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学术｜（德）马丁·赫伯斯：费斯克会用第二屏幕吗？新媒体时代电视文化再思考
2017/7/16 传媒1号

    

    

     马丁·赫伯斯任教于德国齐柏林大学

     昨天的理论，今天的电视

     2017年是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著作《电视文化》出版三十周年。作为当代传播学界的大师级人物，约翰·费斯克开创了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崭新理解。在他的代表作《电视文化》中，费斯克通过对电视节目的全面分析，揭示了电视作为“文化机构”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他的著作率先打破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学者之间电视研究传统的区隔，在当时引发了电视文化历史语境的深刻讨论。

     在2017年的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不禁会思考其理论在当下的适用性。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电视经历了几大重要变革：高清图像越来越清晰，杜比环绕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逼真效果，而像Netflix这样的流媒体服务提供了崭新的电视内容传播方式。电视观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人们会共同守在电视机前，专心致志地收看一档节目。如今，观众已经不再被视为铁板一块，而是具有不同的信息和娱乐需求。不仅电视观众本身存在很大差异，他们消费电视节目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在开着电视的同时会使用第二屏幕(second screen)来参加不同的活动。尽管我们面对着快速的变化，学界对此的反思却是远远滞后的，尤其是新的理论著作寥寥无几。因此，电视学者不可避免地要参考经典电视理论来解释当下的现象。然而当时的理论家讨论的技术和社会文化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考虑：把以前的理论继续用于分析今天的电视，还合理吗？

     在这篇文章中，我邀请读者与我一起做一次跨度三十年(甚至更久远)的时光旅行，重新回顾约翰·费斯克1987年出版的《电视文化》和1978年与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合著的《理解电视》。在总结他们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我选择了一些他们的发现并且用电视观众使用第二屏幕的案例来加以检验。伴侣设备的加入是近些年来电视收看方式的巨大变化之一，那么约翰·费斯克的著作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双屏互动呢？

     统治与颠覆之间的电视节目

     在1987年出版的《电视文化》中，费斯克将电视定义为一种“文化机制”。他采取了马克思的立场，将电视视为一种“意义和快感的传达者/制造中心”。电视行业源源不断地生产新的节目，然而这些节目在提供信息和愉悦之余同样是一种商品：有权力的电视制作人被经济效益驱使而做节目。基于马克思的立场，费斯克将这种现象定义为意识形态工作，因为电视节目提供了一种支配性的立场，几乎没有解读乃至颠覆的空间。费斯克根据符号学分析，认为电视制作人倾向于限制过多的潜在含义，而采取占主导地位的单一内涵，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尽管如此，任何形式的电视内容总是充满了潜在的意义。每个观众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读同一档节目，产生所谓的“文本”。一个节目可以被转化为多重文本，因每个观众而异。

     在1978年出版的《理解电视》中，约翰·费斯克和约翰·哈特利把电视比喻为现代社会的游吟诗人。在中世纪的盖尔和不列颠文化里，游吟诗人是传统的故事讲述者和作曲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把形形色色的路人聚集起来作为观众，用歌曲和故事取悦他们，点评新鲜事并且营造出一种社交和热情的氛围。游吟诗人提供语言表演，从社会的方方面面采集素材，是口头文化的组成部分。游吟诗人扮演着新闻阐释者的角色，因为他通过用趣味化的手段回顾新近事件，同时为观众创造了相关性。游吟诗人还将他们的见闻纳入到更高层次的文化知识中，如神话和历史。

     尽管费斯克将电视描述为高度集中和支配性的文化形式，他依然对电视抱有信心。他强调观众有权力去阐释甚至颠覆给定的电视内容。基于生产者定义的节目，个人化的文本可以被视为“生产动力和接受模式之间的斗争场域”。电视节目由此成为了意义斗争的场域：生产者倾向于向观众输送价值观；而观众试图摆脱支配。由于观众总是基于自身的社会境遇对节目进行文本阐释，他们扩展了文本的内涵并且将意义带到了生产者没有想到的层次。

     随着第二屏幕的到来，像电视这样的“游吟诗人们”不得不改弦易辙。他们不能继续充当独一无二的社会中心，因为高度碎片化和个性化的观众不像以前那样安静地面对表演。相反，他们利用手中的伴侣设备高度活跃、喋喋不休。在媒介体系中，太多的媒体渠道和电视节目竭尽全力争夺观众的注意力。然而这些节目所能凝聚的观众群里越来越有限。观众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社会文化背景，选择并参与自己想看的节目。

     观众掌握了权力。随时电视(time-shifted television)和流媒体服务等技术创新让观众能够克服放送的时间限制。他们可以让自己方便的时候把游吟诗人召唤到舞台上。在经典的舞台设置中，电视机被放在客厅的重心位置，屏幕前摆了一排座位。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电视内容可以被投放到任何屏幕上——电视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而克服了空间限制。至于屏幕，一些观众喜欢在看电视内容的时候使用第二屏幕，譬如用手机参加其他活动：打游戏，查邮件，或者看新闻。每个人都能成为批评家，因为观众可以通过第二屏幕上的社交网络，点评电视内容、交换观影体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对观众及其活动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体察。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我们观察到观众活动具有世代差异，尤其体现在第二屏幕的使用上。从心理学角度看，我们需要了解观众在使用第二屏幕时的行为和体验，分析他们的注意力变化。使用第二屏幕意味着观众将注意力分散到了不同的屏幕上，这必然导致了电视观看的跳跃。这进一步说明观众仅仅是在不同屏幕上“瞥”内容。因此，费斯克的“游吟诗人”理论需要根据观众社会地位和个体行为的变化作出调整。与此同时，随着电视地位的改变，观众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新的游吟诗人。他们将手中的智能手机作为乐器，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才艺，吸引着追随者聆听他们的故事。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他们的观众规模更加缩小了。

     当费斯克遇上第二屏幕

     总而言之，费斯克和哈特利将电视作为文化形式和观众权力的观点在当今媒介环境下依然有勃勃生机。近来针对第二屏幕的研究与他们的理论框架非常契合，并进一步勾勒出积极受众的形象：他们主动参与意义阐释，善于表达。尽管如此，我们对电视理论需要保持批判的态度，尤其是过往著作所基于的政治经济条件。尼克·库德瑞认为，通过分析单独的电视使用者及其行为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费斯克热衷的“反叛”过程。第二屏幕——或第二本书——能够为我们面对当下的问题和现象、修正传统电视理论提供极佳的素材。

     原文标题

     Would John Fiske Use A Second Screen? Re-Reading Television Culture and Reading Television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Of 2017

     2017年6月30日发表于CST Online

     参考文献

     Couldry, N. (2012).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Oxford: Polity.

     Fiske, J. (1987).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Fiske, J., &Hartley, J. (1978).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作者介绍

     马丁·赫伯斯任教于德国齐柏林大学。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类娱乐节目及其与公共领域的联系。

     译者介绍

     王星，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专业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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