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于我,成了寻常的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林少华
2023/1/21 7:45:00 朝花时文

    

     文 / 林少华

     如今好像没有太多人盼望过年,我也不盼望。但我小时候很盼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好吃的,也热闹。那时候乡下过年的确够热闹的。热闹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就开始了。送灶王爷上天,把灶台上面烟熏火燎的旧灶王爷小心揭下,一边口念“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一边在灶口点燃。确认旧灶王爷化为一缕青烟从房门飘上西天之后,再焚香把新灶王爷贴上去。接着就是杀年猪,蒸豆包、年糕、馒头、花卷、糖三角,竖灯笼竿。除夕夜把灯笼用绳子升到灯笼竿顶端,供家谱,供财神爷,贴门神,吃年夜饭,放鞭炮。初一早上还要放鞭炮,贴春联,上香,拜年……

     现在回忆起来,过年感触最深的,一是吃冻梨,二是磕头。冻梨大约是秋子梨冻的,大的大不过橘子,小的也就如乒乓球,黑黑的、圆圆的、硬硬的。那时一般人家是买不起香蕉、苹果的,冻梨是春节唯一的水果。一定是在除夕夜吃过饺子后吃。吃之前,要把冻梨放在盆里用冷水泡好大一会儿,把里面的冰泡出来。泡出来的冰全都均匀地包在梨的表面,光溜溜亮晶晶的。用小铁锤嘎嘣一声敲掉或用手咔嚓一声剥去冰壳,里面的梨蛋儿就乖顺地蹦了出来。这么着,一家老小围着一盆冻梨坐在热炕头,耳听外面稀疏的爆竹声,在昏黄的烛光中或在不很亮的电灯泡下吃着冻梨。别看梨的外表又黑又丑,里面却白生生的,真个黑白分明。一咬,酸酸甜甜的梨汁一下子涌满口腔,继而凉凉地兵分两路,一路向上直蹿脑门,一路向下顺肠胃冲往脚跟,顿时全身每一个细胞都被淹没在漫无边际的酸酸甜甜里。那一刻真是舒坦极了幸福极了,觉得人世间的幸福无非一颗冻梨。

    

     再说磕头。我是20世纪50年代末上小学的。上学前,我在爷爷、奶奶家即我出生的地方断断续续住过两三年。那是东北平原上的一个大村庄。几代繁衍下来,林姓成了那个村庄的大家族。仅太爷辈就有5位,爷爷辈有12位。叔叔辈简直数不胜数,有的还穿着开裆裤。姑姑们的数目也肯定不止一个排。大的已经是生产队妇女队长或嫁人了,小的还鼻涕一把泪一把追着母亲要奶吃。幸也罢不幸也罢,在家族中我们这支属长子系列,太爷老大,爷爷老大,父亲在大大小小叔辈中排行第一,也是老大。这么着,我也是老大,在同辈中率先来到这个世界,而且遥遥领先,后续部队若干年后才出现在地平线。于是尴尬景象出现了,我的辈分最小。也就是说,村里大凡林姓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无所谓,尴尬出在春节拜年时。

     记忆中,拜年主要活动是磕头。当然是晚辈给长辈磕,也就是我要给村庄里的大约一半人磕头。如果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齐刷刷列队站好或坐好,由我一次性磕完倒也罢了,问题是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磕头要讲辈分,讲个体针对性。初一早上,我先对着挂在北墙正中家谱上的已故列祖列宗磕头,再分别给爷爷、奶奶磕头。然后,由爷爷领着我出门去林氏长辈家里磕。居住不集中,有的住村东头,有的住村西头。村路满是雪,早晨的太阳照射下来,雪地忽一下子蹿出无数金星金线,刺得人眼睛几乎睁不开。路旁院子里偶尔蹦出一个“二踢脚”爆竹,“呯”一声在脚前或头顶炸开。或有一挂“小鞭”在大门旁柳树枝上噼噼啪啪爆豆般响起。我惊魂未定地跟在身材高大的爷爷后面,走东家进西家。

     受礼的长辈夫妇穿一身新衣,在炕中间并排盘腿正坐,裸土地正中置一蒲团或棉垫。进门后先由爷爷介绍,而后叫我冲着对方跪在地上,口说“给大太爷磕头了”,磕一个,又说“给大太奶磕头了”,再磕一个。接下去,一家家如法炮制……记得磕到第十一爷家时,十一奶指着一个穿开裆裤男孩儿,说这是你三十二叔,又拍着怀里吃奶的一个小鼻涕鬼笑道:这是你四十三姑。我正要跪下,爷爷到底不忍,一把拉住,摸着我沾了灰土的小脑门说:“叔叔姑姑辈太多,就别磕了,饶了俺孙子吧!”

    

     幸亏爷爷说情,若不然,磕到日落天黑怕也磕不完。即使不头破血流,也非磕得晕头转向不可。实际也差不多晕了。磕头是有赏钱的。因为晕了,记不得长辈钱赏了没有,或者长辈赏了自己拿了没有。明确记得的,是回到家一摸衣袋,里面有两个核桃和三颗红枣。那应该是十一奶给的。当时她放下手中的四十三姑,打开炕柜门,是在一个青花瓷罐里摸了好一会儿摸出来给我的。我迫不及待地找小铁锤把核桃敲开吃了,真香。我又把一颗红枣投进嘴里慢慢咀嚼,香甜香甜。是不是第一次吃枣我记不得了,但那肯定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枣。香,甜,劲道,软硬适中,一股老木柜味儿和旧瓷罐味儿。

    

     后来“文革”来了,磕头消失了。冻梨则是我离家上大学后不见的。几十年来,几乎每到春节我就想起冻梨,也留心找过冻梨,但再也没见到它那不起眼的、黑黑小小的身影。

     有时细想,觉得冻梨和磕头的失去在现代中国是颇有象征意味的。磕头意味对先人、长辈以至传统的敬畏,冻梨意味一种简单的幸福。人没了敬畏之心,容易少了发乎内心的虔诚和道德自律;而取代简单的幸福的,无疑是繁杂的幸福。以年夜饭来说,如今在外面订一桌,少则上千元多则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有多少城里人会在家里煮自己包的饺子吃完后来两个冻梨呢?说实话,近些年来,只有外面的鞭炮声提示我春节到了,过年了。我知道,春节之于我基本成了同昨天、明天没有区别的日子,成了大体寻常的三百六十五分之一。

     图片来自新华社

     (刊于2023年1月19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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