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里上市看李克强的“大众创业”
2014/9/24 瞭望智库
智库导读
草根出身的马云可谓李克强“大众创业”的代言人。马云在阿里巴巴上市庆祝晚宴演讲中说，“我们会去竭尽所能帮助所有今天看起来依旧“很小”的企业和人，“小”其实意味着力量，也意味着美好的未来”。
2014年9月22日 15:382014年9月19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阿里巴巴以218亿美元的融资额完成了美股史上最大规模IPO。不仅如此，阿里巴巴上市首日大涨38.07%，市值2413亿美元，超越Facebook成为仅次于谷歌的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阿里巴巴梦幻般的IPO，不仅仅是个财富神话，它更折射了中国经济的深刻变革。
30年多前，中国还有“投机倒把罪”。利用不同地区的价格差异来获利，这是违法的。如今，阿里巴巴业务的核心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投机倒把”(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在纽交所敲响阿里巴巴上市钟的八人之一的美国农场主Peter Verbrugg，他的商业模式就是通过阿里巴巴将加州的车厘子卖到中国。
30多年前，私营企业雇工7人就是社会主义，雇8人就是资本主义。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五个以内的学徒。”
而如今的阿里巴巴不仅拥有2万多名员工，还拥有不计其数、比员工还勤奋的“店主”。
阿里巴巴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颠覆式创新。从B2B到淘宝的免费模式，到支付宝、余额宝，“外星人”马云不断用创新改写着中国的商业游戏规则：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如果说华为让国人理解了技术创新的力量，马云和阿里巴巴则全方位诠释了创新的魅力。而创新，被视为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动力。
诺奖得主Robert Solow对1909-1949年美国经济的研究发现，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2.5%，而其余的87.5%来自技术进步(创新)。
9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天津达沃斯论坛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每一回破茧成蝶，靠的都是创新。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
创新从何而来?当然要靠马云这样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的破坏”，这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呼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自然禀赋”就会充分发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就会更新换代升级。”
9月17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帮助小微企业赢得“大未来”。
草根出身的马云可谓李克强“大众创业”的代言人。马云在阿里巴巴上市庆祝晚宴演讲中说，“我们会去竭尽所能帮助所有今天看起来依旧“很小”的企业和人，“小”其实意味着力量，也意味着美好的未来”。
借助“大众创业”来推动“万众创新”，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李克强总理无疑把握住了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让更多的马云脱颖而出?
应该说，马云是幸运的：
1、他创业选择了中国受管制最少的领域-互联网;
2、创新的模式让他能够从国际上的风险投资机构持续融资。
3、他不必在国内为了IPO排队，阿里可以从容选择在华尔街上市。
尽管中国诞生了马云，但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创业与创新的国度。中国有太多的“马云”因为制度环境的原因而夭折，或者异化成“红顶商人”。马云说：“我们(阿里)非常幸运，在过去的十五年时间里，我们活下来了。我知道很多人他们都在努力工作，但是他们并非如此幸运，接下来我们将会更多的关注那些年轻人，给他们更多帮助”。
要帮助未来的“马云们”，成就李克强总理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制度环境：
第一，最小化政府审批，给企业家创新的自由。创新意味着对现状的突破，企业家受到的外部制约越少，创新的灵活度就越大。
李克强总理几乎每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把“简政放权”作为中心;他力主的上海自贸区更是将“事中事后监管”作为政府转型的关键;他力倡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如果能真正落实，让每个行业都象互联网一样自由，将重新塑造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为创新和创业松绑。
第二，金融自由化，给企业家融资的自由。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资金是企业的血液。如果企业不能以合理的成本得到融资，创业和创新也无从谈起。
由于长期以来的金融管制，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已成普遍现象，成为创新的扼杀者。特别重要的是，IPO的自由(上市主体资格自由、时机自由、定价自由)更是创业者价值实现的重要机制。
中国股市虽然推出了“创业板”，但在IPO审批制的束缚和扭曲下，创业板并未成为创业者的天堂，反而异化为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大面积的业绩变脸、遥遥无期的排队，成为创业者望而却步、上市者范进中举的财富分配场所。
由于IPO审批制的诸多弊端和《证券法》不符合创业企业特点的规定，导致阿里、腾讯、新浪、搜狐、携程、百度、优酷一批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走海外。中国的用户成就了这些互联网企业(互联网是中国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最具成长性的领域)，却无缘分享其成长，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悲哀。过去10年，腾讯股价上涨近200倍，而中国股民与此无关，有识之士莫不痛心疾首。
第三，最小化政府资源支配权，防止企业异化。
有不少企业家(例如昔日中国首富国美电器黄光裕)，有了一些成绩和名气，就走上了官商勾结的道路，这固然可以赚快钱，但是不归路，更是对创新的扼杀和终结。
究其根本，是因为官员手中掌握了巨大的资源支配权(土地、金融、招商引资、工程项目甚至司法)。约束官员的权力，需要简政放权、财政民主、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的多重组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最后，严格保护产权，有恒产者有恒心。
近年来，企业家移民潮成为一大社会景观。企业家移民，带走的不仅是财富，更是创业与创新的恒心，是对“中国梦”的釜底抽薪。企业家为何移民?最重要的因素当属安全感(人身自由、财产安全)的缺失。由于司法干扰过大，企业家的安全几乎操纵于官员之手。保护产权，靠任何官员的承诺都没有用，只有靠具有公信力的法治。
习近平在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的演讲中指出，“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期待以“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本文摘编自《共识网》，以上摘编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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