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解读京津冀规划纲要细节,顶层设计怎如此细致?
2015/3/31 瞭望智库

    

     瞭望智库导读

     行政壁垒造成的问题还得靠行政手段来推动,但需要上提一级才摆得平。

     瞭望智库研究员︱庞清辉

     2015年,京津冀三地均准备放出“超出想象”的大招数。据瞭望智库日前报道,各界翘首以盼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按照相关部署,将于3月底之前出台。

     不用说,这个“好事多磨”的《规划纲要》看点多多。《规划纲要》由厚厚的三大本文件组成,一个总纲,一个实施细则,一个具体名录。不过,最大的看点,还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规划纲要》终于面世,而是这个《规划纲要》的“细致入微”。

     细致到什么程度?比如,北京二环内、三环内企业要转移多少家,转移到哪个区域,都写得明明白白。再比如,《规划纲要》详细汇总了北京、天津、河北有多少断头路,每一条路什么时候修到哪里,也都写得清清楚楚,既有完成进度时间表,也有问责举措,交通、铁道、民航等各部门分别承担什么责任,都有清单。

     一个顶层设计的《规划纲要》为何要细到如此程度?有人可能觉得仿佛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那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谁来生产,原料从哪来、产品往哪去、价格定多少,都得由国家计委来定夺。

     但不要急于“凭感觉”,还是先回顾一下此前的内情。

     自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已经一年有余。各方都在急切等待顶层设计的出台。几次征求意见和讨论调整,就占去了大半时间。

     起初,《规划纲要》本没想规划得像现在这么详细,但多方认为表述过于笼统,定位含糊,尤其天津和河北在产业定位等方面,容易造成同质化发展和竞争,在产业承接和转移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平台和载体建设重叠,招商中存在无序竞争的现象。

     经过不断细化后的《规划纲要》,明晰了各自的定位和产业规划,但具体矛盾又显露无疑,各方争执不下。

     具体矛盾体现在哪?各方争执什么呢?

     从定位来说,在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下,三地努力求同存异,但心态微妙。北京似乎只需要河北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而天津一心一意想向东发展滨海新区;河北热切希望得到京津的资金、项目和人才。三地虽有合作意愿,但各自需求并不完全契合。

     北京和天津,多年来都有成为金融中心的雄心;天津和河北,也都有一颗生机勃勃的“海洋之心”。天津认为,河北与北京的产业转移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产业转移光说河北,不提天津,港口通道建设也总是在讲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甸港和沧州港,忽略了天津港这一老牌国际化大港,感到有些失落。河北则认为,天津有滨海新区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贸区战略、“一带一路”交汇点等重大政策叠加,河北仍是政策洼地,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提了几十年,河北一直备受冷落。

     从率先启动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转移三个重点领域的合作和沟通来看,理念上、方向上没分歧,怎么做则各有盘算。

     交通方面,京津冀区域是全国路网密度最高、交通运输最繁忙的地区之一,却也是最不均衡的地区之一。有关数据显示,河北的高速公路密度为北京的1/2、天津的1/3。同样,过去由于行政壁垒,交通规划、建设各自为政,京津冀三地交通一体化一直难以互联互通。河北与京津对接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共存在“断头路”2300公里。

     此前在三地交通建设责任分担、利益成果分享方面,没有机制化的协定,很难取得太大进展。比如,北京就一直担心,实现交通一体化之后,不仅没有缓解北京的压力,反而会有更多的人更便利地进京。另一方面,交通方便了,北京的游客可能会分流到河北。

     环保方面,对于治理雾霾和其他环境污染,三方没有任何争议。但谁承担污染责任、谁承担治理污染成本,一直争执不下。对雾霾治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互相之间都存在一定偏见,北京认为是河北和天津“污染”了北京;河北认为,河北中南部地区在冬春季节雾霾最严重,而这时刮的是北风,说明很多污染物是从北京方向刮过来的;天津也认为自己最冤,夹在北京和河北中间,论机动车污染比不上北京,论工业污染比不上河北。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联防联控在体制上还没能彻底实现,各地之间还都在讨价还价。治理雾霾的成本如何分担,就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河北只要有机会就会向京津两地要求生态补偿,京津从来不说不同意,但往往能拖就拖。

     产业协同发展最为核心,也是各方利益博弈最激烈的领域。产业转移最核心的问题是税收、GDP和政绩转移。多年前,首钢搬迁以前,它的纳税额占整个北京市的5%,为搬迁到河北唐山经过了多年的谈判和沟通。没有完善的利益协调分享机制,涉及双边或多边利益的问题,哪一方都无法解决。

     顶层规划编制进展慢,多次搁置,反映的也正是三地政府跨区协调难度大、利益协同性不够。三地协同发展,最重要的是利益博弈。

     京津冀人口加起来1亿多,土地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三地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具备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良好条件。然而,长期以来,三地在行政壁垒下各自为政,经济联系松散,市场这只手好像也无力起到“决定性作用”,三地在区域合作上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解铃还需系铃人。行政壁垒造成的问题还得靠行政手段来推动,但需要上提一级才摆得平,所以顶层设计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关心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一年前的2月26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京津冀协同正式成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在上,有强有力的高层推动,在下,多番细致入微的博弈,情况逐渐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前更多的是河北一头热,现在北京、天津方面的积极性也高涨起来,把任务分解到各个相关部门,推动比以前顺利很多。从政府部门到企业,都主动来河北考察。招商之余,许多人也“特别”谈及总书记的“河北情结”,“做好对接,是在给总书记交答卷。”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好事多磨”和“细致入微”,也让我们不能不想到:唇齿相依、形同手足、最有条件一体化的地区尚没有共命运、同甘苦的心态,一体协同需要用顶层设计“一竿子插到底”,那么,其他差异化更大、更多样化的区域如何协同发展,会不会更是一个大问题?

     当前,“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作为我们区域发展的三大布局,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三大支撑带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既可以推动不同区域更好共享发展成果,缩小地区差距,又能优化经济结构,形成战略之间的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

     三大支撑带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需要以大眼光、大胸怀来看待其深刻内涵和战略价值,更需要用大气魄、大手笔来推动实施,但像“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面临的难度、矛盾和冲突要远远超过京津冀一体化,我们又该具备怎样的胸怀和气魄?

     值得欣慰的是,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从顶层设计着手,在中央和有关部委统筹下,正在打破体制机制和地区利益藩篱,这期间所探索出来的经验,比如推动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规划、标准、监测、执法体系;积极探索共建产业园区税收、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机制;逐步建立统一的企业产权、知识产权、林权矿权等市场化流转制度,推动制定跨区域的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政策措施;促进金融、旅游等资源共享;等等,必将为整个中国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这样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好事多磨”和“细致入微”是值得的。

     (本文原文刊登于“国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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