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纪念】饿着肚子杀鬼子
2015/8/7 瞭望智库
瞭望智库导读
日前一则“解放鞋退役”的消息很受关注，有战士接受采访时说：用新的作训鞋换掉“解放鞋”，嗯，不错，宿舍里的脚臭味减少多了。
在中国，上了点年纪的，都对这款被称为“解放鞋”的深绿色布面胶鞋很熟悉，它如此经典，应用广泛，坚固耐用，适合各种地形，因为不透气，又伴生着猛烈而粗犷的脚臭。它终于要退役了，引起了大伙儿的集体感慨，但它不会消失，它又为民间时髦达人们追捧，甚至被穿着走上了时装舞台。
“解放鞋”与“时装秀”，反差如此强烈，却因为跨过漫长的时光而结合于一体，就像“小米糊糊”成了“养生佳品”一样。
在这个大众减肥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辟谷”的年代，不能忘记时间的那一端，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还有饿着肚子打仗的中国军人。
一
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很火：《舌尖上的国军：你不能想象抗战期间的真实伙食》，图文并茂，说尽了抗战期间国军伙食低劣之辛酸，例如其中一张老照片：士兵们围着一口锅坐着，锅中盛杂粮米饭，没有任何副食。这米饭也不干净，里面儿有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被国军官兵名之曰“八宝饭”。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的军事供给制度，重中之重是伙食保障。抗战时期，中国正规军队沿用的是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制定的陆军战时标准：每人每天大米1.5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但这一标准在抗战爆发后，并未得到切实执行，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国军普通士兵的实际主食分配为每人每天9两米，副食嘛，就甭提了，只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了。
对于当今正苦恼着要减肥而不断减少主食的胖子或美女来说，一天9两米，确实有点多。但要想想：抗战中的士兵，并非整日坐在空调房里懒得动弹的白领，他们要行军打仗，体力消耗巨大。根据估算，一名普通士兵作战期间，每日需耗费4000——7000卡的热量。就算非激战状态下的正常训练和驻扎，每日也要3000卡以上。以此标准计算，一名士兵作战期间的口粮，包括主食和副食在内，每天不能少于1.5公斤，所以，一天三餐9两米，那是远远不够的了。
但是，在实际的战斗中，以国军低劣的后勤保障能力，一天能够吃上9两米，也是巨大的奢望了。
在今天的一些抗战影视剧中，那些脸颊丰满甚至还腆着个小肚子的国军士兵，胖得让人不忍直视，只能说，现在这些群众演员吃的盒饭，营养相当丰富。在抗战老照片中，中国士兵普遍瘦弱，黑白照片更加深了高突的颧骨与塌陷的脸颊的对比，那是写满“饥饿”两个字的表情。
相比之下，日军的伙食标准，就要高得多。根据日军后勤条例，日军士兵每人每天要吃870克精米，或者与之热量相等的面包、饼干、压缩干粮、精谷物。除主食外，还有熏肉、鸡蛋、盐渍或糠渍酱菜。为保证盐的摄入，每天还有150克味噌或者0.08升盐或调味汁。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日军对士兵烟草和甜食的供应，《舌尖上的国军：你不能想象抗战期间的真实伙食》一文罗列了日军当时寻常供应的甜食一项，就有奶糖、水果糖、饴糖、巧克力、果冻、柿饼、水果罐头、炼乳、羊羹诸多种类。在影视中，日本鬼子经常从口袋里摸出颗奶糖，来诱惑中国孩子——这不是编的，他们军服口袋中，确实习惯性地揣着糖果。
这就是一个农业国家与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工业国家之间不对等的战争在军粮上的折射。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始终未能建立起现代化的后勤体系，应变能力极差。例如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野人山回国，陷入缺粮的绝境，幸存者后来回忆：“刚开始，部队还有炊事班，集中做饭吃，10天后，部队断粮。战马、驮物品的牛被宰杀，有的士兵把枪套、皮带等皮具煮烂了吃。路边的野果子经常有毒，士兵多是在地里挖野芭蕉根吃，嚼在嘴里麻麻的，吃多了拉肚子。有时候一整天没有找到吃的，就用它煮点水喝……”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十万大军，战死一万多人，但在在野人山的死亡行军中，却有三万多人被饥饿与疾病击倒，成为抗战史上一大痛点。
二
军人的体质，是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一支营养不良、身体羸弱的部队，即使再勇猛，但战斗力也是打了折扣的。
很多人做过抗战时期中日士兵战斗力的比较，达成共识的是：日军士兵战斗素养普遍高于中国士兵，尤其是抗战初期，日军极其凶悍，个子不高但身体健壮，中国士兵吃过大亏。消灭一个鬼子，往往要牺牲几位中国战士。中日士兵伤亡比率，彻底扭转发生于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
当时国军第十军在日军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坚守衡阳孤城47天，让日军遭受惨重损失，后者视此一战役为“苦难的战役”。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强攻俄国在旅顺港的坚固堡垒，结果付出了11万之众的惨重伤亡，衡阳一役，被日方称为“华南旅顺之战”，可见伤亡之大。
当时中国守城军队18000人，牺牲6000余人；而死于此役的日军，日军第一次公布为19000人，但后来又增加到29000人。二战时期，日本人总习惯于隐瞒自己死伤数字，因此这几个数字，并不是太靠谱。美国国会图书馆记载，日军在衡阳一战中的伤亡人数高达70000，其中48000人被击毙。
衡阳保卫战发生在酷暑季节，从当时中日双方军队关于伙食的一些记载，能够看出此役的艰苦与惨烈。
“官兵副食告罄，‘有米无菜’，在无可奈何之下，只有扰民。城内有两家大酱菜园，每家露天大酱缸以百计。因无人管理，敌机炸弹爆炸时，将缸盖震落，表面被泥土灰烬所掩盖，亦有酱缸被敌弹击破者，酱菜中巨蛆满缸蠕动。战斗中期，全军官兵皆赖以佐膳，我军师长亦不例外，至战斗末期，视之作呕的酱菜也吃光了，各单位炊事兵在被敌炸弹炮弹击毁及未烧完之民房中寻找食物，最后连皮鞋也煮而食之。官兵盐水泡饭习以为常……”这是时任第十军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将军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葛先才还回忆说，当时为寻找食物，士兵曾冒险到两军阵地之间的水塘捕鱼，甚至还有3名士兵趁夜泅渡过草河，偷越敌人防线，进入山区集镇采买副食，而当时山区居民听说是第十军士兵，欢声雷动，分文不收。这3名勇敢的士兵带着食品又返回阵地，葛先才吃到了他们带回来的牛肉，他回忆道：“别有风味牛肉香”。
在衡阳保卫战中担任迫击炮连长的白天霖，在他编著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中，也记载了这么一回事：“(7月)17日中午，190师568团第3连发现蒸水南岸宽约50米之沙滩上，有三条水牛在吃草。但对岸相距约130米之敌人亦正虎视眈眈，希图捕捉我方牵牛之机而袭击之。黄昏时分，一个班长终于冲出阵地，翻下10多米高的一段陡坡，再通过20多米的暴露地带，无视敌人的射击，牵回这三条牛中之一条。190师容师长特送一条牛腿给方军长，司令部官兵均分到一杯羹，佳肴美味，真大不易。”
相比之下，围城日军也陷入了吃饭的困境。他们因未想到衡阳抵抗如此猛烈，携带的制式军粮很快吃光，便开始他们作为惯例的“就地取粮”。日军战史资料《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记载衡阳战役时，就有这么一段：“部队所携带之给养，只维持了最初之4天，即已告罄。尔后之20余天，初则于附近之村落搜集，及至村落之粮尽，乃于附近之田中割稻谷，以钢盔捣成白米，炊煮后掺盐食用。”日军的另一篇文章也记载说，当时衡阳一役，正是水稻成熟季节，所以主食无虞，然而“在副食方面日益短缺，辣椒叶、南瓜叶，甚至连梗子都采绝了，连日以咸盐就饭……”
在激烈的战斗中，炊事兵并不比战斗兵安全多少，他们既要在炮火中到处寻找能吃的食物，做好饭后，又要冒着巨大的危险送到阵地。葛先才特地记述了衡阳保卫战期间炊事兵的英雄事迹：如果他们送饭时，敌人正在进攻，炊事兵就将盐水桶及饭筐放置战壕内，接过战斗兵武器说：“你去吃饭，我来杀敌”，让战友能够安静吃一顿盐水泡饭。
日军炊事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年参加过衡阳一役的日军士兵井崎易治战后著有《衡阳城攻防战》，回忆了这么一个细节：“经过三次炮轰，整个中队剩下不足20人。大队队部做好饭团了，用竹篓子往前方送。送饭至本阵地是很困难很危险的事，经征召一名敢死队员顺突袭路线前进。可是，驻守西禅寺之中国狙击手并未看漏眼，立刻将之射倒，当场死亡，抱着竹篓驾返扶桑。这些饭团直到夜晚九点才到我等口中，是用粗米捏成的饭团，血已经干了，脆了。如今仍认为那饭团味道最好。”
三
以《万历十五年》广为人知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担任过国军的下级军官，他后来撰文回忆说：担心自己的部下吃狗肉吃出问题来——但是，偶尔抓到的狗，是国军士兵改善伙食的重要来源，他们毕竟不能像日本鬼子一样，“悄悄地进村”，杀老百姓的耕牛，满村子抓鸡——据统计，1941年8月一次扫荡中，日军在北岳区共抓了5万只鸡。
从军的经历，让黄仁宇对当时的中国有了很多观察，他后来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这么反思抗战：“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
“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精辟地道出了中国抗战悲壮的实质，何况，当时还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农业社会。黄仁宇是湖南长沙人，湖南是鱼米之乡，但他观察到传统乡村经济在民国以来“现代化”冲击下的崩溃：
“在我父母亲那一代的过程中，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已被冲破。自沿海商埠至内地口岸，一套新兴的产品从煤油、电影、新式文具到罐头食品及现代医药如潮的输入，而内地仍只有最基本的农产，而仍只有拖泥带水的生产方式。去城市愈远，谷价也愈不能调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当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后，外婆继续勤俭治家，但是越是积攒，家中人口愈多而愈穷……外婆在世最后数年间只有大豆下饭，我妈妈想着就流泪。大舅最后一次来访，妈妈给他的乃是父亲戴过的一顶旧毡帽……”
这是黄仁宇在《母亲》一文中的回忆，可以看出，作为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日子尚且过得如此凄苦，更别说一般的农民了。
饥饿，自古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回溯中国历史，如影随形的是一部饥荒史。在抗战最艰难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美国记者白修德前往灾区时，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刨出尸体来啃的照片。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冯小刚的电影《1942》，将这一幕搬上了银幕。
历史上中国人口几次大增长后，地少人多的矛盾凸显，风调雨顺时农民也只得温饱，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往往就是饿殍遍野的大悲剧。清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刚刚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人震惊地发现：中国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富裕。
马戛尔尼在他的书中写道：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比较贫困的，而且人都很瘦。“我们在中国人身上很少能看见英国公民那样的啤酒大肚，或者英国农民那种喜气洋洋的脸。”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社会财富比以前增长了好多倍，欧洲普通工人的饮食是以肉食为主，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太低了。英国人一行从天津到北京，一路沿着运河前进，发现运河两边的房子都是土坯房、茅草顶，没有发现一处能与英国整洁而坚固的小镇相比的中国小镇，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清乾隆年间，正是所谓“盛世”，占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尚且是一副饥饿表情，更遑论动荡岁月了。
值得一提的，马戛尔尼观察到，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
他估计没有体验过“满汉全席”，否则会更加震惊。
这种“饿得肚皮贴后背”与“往死里撑”的鲜明反差，频繁出现在不同的年代，譬如抗战时期，就有“前方吃紧”与“后方紧吃”的愤怒控诉。
无疑，饥饿，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四
中国军队生火造饭，炊烟一起，却成了日本人的活靶子，招来雨点般狂泻而至的炮弹。这支部队尚未上战场，就失去了战斗力——抗战初期，这样的悲剧比比皆是。
对于由无数淳朴勇敢却不知现代战争为何物的农民组成的中国军队而言，跟日本人这场仗，太艰苦太难打了。所以，能够理解，“九一八”以来，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时，为什么当时中国的当权者，步步退缩。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在《抗日战争》序章《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中，这么分析“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
近代以来，中国曾有过‘天朝上国’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自豪在列强的不断入侵中逐渐销蚀乃至消失，最终形成了‘中国无力有效地抵抗外来入侵’的集体共识。这一民族心理上的无奈，令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忧患时肝肠寸断，令中国的军人在抵抗入侵时颜面尽失，也令中国的政客们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今天看来，这个难以理解的逻辑就是：不是不想抵抗，而是担心抵抗了，会亡国。
是啊，连军人肚子都吃不饱，怎么抵抗呢？但是，如果说，抵抗就会亡国，那么，不抵抗就不会亡国了吗？
其实，国民政府不是不恨日本人，不是不想收复国土，但他们认为时机未成熟，他们想拖，拖到中国做好战争准备，拖到中国变成工业国家，拖到中国士兵也能享受制式军粮，但“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们发现，确实拖不下去了，已经被逼到绝境了，就像蒋介石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中所说：“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能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营养不良的中国军人，饿着肚子杀鬼子，败多胜少，中国军队的供给体系，远不如日军运转高效，后者庞大的物资，源源不断从日本本土和东北、朝鲜、台湾等地征集，再通过海陆空不断补充战场。到武汉会战结束时，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中国七成的产粮区落入日军之手。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海陆贸易被全部切断了，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力——关税不复存在，而且，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物资。
但比国民政府处境更艰难的，是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他们只能自行筹措军粮，指望不上政府拨给，更无法享受每天9两大米的供应——他们很长时间甚至没见过大米，只有小米，有时小米也没有，只剩黑豆——在很多史料中，人们都对长期食用黑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在华北，日军针对八路军的抢粮行动，始终没有停止：春季干扰播种，秋季武力抢收。在1942年残酷的“五一扫荡”中，冀中平原根据地受到极大破坏，主力部队突围到冀西后，粮食供应困难，经常吃发霉的小米，有时吃黑豆、马肉。史料记载着：“八路军指战员体力过度消耗，体质普遍下降，病员急剧增多。从机关到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疥疮等疾病普遍流行。部队发病率达90%以上，有的连队高达百分之百。团队变成医院，团长成了院长。连队变成休养所，连长成了所长……”
日军为切断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想尽了毒招，比如“人圈”——他们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把中国老百姓像圈牲口一样圈进“部落”，部落四周垒起高墙，四角构筑炮楼，日夜有日伪军把守，以此让八路军失去筹措军粮的途径。
史料记载，在最困难的时候，八路军有些部队每人每天只能供给二两黑豆，靠野菜、树叶、树皮、草根充饥，但军民关系仍然很好，“八路军摘这棵树的叶子吃，另一棵树的叶子必定要给老百姓”。
营养不良的中国军人，仍然在饿着肚子杀鬼子。
五
在腾冲国殇墓园，有一个无名妇女的雕塑，记载着真实的故事：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一位小脚妇女翻山越岭，运送军粮，由于缺衣少食，她饿死在途中，而袋中的军粮，却颗粒未少……
还有一个同样真实的故事：杨靖宇将军1940年农历正月十四日牺牲后，日军颇感惶惑：杨靖宇自被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以来，被切断食物来源。这些天他究竟怎么生存？为解疑惑，他们剖开了杨靖宇的肚子，发现他的胃肠里一粒粮食也没有，见到的只是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
是的，中国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付出代价之大，决定了这是一场“惨胜”。
中国饮食文化特别发达，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不能忘记牺牲时肚子里一粒粮食都没有的杨靖宇，不能忘记宁肯自己饿死却不动一粒军粮的无名云南妇女，不能忘记历史上那些饥肠辘辘却仍然血战到底的中国军人。
但不忘记他们，还远远不够。我们更不能忘记——为什么先烈们不得不忍受饥饿去进行激烈的战斗？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但后人不能因为先烈的精神，而忽略了国家民族曾经的羸弱与落后。精神很重要，不可或缺，但物质同样也很重要。光有勇气却饥肠辘辘的军人，无法支撑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他们保护的，也并非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一个连让自己的军人都吃不饱肚子的国家，是不合格的，是被人轻视的，是必然要挨打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这场饥肠辘辘的胜利的意义——惨胜，毕竟也是胜利，而且是伟大的胜利。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草地周刊”，以上摘编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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