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7月号《北京文艺》上,看到不一般的中山公园|林峥
2023/3/26 9:00:00 朝花时文

    

     文 / 林峥

     1868年,在上海建造的“公家花园”,俗称“外滩公园”,是近代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此后,上海陆续修建了新公园、昆山公园、虹口公园、汇山公园、兆丰公园等。

     1907年,清政府在三贝子花园的基础上建成万牲园,被视为北京公园建设的起点。辛亥革命后,北京发起一系列“公园开放运动”,先后将社稷坛、先农坛、天坛、太庙、地坛、北海、颐和园、景山和中南海等皇家园林坛庙开放为公园。

    

     新中国成立后,以梁思成为首的建筑专家提议将北京旧城区作为“博物馆、公园、庆典中心”进行保存,“选出历代最优美的许多建筑单位,把它们的周围留出空地,植树铺草”,使之成为人民公园。梁思成还呼吁保留城墙,并设想在城墙上面植树种花、安设公园椅,以建成长达39.75公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休息”。

     与之相呼应,林徽因在《新观察》半月刊上连载《我们的首都》系列文章,详细介绍中山堂、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什刹海、雍和宫等,强调公园古迹所具有的重要审美与文化价值,呼吁重视修复保存。

     根据规划,新中国首都的建设目标是“早日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园林化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首都”。在这一大方向指引下,“中央与政务院拟暂设于中南海周围,将来迁至天安门及广场右侧;靠近太庙、南海及中山公园等文物风景,为行政中心”。同时,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里作为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比较而言,旧时公园实际上限制了普通民众的进入。1937年,作家张向天谈道,“如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中南海公园等等到底不能算是平民消夏地,因为那二十枚的门票限制,许多俭食省用的住户小家,是隔在外面了”。作家沈从文的自叙传小说《老实人》谈到,主人公在游人多时不敢在五龙亭茶座用餐,“五龙亭的餐费并不昂贵然而自宽君平时不敢光临的缘故,在于其自惭形秽自身的装束、地位”。

     美学家朱光潜也表示,相较于北海,自己更偏好平民化的后门大街,“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裳楚楚,油头滑面的。你头发没有梳,胡子没有光,鞋子也没有换一双干净的,‘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已经是大不韪,何况逛公园?”可见,即使不考虑消费问题,也存在着格调、趣味的差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各大公园纷纷向公众开放,游客也随之有了惊人的增长。资料显示,旧时北海公园的参观人数浮动于年均17.9万至102.5万人之间;1949年之后,年均参观人数自123.54万人起,且呈逐年向上递增趋势,1966年时高达907.9万人。

     其中,北海公园里的高档餐厅、茶座,都改为公共食堂。湖泊为北海公园最突出的景致,旧时仅设置少量小划船与摆渡船,且多为权贵私船及董事会用船。1950年起,北海公园管理处着手修缮园内船只,还大量添置新船,泛舟北海逐渐成备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娱乐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北海公园还专门开设儿童阅览室、儿童运动场,并建立北京少年之家和少年先锋队水电站。

    

     旧时的中央公园是文化精英的俱乐部,来今雨轩、长美轩等茶座是风雅的社交休闲场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公园恢复“中山公园”之名,以彰显革命纪念意义。每逢重大纪念日或庆祝会,北京市人民政府还会在此举办规模盛大的游园会。

     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来此与人民群众联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还时常到园中接见人民代表、观看文艺演出等,甚至会在清晨时分来到公园散步、赏花、观鱼。

     人民公园的新风景,引发曹禺等多位名家的抒怀。他们从不同角度歌颂新中国城市建设的变革,表达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曹禺谈到回母校与青年学生交流,发现他们充满了建设祖国的理想和激情,并摘录了学生的诗作:“我要带给城市以甘露,我要使中国变成花园,我要把污秽从地图上抹掉!”曹禺评价,“他们是工程师,是建设者,又是诗人。爱和平,爱自由,爱真理的人就不能不爱这样的青年——人的花朵”。

     这种立志将祖国建设成花园的理想,与1953年王蒙创作的小说《青春万岁》呼应。在《青春万岁》结尾,一群即将毕业的女高中生登上北海白塔旁的山顶,俯瞰和辨识夜色中的首都全景,涌起了新中国主人翁的自我意识与建设新首都的理想:“如果我设计,我准得把市中心建设成一个花朵形,放射线般的街道把花瓣分开,中间高大的楼房就像花蕊。”

     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亦多以图像的形式表现人民群众在公园游憩的场景。以《北京文艺》1956年7月号封面为例,中山公园标志性的茶座上宾客满座,有人在聊天,有人在读报纸……

    

     1954年,外文出版社印行的庆祝新中国建立5周年的英文图册《北京》,以图像的方式向海外读者展示新中国的新气象,同样选取了多幅人民群众在中山公园、天坛、故宫、颐和园、先农坛、雍和宫、什刹海等地休闲、读书、锻炼的照片。

     除了既有公园的改造开放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整修、开辟的一系列新公园,以陶然亭、龙潭湖等为代表。

     陶然亭、龙潭湖曾是蚊虫滋生的臭水塘、乱坟堆,与旧时周边百姓悲惨的生活相互印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工人群众疏浚苇塘,进行大规模整修,在短时间内将陶然亭、龙潭湖改头换面。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表现了人民群众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新的生活,与旧社会“苦难重重的回忆”形成鲜明对比。

     陶然亭在明清两代曾是士林题咏的胜地,上世纪前半叶风光不再,却因偏处一隅而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据点。新中国对陶然亭的改造,注重钩沉其与李大钊、高君宇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渊源。同时,将抱冰堂改为说唱茶馆,由老舍题写匾额。时人感慨:“我们种的每棵草,每棵花,并不是单纯点缀风景,而是从人民生活着眼,要把生活建设得更美。”

    

     正文图片翻印自《公园北京》

     (转载自2023年3月22日上观新闻纵深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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