会》一文，阐释“蜕变”的含义：“我们应用‘蜕变’这字眼，来象征我侨在现阶段的变化。幼虫时期的蝎，蜕变成为蝴蝶，并不是蝎的死灭，而是它以一个新的形式延续它的生命，是它随着自然的生物法则的蜕变；这是蝎解脱了原先驱壳的束缚，蜕变为蝶，使它的生命，更为丰满，更为辉煌。”[21]在这些文章中，于氏兄弟不仅鼓吹华侨“转籍”，而且不主张保全一切中华的文化习俗，连民族语言上也主张以菲律宾语言为第一语言，汉文只应保留于次要地位。这等于是鼓吹文化主体上也要“菲化”了。由于国民党驻菲势力的极力反对，加之很多华侨也难以接受，于氏兄弟大概也觉得自己走得太远了，于是又提出了“混化”“融合”而不是“同化”的主张，1961年3、4月份，于长庚又连发两篇文章《混化而不是同化》《再谈混化》，不再提“同化”，而是大谈“混化”：“菲律宾如果决心要重建他的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选择性吸收，是应当的，而华裔的菲律宾公民应当是最好的桥梁。所以，对转籍华裔的处理，菲律宾应采取混化的路线，而不是单方面的同化。”[22]“我们主张争取转籍与平等公民权的同时，也要求容许华裔保留若干程度中华固有文化，以便这些人成为菲律宾公民了后，不但能与菲民族社会打成一片，更能担任文化桥梁，沟通中菲文化的交流，使现在振兴中的菲律宾民族文化，能更富有东方色彩。”[23]长庚亦明确表述：“华裔脱离中华文化，接受完全同化，不仅是融化大社会的华裔个人的损失，泯失固有中华传统智慧与美德，更可惜的，对塑造重建的菲律宾民族本位的独特文化，不能作出相应的贡献，才是莫大的悲哀。”[24]
很明显，这里于氏兄弟在关于华侨的文化归属上，调整了过去的提法，充分考虑到了菲华社会保留中华文化的呼声。同时他们也呼吁华侨认识菲律宾、了解菲律宾，关心菲国主流社会的动态，并借华侨商报和华侨周刊翻译刊载了大量菲律宾小说、菲律宾民间故事等作品，并翻译出版了菲律宾民族英雄扶西·黎刹的名著《社会毒瘤》和《贪婪的统治》，尽管作品中具有强烈的反华倾向。2000年初菲律宾英文报纸出现尚尼·扶西等的排华言论，菲华社团和报刊纷纷予以驳斥，《商报》“读与写”主编晓华却撰文斥责那些批评尚尼·扶西的作者是大汉沙文主义者。从转籍到对菲律宾民族的认同进而到文化的认同，《华侨商报》开始离菲华社会渐行渐远，《华侨商报》复刊后亦自认为是“整个菲国报业体系的一份子，是菲律宾的华文报纸，因此，本来的‘华侨商报’的华侨得删掉，成为‘菲律宾商报’”，遂更名成为《商报》，[25]连《商报》的掌门人、作为于长城儿子的社长兼总编辑于庆文，也是一位讲不来也听不懂华文的菲律宾人了。商报定位如此，《商报》在菲华社会的衰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次“商报案”引发的舆论战
在50年代于氏兄弟致力于推动华侨“蜕变”、转籍的同时，此时还有另一股力量热衷于推动华侨转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西方阵营忌惮并指责中国在海外的几千万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而“双重国籍”则是当时西方阵营指责华侨为“第五纵队”的“证据”。在围剿“第五纵队”方面，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是既合作又冲突——在清洗亲中共政权的华侨力量中，两者是合作的，而美国在借助于氏兄弟推动华侨同化的事件中，两者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美国在策动和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华侨“转藉”“同化”问题上是不遗余力的，美国在越南在菲律宾都是如此，于长庚就曾经明确指出：“在菲律宾，我们兄弟自五十年代开始倡导华人融化于主流社会的主张，颇得到一些有浓厚中央情报局背景的美菲人士赞同，但是当年我们便一再阐明融化不同于美中情局主张的同化。我们相信强迫海外华族，尤其是在东南亚，完全否定自己族裔与文化遗产，在二十世纪的客观环境中是不智的也是行不通的。带着中国固有优秀美德文化融化于主流社会，华人才能心甘情愿融入于主流社会，同时又可丰富适正恢复亚洲本色的菲律宾独特文化，一举两得。”[26]
而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方面，对于氏兄弟的“转籍”“融合”主张却已经是忍无可忍，因为《华侨商报》提出的同化主张影响到了国民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退到台湾后，大力拉拢海外华侨作为他们‘反攻大陆’的政治资本，如果华侨同化了，成为菲律宾人，他们就失去了这股力量，因此极力加以反对，力斥于长庚等人的不是，因此双方结怨，成为后来相互攻击和两次‘商报案’的导火线。”[27]于长庚在《两地冤狱》中亦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驻菲总支部嫉恨我们兄弟，固然是因有商报的存在，他们不能一手遮天，随意鱼肉勒索华众与抹黑中国大陆，但是更惹总支部忌讳的是我们兄弟坚决倡导的华侨应当融化于当地主流社会的主张，这思维被视为洪水猛兽，国民党在菲机关报咒骂我是汉奸，数典忘祖，出卖华社的叛徒和蜕变虫，用尽最刻薄狠毒的词语。”[28]
于是兄弟提出“同化”主张毫无疑问是两次“商报案”的重要诱因，但说台湾当局反对“同化”仅仅是为了拉拢海外华侨力量作为“反攻大陆”的政治资本，似乎并不全面，国民党政府未败退台湾之前就高度重视侨务工作，重视培植海外华侨力量，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
1962年，于长庚的论文《现在是蜕变的时候了》获菲全国记者会奖。获奖之后不到两个月，于氏兄弟即遭到菲方检控，检控的罪状是于氏兄弟自1949年到1962年，刊登的新闻与文章，“一、大体上是有利于共产主义的主张；二、菲谤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及三、存意影响本地华社使其同情在红色中国的共产政权的主张。”[29]是年3月8日，于氏兄弟以“共嫌罪”被军方逮捕，后经律师据理力争，才获得自由。这就是史称的“第一次商报案”。出狱后的于氏兄弟愈加坚定地鼓吹“转籍”“融合”主张。于长城于1966年1月至3月在《团结报》发表的题为《菲华紧张关系我见》一文中，甚至开始讨论“同化的方法”：一是强制行动，二是劝告，并认为后者是“最合适而可能在双方社会中取得圆满的结果。”[30]由于华侨转籍问题已经成了菲律宾主流社会的热门话题，1968年3月16日，于长庚以英文在《马尼拉纪事报》发表题为《蜕变中的菲华》一文，坚定地认为：“作为结论，我们深信本地华人社会终归会融合于菲律宾大社会主流，乃是一项既定的结论。准此，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以呼吁凡与这有关各方面，尤其是菲律宾政界，得深一层的谅解，俾官方政策与举措以及对之的反应同现局势的现实与需要之间的时间落后，能够迅速与圆满地加以拉拢，而使本地华人社会的蜕变能够早日大功告成。”[31]
于氏兄弟的“冥顽不灵”，逼迫台湾国民党当局八年再次出手，与马科斯政权联手策划了“第二次商报案”。1970年3月27日，于氏兄弟在马尼拉海外记者会以“亲共”“叛乱”和“颠覆”等罪名再度被菲军警逮捕，并于第二天上午被迅速解递台湾。两次“商报案”幕后皆为台湾国民党驻菲总支部指使操作，但却不能拿华侨“转籍”问题来说事，而只能勾结菲律宾政府以《华侨商报》“亲共”之罪名来定案：“菲律宾对其国内三十万华裔族群的一切情报几乎皆都依赖当地中国国民党大使馆。八年前，中国国民党人提供情报给警察，那导致于长城社长和几乎他的全体编辑部职员的受逮捕。当时的控诉罪状是这家报刊不爱国及有亲共倾向。”“这次政府的控案是更加脆弱。首要检控方面的证人，自称是位陆军的中国问题专家，矢口指控于氏兄弟的华文报纸是共产党的。然而在受盘问时，他供认他不懂得阅读或者讲华语，及‘忘记’得如何对共产主义下定义。”[32]
马科斯政府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相互勾结粗暴逮捕新闻人的行为以及检控的牵强无理，导致这一事件在菲律宾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在美国有关方面的推波逐澜下，以维护新闻自由为旗帜，菲律宾新闻界群起抗议马科斯当局的“暴行”，菲律宾全国记者总会会长安顿牛·殊迷尔和马尼拉海外记者会会长墨谨摩·苏利文就两位报人的审判联署发表了“关注的宣告”，指责军方侵犯新闻自由。马尼拉海外记者会、菲律宾新闻学会、菲律宾全国记者会等纷纷对该案伸出援手，并同时要求国际新闻学会声援，国际新闻学会亦发表声明，谴责两位华裔报人自菲律宾遣送到台湾是侵犯人权宣言与新闻自由原则。菲律宾各主要英文媒体和菲文媒体以及各大学学生校刊的编辑记者、各大学学生会领导人、菲律宾大学的多名院长和民间团体领导人纷纷签名发表了一份共同宣言，号召共同起来反抗马科斯政权对人权与自由的攻击摧残。连国际人权联合会、国际司法学会、国际特赦会等亦介入并发表评论，遣责对于氏兄弟的逮捕与遣配。这时的马科斯政府才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跟整个新闻界的对垒，而台湾国民党当局则发现自己是在跟整个世界舆论作战。
据于长庚回忆并透露，美国中情局在菲人员对于氏兄弟案的态度也分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一部分人认为于氏兄弟“根本与中共没有牵连，且有利用价值，可助催动华侨同化；另一派系则认为遣送台北，可在同化进程镇慑华族出现亲大陆倾向。”等到于氏兄弟遣送台湾后，“美中情局又玩两面政策，利用于案打压台湾当局，及海外中国国民党势力。另方面逼迫台湾当局对我们从宽发落。”台湾国民党当局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甚至怀疑美国有分裂肢解中国的图谋，于氏兄弟在台湾遭鞫讯期间，被查问最多的就是于氏兄弟“与台独有什么干连？”以及于氏兄弟对“对西藏有强烈兴趣的美最高法庭大法官陶格拉斯(Justise William Orville Douglas)以及一贯干预外国政治的世界教会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看法。”[33]
但无论如何，美国的“搅局”和国际新闻界以及国际社会各界的强大舆论压力，让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敢一意孤行地处置于氏兄弟，他们不敢判于氏兄弟重刑，仅用三天时间就由警总军事法庭完成定案，分别判于长城、于长庚两兄弟二年、三年“感化”，送“仁爱教育实验所”内一幢专门的华园洋房中住下来，进行“感化”教育，实际上是给予了很优渥的待遇。出狱后两兄弟分别赴美国和加拿大定居，第二次“商报案”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转籍”“融化”后菲华社会的文化反思
第二次“商报案”后不久，1970年9月21日，马科斯颁布了戒严令。此时全力推动华侨“转籍”“融化”的于氏兄弟已经进了台湾的“感化所”，但侨社另一位公认的大佬高祖儒仍然在为华侨集体转籍多方奔走、陈述，并成功地影响了马科斯政府。马科斯政府开始强力推动华侨的“菲化”进程。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菲律宾华侨学校。1973年1月，菲律宾颁行新宪法，规定教育机构，除非由教会、传道会或慈善机关所创办者，“均应由菲律宾公民或其资本60%为菲律宾人所有之公司、社团所拥有。学校之控制及行政亦应置于菲律宾人手中。教育机构不能专为外人而设立，外侨学生在任何学校之学生总数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34]4月份，马科斯再颁发176号总统指令和第“1102”号法令。176号总统指令规定所有未归属菲律宾公民的侨校必须在1976年前完成菲化；规定各私校不准再在任何文书上以任何方式使用标示某种特定外国涵义的校名。诸如“中华”“华侨”等一律不得使用。菲化后的侨校不得教学双重课程，并规定小学华文课时减缩25%，中学缩减60%。这一规定波及全菲129所华校、68,505名学生，以及三千余名教师，其中有千余名教华文的中国籍教师。据马尼拉地区三十余家华校的校长于1973年6月7日报告所显示， 1973至1974学年度全菲注册人数大幅度增加，唯独华校学生减少10%。从侨校全面菲化的法令颁发的1973年到1976年7月底，全菲律宾有二千余名华侨教师遭解雇。[35]1975年4月21日马科斯总统进一步签署了第“270”号行政法令，给予符合归化资格的所有外侨集体转籍。马科斯的“集体转籍法”使在菲律宾生活的中国侨民80%转入菲律宾籍，华侨变成了“华人”，由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华侨的身份、心态和菲华社会的文化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从华校开始。由“侨校”蜕变为“华校”不仅是名称上的改变，也标志着整个华文教育在菲律宾的全线滑坡。“其恶果在80年代开始反映出来了，华校师资质量低落，华校的华生开口闭口都是菲律宾语，华文学校中学毕业的学生，大多数既不能讲华语，又不能读华文。简而言之，80年代的菲律宾华文教育，日渐式微。”[36]
华文教育的急速滑坡以及文化生态的改变，让菲华社会对于氏兄弟鼓吹的华侨“转籍”“融合”开始反思。于长庚在当初发表的《是蜕变的时候了!》一文中，曾言之凿凿称“由于中国文化在华侨中的根深蒂固，华侨文学与文化生活今日的发达，便不是能轻易剔除的，……因此，我们认定我侨转籍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中，侨社的中国文化不可能完全消灭，也不该完全消灭。”[37]但事实的发展并未如他所言，“转籍”“融合”所带来的中华文化在菲华社会的大滑坡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当然这种大滑坡是要在十年、二十年后才会显现出来。1999年5月14日，菲华专栏作家李荣美在《商报》的《灯下随笔》专栏中发表杂谈《再谈华文华语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无可讳言，日趋式微的华文华语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界线，亮起了红灯，如果不急起补救，再过十年二十年，全菲华裔华人能讲华语，能看华文的人，会限于新来的华人移民，旧一代的华人子孙会完全与固有的优秀中华文化无缘了。”[38]2007年，旅菲各校友会(简称“校友联”)举行了一次以“扎根、融合”为主题的广泛的征文活动，共收到成人和学生作品计180篇，并结集成册出版。大量征文中表露了菲华社会对华侨“转籍”“融合”过程中文化主体性消亡的忧虑：“融合的结果可能把自己优秀的特征丧失了，如菲华社会逐渐失去自己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不会讲华语，就连固若金汤的闽南话讲的机会也少了，讲的人数也少了，正在逐渐被菲语所取代，这就是融合的结果。”[39]更有菲华社会人士痛陈：“放眼今日的华社，各方面成就斐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华族成功地融入了菲律宾社会。但是，在这样一种浮华背后，华族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金钱无法衡量，血泪亦无法衡量。”“对于菲华青少年而言，家庭、学校以及社会这三个语言文化环境的缺失，使得他们渐渐地成为了民族融合的牺牲品。所以菲华诗人在《作客》一诗中呼喊着：‘我们是无根一代!’这种‘无根’，绝对不仅仅是失去土壤，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文化的依托和民族的精神。”[40]事实上，晚年的于氏兄弟对他们曾经致力鼓吹的“转籍”、“菲化”主张也有了深刻的反思和悔意，于长庚在1998年给西洋所著《学府风光》作序时就曾明确指出：“近半世纪来华文教育历经菲化，华校重英轻汉，名存实亡。华人集体转籍一个世代了，菲律宾华文教育式微，幸赖有心人力加提倡，秉持坚毅意志，力挽狂澜，奋图重振，冀在这千岛南国延续中华文化的传播，培养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41]
如今的菲华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前移民菲律宾、熟悉并热爱中华文化的老一代华人华侨已经逐渐淡出华社，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数不但入了菲律宾籍，而且在文化上也基本上归化于菲律宾了。只是由于近些年中国的迅速崛起，才吸引他们回头北望那早已不知所由的故国故乡，并牵起一丝对中华文化的眷恋。如果不是中国的崛起提升了海外华人地位，如果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新移民的涌入，不但菲华报刊早已变得“办报有人，读报无人”[42]，菲华社会的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可能已经变成了文化堆积层，深埋于厚厚的菲律宾文化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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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3][4]谢培屏编：《战后遣返华侨史料汇编》(1)，台北：台湾国史馆，2003年，第34、41、39-41、5页。
[5]《公理报》1946年9月25日，转引自谢培屏编：《战后遣返华侨史料汇编》(2)，台北：台湾国史馆印行，2003年，第309页。
[6][7]魏安国著、吴文焕译《菲律宾历史上的华人混血儿》，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2001年，第62、146—147页。
[8]张伟、李慧荣：《“麦卡锡主义”是什么东西》，原载《环球时报》2002年1月3日第8版。
[9][10]谢培屏编：《战后遣返华侨史料汇编》(2)，台北：台湾国史馆印行，2003年，第356、588-600页。
[11]柯清淡：《“商报小说集”的产生及遭淹埋》，载《我们携手走过95年》，菲律宾商报创刊95周年纪念特刊，马尼拉：于以同出版公司，2014，第142页。
[12]刘芝田：《中菲关系史》，台北：台北正中书局，1962年 第730页。
[13]于长庚：《学府风光》序，马尼拉：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0年，第1页。
[14]扶西·纳贾描：《没有公理也没有仁悯》，载于长庚编译《两地冤狱·前言》，马尼拉：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0年，第32页。
[15][19][25]庄文成：《我们携手走过95年》，菲律宾商报创刊95周年纪念特刊，马尼拉：于以同出版公司，2014年，第18页。
[16]吴永源：《华侨社会的路向》，马尼拉：于以同出版社，1952年，第49页。
[17]转引自吴文焕：《卧薪集》，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出版，2001年，P266.
[18]纪汉诺里岷里拉《于氏兄弟案的家人苦难，他们的女人遭折磨》，载于长庚编译《两地冤狱·前言》，马尼拉：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0年，第58页。
[20][37]于长庚：《是蜕变的时候了!》，载菲律宾商报创刊95周年纪念特刊，马尼拉：于以同出版公司，2014年， P167-170。
[21]于长庚：《转籍，抗争与华侨社会》，载《华侨周刊》， 1961年2月26日，第3页。
[22]于长庚：《混化而不是同化》，载《华侨周刊》，1961年3月12日，第3页。
[23]于长庚：《再谈混化》，载《华侨周刊》，1961年4月23日，第3页。
[24][38]李荣美：《溶入主流社会》序，马尼拉：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1年，第1、167页.
[26][28][32][33]于长庚编译：《两地冤狱》，马尼拉：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0年，第7I、3、42、VIII页。
[27][35][36]赵振祥、陈华岳等著：《菲律宾华文报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71、267、270页。
[29]扶西?纳贾描：《于氏兄弟案件》，载于长庚编译《两地冤狱》，马尼拉：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0年，第2页。
[30]于长城：《菲华紧张关系我见》，载《华侨周刊》，1970年5月31日，第3页
[31]于长庚：《蜕变中的菲华》，载《华侨周刊》，1970年3月24日，第3页。
[34]黄端铭著：《菲律宾华文教育综合报告》，马尼拉：菲律宾华教中心出版，2013年，第11页。
[39]吴国政：《民族融合面面观》，载《扎根·融合》，马尼拉：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2007年，第6页。
[40]余翮：《揭开无根之痛》，载《扎根·融合》，马尼拉：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2007年，第28-30页。
[41]西洋：《学府风光》再版序，马尼拉：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8年，第1页。
[42]卜克：《勇于拼搏的商报》，载菲律宾商报创刊95周年纪念特刊，马尼拉：于以同出版公司，2014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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