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非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2014/10/4 瞭望智库
智库导读
“一个社会最糟糕的状态便是让年轻人茫然无助。”已故的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说过的这句话正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一些角落中发生。
在上海的标志——东方明珠电视塔下，一群青年向来往的路人散发广告。他们皱皱巴巴的牛仔裤下露出沾满灰尘的鞋，面目在太阳的暴晒下变的黝黑，他们每天拿着一沓沓小广告在地铁、公交、景点、码头派发。
不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显示他们来自内地农村。一些人头大身小，可能是营养不良的结果，让人想起三毛和卓别林。当你拒绝接受小广告时，个别人会对你怒目而视，然后将小广告在空气中抽打，发出“啪啪啪”的响声。其中也有人对着垃圾桶发泄不满，直到把垃圾桶捶打到凹凸变形为止。
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认为，国家有躯体也有灵魂，而且灵魂是更高级的。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财富、国力、法律、制度、人口、疆域是国家的躯壳，那么支撑这个躯壳的灵魂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教育、道德、激情、希望、理想与生产力，而承载并释放这种国家希望之力的主要元素就是这个国家的青年。
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对自己的国家是失望而茫然的，甚而是没有信心的，愤懑怨恨的，这些国家的灵魂与血液是充满着愤懑、怨恨乃至戾气的，那结果将会是如何的不堪设想。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在哪里?
广东的一位来自工厂的基层党代表邝敏仪认为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底层青年出路受阻的原因之一。“在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上，教育起着基础性作用。相比农村，城市拥有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在同一个城市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其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会更多。通过教育，人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社会阶层之间可以实现良性流动。给贫困的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造成这种“屌丝难出头”现象的不仅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侯小丰认为，它包括观念、机制、体制等，但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那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户籍、出身似乎成了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推手。弱势群体会越来越边缘化。
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授Khor和Pencavel发现 1998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中国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定型化取向，社会流动缩减的趋势已出现。如果这种现象继续扩展乃至固化，底层的青年向上层伸展的出路将更为艰难。
200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显示，“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要比常人高2.1倍。”。2011年，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发表的《中县干部》一文显示，一些“政治家族”在一些地方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据介绍，在就业方面，竞争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更为严重，有“门道”往往比“能力学识”更重要——社会底层家庭子女只有凭能力去竞争，而权势阶层和富裕家庭可以通过权力和财富去为子女就业获得特殊优势。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往往以公权部门的“制度化”面目出现。
而“屌丝”、“矮矬穷”、“高富帅”、“官二代”、“富二代”、“我爸是李刚”等网络词汇的热议，正是目前中国社会流动滞缓、乃至固化的反映。
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因教育机会、出身阶层、家庭背景、经济能力等的差距与不平等造成底层青年的出路闭塞、上升受限而使他们几无出路和茫然无助，最后推向社会的对立面，我们不得而知。由于社会平等流动不畅，底层青年将越来越边缘化，甚至“世袭化”，他们将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长此以往，这对于社会的安定团结稳定是不利的。
人类历史中的一些现象总是在周而复始。大概在1946左右，也有一个失业而无出路的青年在上海百乐门舞厅前闲逛。他的大脑中充斥着对当时的政府与社会的不满和怨气，无论怎样都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看不到希望与出路。他在舞厅前的一个书摊翻阅书籍。那里有《青年进步之路》等书，感觉国民党的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出路。
这个青年就是我的祖父，他后来和我说，摆书摊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很客气，穿着黑布旗袍。她对祖父说：“小阿弟，你这么喜欢看书，怎么不去读书呢?”祖父回答，现在市面这么不景气，自己长期失业，温饱都不能解决，无钱读书。妇人说：“是啊，我们的政府和国家，现在糟糕到这样的地步。抗战胜利，世界和平了，可青年们还是没有出路。”
于是，这位似乎是中共地下党负责“青年培养工作”的妇女邀请祖父去了中共地下党开设的青年夜校，进入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
从此，祖父走上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道路，并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毛主义者和基层工会领袖，坚信“全世界无产者革命必然成功”，至死不渝。在他突发脑梗去世之前，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意识清醒的话是：“不发钱的单位是万恶的资本家(当时我服务的一家杂志拖欠了我几个月稿费)，你要和他们斗争。团结工友，争取权益!”斗争与抗争思维贯穿了他的一生。
假设如果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的矫正平等和补偿的概念，采取措施补偿那些能力优秀却没有优越背景的人或处于恶劣环境中的人。给予底层优秀青年机会，给予他们参与公平竞争的平等机会，使得他们由下往上的上升通路打通。这段中国现代历史的结果又会如何?
1900年，通过古代中国改变年轻人命运的通道——科举制度而成为广东举人的梁启超写下了《少年中国说》，他说：“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青年是国家的财富，是民族的未来。他们是遵纪守法的爱国公民的来源。他们是职业军人、技术工人、农场主、企业家、商人、知识分子和一切优秀的脑力及体力劳动者的来源。他们有绝对的理由需要国家和市场提供给他们一个良性的、积极的、充满希望的成长和成才环境。
同时，国家可以通过对他们的呵护、培育而使之成为实现国家农业、科技、军事、工业现代化，使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源。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谁爱护青年，反之青年也会自觉地爱护它。能使得青年健康地、热情地、向上地，充满活力地生活的国家也必然是充满活力、创新与进步的。
美国人大卫·莱分和麦克·芬博格在给奥巴马的联名信呼吁：“政府应该有打破成见的目标：在十年内让每一个美国孩子都能上大学或获得职业教育，这将会给他们带来非比寻常的人生机会——在这样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所以，请给底层青年更多的机会。放下“亲亲之爱”，放下私利，敞开社会各阶层流通的渠道，放眼天下与国家之利与百年大计，为青年提供更多的出路和机会。让青年成为支持国家前进稳定的一大力量。中国梦就是实现数亿中国青年的理想之梦。国家拥有青年才能拥有未来。
(本文摘编自《共识网》，以上摘编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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