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哉张机（九）
2016/5/19 南阳张仲景健康养生研究院
宋本《伤寒论》揭秘
-高继冲本《伤寒》考
摘要：《高继冲本伤寒论》系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年间(公元968～975年)，经南唐(五代十国)荆南国末位君主高继冲编录后进献的古《伤寒论》传本。千百年来，学者大都误认为是《太平圣惠方·卷八》--“淳化本伤寒论”。据考证，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由宋朝官方颁布于世的《宋本伤寒论》即是《高继冲本伤寒论》。
主题词：高继冲；《伤寒论》；误传；考证
一、高继冲及《高继冲本伤寒论》的由来
高继冲，生于公元942～973年，享年31岁，为南唐(五代十国)荆南国(古江陵、荆门等长江中游一带)的末位君主。据《宋史·荆南高氏》、《资治通鉴》等记载，其曾祖父高季兴，祖父高从诲，父亲高保融，叔父高保勖均为荆南国主，公元962年11月，其叔父卒后，由高继冲继位荆南国主，时年20岁。高继冲虽身为国君，但一向谦虚谨慎，不贪权势，据《续资治通鉴·卷三》记载：“高继冲自以年幼未能民事，刑政、赋役委节度判官孙光宪。军旅、调度委衙内指挥使梁延嗣，谓曰：使事事得中，人无间言，吾何忧也!”
公元963年2月，高继冲审时度势，帅荆南国臣民归于宋朝，并不断向朝廷奉献金银财宝及家丁奴仆等，《宋史·荆南高继冲传》说：“继冲籍管内刍粮钱帛之数来上，又献钱五万贯，绢五千匹，布五万匹，复遣支使王崇范诣阙贡金器五百两，银器五千两，锦绮二百段，龙脑香十斤，锦绣帷幕二百事。”另于963年5月1日“高继冲籍伶官一百四十三人来献，诏悉分赐诸大臣。”高继冲前朝不贪权势，归宋后不贪财物，不贪美色，且为人谦逊好学，正是宋朝百废待兴时的极需人才。因此，对于这位前朝的荆南节度使非但不于责难，还继续委以重任。963年12月又被改封为武宁节度史。
高继冲在位武宁节度史期间，正值宋太祖赵匡胤的胞弟赵炅多方搜集医学方书之时，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成果早日为民所用和表示对当朝的诚意，高继冲便于公元968～973年之间，将自己精心编录的《伤寒论》本进献给了朝廷，遗憾的是这一良苦用心并未得到当朝的重视，所进献的本子也一直压在书府达近百年之久，直到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宋朝设立校正医书局后，经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发现、校勘，方昭于天下。正如林亿等于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在《伤寒论序》中所说：“开宝中，节度史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多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于书府，亦阙于仇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续被其选，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
二、《高继冲本伤寒论》与《淳化本伤寒论》何以相混淆
1、毫无根据的“时间差”推定，令人难以置信
《高继冲本伤寒论》的“进上”时间是在“开宝中”，“开宝”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即公元968～975年,高继冲卒于公元973年。因此，其具体“进上”的时间是在公元968～973年。《淳化本伤寒论》是《太平圣惠方·卷八》的内容，其编纂时间为始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著成于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因此，时间上的巧合成了许多学者，尤其是解放以来不少学者将两本相混淆的主要推论依据。如马继兴教授指出：“968～975年(开宝中)高继冲将其编录本进献宋朝。其书虽为内府收藏，但并未刊印。此后不久，即978年(太平兴国3年)宋政府开始组织医官院医官收录各种医方，编集《太平圣惠方》一书，至992年(淳化三年)纂成刊行……可称为淳化本《伤寒论》，而高继冲本为其底本。”持同一观点的还有钱超尘、李顺保等学者。
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校正医书局高保衡等儒臣在《伤寒论序》中说：“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多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于书府，亦阙于仇校。”高继冲献书的时间距《太平圣惠方》的编纂时间仅差5～10年时间，与高保衡等人所言“历代虽藏于书府，亦阙于仇校”的“历代”显然不相吻合。此其一。其二，校正医书局官员认为，从《高继冲本伤寒论》进上到《宋本伤寒论》校勘结束(公元1065年)，约92～97年来“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即全国上下行医之人，根本就不知道有高继冲编录并“进上”的《伤寒论》一书。
因此，仅凭“时间差”将《高继冲本伤寒论》与《淳化本伤寒论》推定为等同，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2、《淳化本伤寒论》辑录渊源十分明白,《高继冲本伤寒论》闲置书府,无人理睬
据考证，《淳化本伤寒论》合方证共293条，其中载方(含药量、煎服法等)49首。《辨太阳病形证》35条，《辨阳明病形证》37条，《辨少阳病形证》6条，《辨太阴病形证》5条，《辨少阴病形证》24条，《辨厥阴病形证》13条，《辨可发汗形证》10条，《辨不可发汗形证》2条，《辨可吐形证》6条，《辨不可吐形证》6条，《辨可下形证》15条，《辨不可下形证》12条，《辨可灸形证》4条，《辨不可灸形证》1条，《辨可火形证》1条，《辨不可火形证》4条，《辨可水形证》4条，《辨不可水形证》2条，《辨可温形证》6条。上述方与形证，除方药的用量用法是经宋朝官药局另定外，均来自《金匮玉函经》。其余四部分《伤寒叙论》、《伤寒受病日数次第病证》、《辨伤寒热病两感证候》、《辨伤寒热病不可治形候》分别辑自《千金要方》、《诸病源候论》、《素问·热论》等。
这些内容符合王怀隐等在《太平圣惠方》一书“每部以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冠其首”的编写体例。同时也反证了，王怀隐等在编录《太平圣惠方》相关伤寒病第八卷时，是把宋太宗赵炅已经“兼收”的、或“翰林医官院，各取到，经手家传”的、或朝廷书府中收藏的《金匮玉函经》、《千金要方》、《黄帝内经·素问》、《诸病源候论》等，作为底本，进行“校勘编类”，而对高继冲编录“文理多舛错”的《伤寒论》本子没予理睬。这与高保衡、林亿等所言“其文理多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于书府，亦阙于仇校”的情况十分吻合。
三、校正医书局何以将《高继冲本伤寒论》作为《伤寒论》底本进行校勘
1、卷数相当是《高继冲本伤寒论》被选做底本的第一要件
宋·校正医书局儒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以《甲乙针经》：“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和《伤寒杂病论·原序》：“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为基准，通过对宋朝书府中珍藏的相关仲景学专著进行校勘、考证，得出了“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的定论。这些相关仲景学专著的卷数依次为《金匮玉函经》“凡八卷，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金匮要略方论》“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千金翼方》“以太阳主证比类相附，三阴三阳、宜忌、霍乱、发汗、吐、下后、阴易、劳复病为十六篇，分上下两卷，亦一时之新意。”至于“王焘集《外台秘要》方各载所出，亦未之见，似出于唐之末代博雅者，勿谓其一家书也。”尝不足以篇卷类属，仅作为校勘时的相互参考，与此相同时，还有《脉经》、《诸病源候论》、《太平圣惠方》等书籍，因此，高保衡、孙奇等在《伤寒论序》中作出了“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成家，而不能修明之”的明示。
宋·校书局儒臣所言“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究竟指的是哪一部传本呢？排除了上述所有相关传本外，唯有开宝年间高继冲编录进献的本子不在排除之列。反过来说，正是因为高继冲本伤寒论卷数相当，方被定为校勘底本，正如高保衡、林亿等在《伤寒论序》中所说：“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
2、《高继冲本伤寒论》“文理舛错”的“编录”方式，构成了被校书局选做底本的第2个要件
这里需要研究三个问题。其一，高继冲是怎样对古《伤寒论》传本进行“编录”的？或者说高氏的“编录”体例是什么？其二，“文理”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其三，“舛错”指的是什么？以什么为参照物来证明这个“舛错”？
关于高继冲对《伤寒论》如何“编录”的问题，翻开《宋本伤寒论》就可一目了然，即：前边述证，后边述方，跟着是方药用量、煎服法、禁忌事宜等，简单的说是“方证比类相附”，而“方证比类相附”并不是高继冲的发明创造，这是唐代孙思邈有感于《古伤寒论传本》“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于是采取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编次体例。值得庆幸的是，400年后这一编次方式得到了北宋校书局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人的大加赞扬和肯定，如在《校千金翼方后序》中说：“以太阳方证比类相附……亦一时之新意……有以见孙氏尊而神之之心也。”另外对孙氏也不厌其烦地进行赞扬，如《校正金匮玉函经疏》中说：“仲景之书……惟孙思邈粗晓其旨”，《伤寒论序》中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从以上赞扬声中，不难看出北宋校书局对孙思邈这种编次“新意”不但表示赞同，也进行了再度接纳和继续沿用，这种编次体例开创于孙思邈，完善于高继冲。
关于“文理”，对于一个专心学问、饱读经书的国君高继冲来说，在编录《伤寒论》中，若广泛出现文辞上的错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结合《伤寒论》原文，这里的“文理”应该指的是“伤寒论原文条理”。
关于“舛错”的问题，还应从校书局校勘过的相关仲景说书籍中寻找答案，《金匮玉函经序》说：“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由此可以看出，《高继冲本伤寒论》的“文理舛错”正是以《金匮玉函经》为参照物，而《金匮玉函经》的编次体例是法在前，方在后，存在着“览之者造次难悟”(《千金翼方·伤寒上》)的弊端。那么,经高继冲编录后的《伤寒论》所谓的“文理舛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错乱无叙，恰巧是给后人带来了“须有检讨，仓卒易知”的方便快捷。
鉴于上述原因，校书局将其选做底本，也就不言而喻了。
3、《高继冲本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意义皆通”是高本选定为底本的最根本原因
《校正金匮玉函经疏》中指出：“《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其意义皆通……故并两存之。”由此可见,将《高继冲本伤寒论》选做底本当在情理之中。
四、《高继冲本伤寒论》即是《宋本伤寒论》在校书局儒臣所作的《伤寒论序》中已有明示
北宋校书局在校勘医学典籍时态度十分审慎且严谨，每部医书校勘后，必向朝廷上呈奏章，奏章有以下几个部分：即书名、作者、作者简介、出书年代、演变过程、实用价值、篇卷、方量、校勘过程、上呈时间等。尤其每部书的作者和书籍的演变过程必须做一介绍。如《金匮要略方论序》中说：“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校正金匮玉函经疏》中说：“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有唐真人孙思邈者……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成书一部。”《伤寒论序》中说：“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由此可知，《高继冲本伤寒论》即是《宋本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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