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都要离开大凉山？
2015/8/8 瞭望智库
瞭望智库导读
“爸爸四年前死了……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我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我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这两天，四川大凉山小姑娘木苦依伍木写的一篇作文，在网络热传。爸妈离世后，木苦依伍木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目前，两个弟弟已被当地一家慈善基金会接到西昌的爱心小学读书。
短短300余字，字字带血，句句含泪，悲伤渗透纸面，让无数人动容，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大凉山在牵动亿万中国人心的同时，库叔不禁疑惑，大凉山究竟是如何一副景象，为何贫穷、毒品和艾滋病充斥着这个地区？且听库叔为您讲述背后的真相。
文︱库叔
“要么你们就不该让我知道山外的世界，要么就别让我再回去。”当被家人强行抓回家成亲时，跟随叔叔来到西昌上学的13岁彝族女孩曲比阿星说。这里的山，指的是大凉山，她一直生活的地方。
大凉山是个什么地方？是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是200多万彝族同胞聚居区，是离天最近的航天城坐落之地，是曲比阿星和最悲伤的作文《泪》的作者“柳彝”的家乡。
而正是那篇最悲伤的作文，让悲凉的大凉山重回我们的视野。那么，它的悲凉到底是什么，让曲比阿星这样的孩子再也不愿回去？
缺失的几千年
大凉山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大凉山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幅员面积6万余平方公里，总人口473.04万人，境内有汉、彝、藏、蒙古、纳西等10多个世居民族。全州辖1市16县，其中木里为藏族自治县。首府西昌市位于成昆铁路中段，自古以来就是通往云南和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
这一地区的社会制度与全国其它地方的社会制度不同，在民主改革之前，大凉山彝族还处于奴隶制社会。
高山、深谷阻碍了大凉山与外界的交往，险峻的地理条件为生活在那里的彝族提供了一道天然屏障。民国时期，彝族的腹心地区连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军队、官吏都进不去。因此外国人给这里取了一个名字叫“独立倮倮”。
当云南、贵州的彝族步入封建社会时，大凉山州还是奴隶社会，保留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奴隶主阶级对奴隶进行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奴隶阶级有时也被迫进行斗争和反抗，更多的是利用逃亡，怠工，自杀，破坏工具，杀死奴隶主，武装起义等方式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
1950年3月，大凉山获得解放，决定彝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是一场从根本上废除残酷落后的奴隶制度的改革，历时两年多，彻底推翻了奴隶制的罪恶统治，毫无人身自由的锅庄奴隶被解放了出来，获得了真正的权利，至此，大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彻底瓦解。
生活在大凉山的知乎网友吕杰凯认为，大凉山彝族由奴隶制社会直接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缺少了几千年文明的发展。这样的空洞，不是由这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能弥补的。
因为这几千年的缺失，大凉山社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内地的水平，甚至在西部地区都是极为落后的。民众的主要收入是农牧业生产成果，不仅产量低，受自然条件制约明显，而且货币化程度更低。有些乡村刚好达到温饱甚至温饱都是问题。民众主要食物是土豆或荞麦，部分地区也出产玉米，很多地区蔬菜和动物蛋白的摄入严重不足。
尽管有半个世纪没有种植罂粟，大凉山人依然对土地只有基本生存需求。贫穷是大凉山农业化程度低的结果。常见的农村发展方式，大面积集中耕地，采用更高效的种植手法和选择更有经济价值的作物，走向市场，这些在大凉山完全无法推广。
边缘化与随之形成的社会屏障使得大凉山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形成了社会问题的温床。内卷化的现状，使得大凉山腹地无法自行发展升级，同时单纯的物资支援也效果甚微，反而造成了“逆向选择”。
被毒品吞噬的父母
大凉山地区鸦片种植约始于1910年前后，恰是清政府在海内外各界推动下开始禁烟的时期。由于该区不在政府有效控制范围内，形成禁烟空白地带，其产品亦得到广阔市场空间。
大凉山彝区大量种植鸦片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的30年代至50年代，1916年后入川黔军为解决军费问题再度大量种植鸦片，四川鸦片禁政松弛。战时政府无力大规模整治大凉山地区，大凉山边缘的大量垦社亦种植鸦片，直至抗战结束，政府才重新取缔汉区片种植鸦片。但此时种植鸦片成为大凉山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泛滥除大面积种植和出售外，还突出表现为普遍有人吸食，并且将其视为“高贵”，以能吸食鸦片炫耀“富有”，因而彝区民间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有酒大家喝，有烟大家吸”的习惯。所以，尽管人民政府三令五申，开展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可西昌、普格等地的“瘾君子”们仍用两斗大米换一、二杆鸦片吸食。
80年代初，大凉山农村跟全国一样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转型改革，但因当地社会转型后，原有社会控制系统已不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求，而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又尚不完善，社会控制(包括彝族内部家支控制)的弱化，导致大凉山地区鸦片种植先后在美姑、布拖、昭觉、冕宁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90年代初，一批外流年轻人进入城市以后，因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很难找到正当的职业，他们为了谋生，便去从事一些非法的行为。因为可以牟取暴利，很多人开始卷入贩毒的勾当。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大凉山当地大量生产毒品，毒品主要还是从外面流入，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给毒品在这里快速蔓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大凉山与仅有云南省相隔的缅甸、老挝和越南相近，因此，成为境外毒品贩运到中国的“四川通道”的第二关卡，加之大凉山与云南交界线长，通道较多，崇山峻岭，地形复杂，地处高山贫困地区的彝族便常常为了避开警方追踪，自带干粮，结队翻山越岭，步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山路从事贩毒活动。
自199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大凉山便逐渐成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四川省卫生厅的数字则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大凉山州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25608例，占全省的50%。吸毒与艾滋难解难分，艾滋患者的死亡，留下了无数孤儿和孤寡老人，已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人就推测，“柳彝”的父母可能死于艾滋病。
尽管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每年都花大力气打击毒品和防治艾滋病，但让老百姓的观念在短时间内转变过来也是很难的。
昭觉县禁毒宣传语
随着毒品的泛滥，一些无辜懵懂的孩子因父母吸毒而受到连累。一个11岁的小女孩竟偷偷拿了两个“零包子”(分装的毒品包)卖给那些正在被强制戒毒的人。她被当地的民间禁毒协会成员抓了个正着。小女孩交代说，是她的妈妈给她并让她贩毒的，这几个“零包子”是她妈妈从昭觉县城用“察尔瓦”(彝族传统服饰)换的。
据当地禁毒协会人员介绍，一些父母以为小孩子的行踪往往不为人注意，于是铤而走险，让他们的子女贩卖毒品，以贩养吸。像这种未成年人进行毒品交易的情况，在当地曾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司空见惯的。
“失依”儿童
大大凉山的孩子，不仅仅被称作“留守儿童”，幼小的他们所经受的一切，赋予了他们更多的独特称呼。
在大凉山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叫哈西的小女孩。哈西梳着整齐的马尾巴，只是头发因为营养不良发黄了。一个人抱了一捧干草回家，再放两根柴在一个土坑底，开始生火。她一句汉语不会讲，不知自己几岁，衣服和大多数彝族孩子一样脏得发黏。
对于一点现金还是懂得点头，立刻放进棉衣里面的衣服口袋。午饭看起来还不错，有挂面和一点盐巴和辣椒面。几公里外的姨妈一两个月估摸哈西没有饭吃了，就会带点过来。哈西会用电饭锅，床上也有一双新袜子，然而铺盖却是由几条烂布、破衣服、烂毡块堆成，看不出哪个可以当被子盖。
哈西不知道自己的年纪，也不知道哥哥去了哪里，她的父母并未死亡，却已经多年杳无音讯。按现行政策她无法享受任何补助。
像哈西这样的孩子，被称为大凉山的“失依”儿童。
对于“失依”儿童这个说法，更确切的是指失去了父母照顾的孩子。目前国家规定可以享受孤儿补贴的，是父母双亡的孩子，而哈西这样只记得妈妈的样子，对于父母长辈的概念都模糊了的孩子，却实际上没有人抚养了。大凉山彝族的此类孤儿极多，按照民政部门统计，包含7000人左右的双亲死亡孤儿，失去父母抚养的孩子达到了2.5万人。
失依儿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彝族人口的2%。追问孤儿的父母问题，一半是由于一个非农业社会对于现代文明的遥远脱节，一半是由于一部大凉山彝族的毒品艾滋病流行史。
失依儿童多被年迈祖父母收养照顾，饮食结构单一，严重缺乏食物和营养，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因家中无劳动力，更加遭受贫困和缺粮等危机，导致多数儿童营养不良。贫困地区的房屋差，卫生状况差，许多孩子免疫力低下、易感染疾病，且患病后无钱医治，居当地人口死亡率之首。
这些没有爸妈的孩子过早地承担繁重体力劳动女孩子要学习做饭、背柴、照看弟妹、养猪；男孩子主要是放牛、马、羊等家畜；靠近集市居住的孩子则从小就跟着母亲去拣废品。
失依儿童的最好归宿是送到学校的爱心班里。但是送到学校，并不意味着都能通过社会救助和自身努力改变命运。许多孩子根本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因此，中途退学的学生不计其数。
退学后，好多“失依”的孩子便加入了打工大潮。
不打工吃不饱饭的孩子
2012年，新华社与联合国计划发展署联合发起的全球贫困摄影中国区作品中，一组名为《小煤窑矿童工》带领人们走进了大大凉山童工的世界。照片是记者在美姑县县城外山坡上一小煤窑拍摄的。
13岁多的彝族儿童,他没有上学,每天要在这座黑暗的小煤窑中来回拖拉10多筐煤炭,而每天只能到10元钱......
14岁的曲比阿拉小姑娘一天要在阴沟式的煤道里爬行50多次，才能挣得26元人民币。
14岁的吉野阿加干的是重活，吃的是粗粮，一双稚嫩的小手，已是老态龙钟。
这些早早辍学的孩子，有很多去这样的小黑煤窑当矿工。但是在这里做童工的收入依然很低，于是很多人开始萌生“出去闯闯”的想法。许多年龄大的孩子，最终被送到深圳那样的大都市当童工。
2014年，《南方都市报》曝光了宝安一工厂涉嫌使用69名来自四川大大凉山的童工的新闻，结果却引发了来自各种渠道网友的一片骂声。许多网友甚至专家表示这样的报道会让孩子们“断了财路”。
这次被发现的童工月薪2000元。这个数字显然低于深圳制造业工人的平均薪资，和超过5000元的“深圳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更是没法比。但是这个数字和童工老家的务农收入比又是另一个概念了。根据统计数据，大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063元，这个数字其实是被当地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拉高了，如果单算务农收入，则也就是2000多元，与童工在深圳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
所以当孩子们说：“打工有米饭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时，我们相信他们说得是实话。
就在这批童工被遣送回大大凉山后不久，大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警方在路上又拦截了35名正欲外出打工的少年。这些被拦截的十几岁少年为此十分沮丧，准备接孩子回家的家长们脸上也露出了不满和不屑：“出去打工至少能吃饱饭 ，为什么不让出去？”
人贩子的孩子
还有一群孩子，从出生之时便离开了大凉山。
至少从十年前开始 ，大大凉山山区许多家庭开始学会了一种残忍又无奈的交易——将家里多余的幼儿卖出大山，卖到遥远的东部，一方面可以换取一些钱财，另一方面，也希望孩子可以到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过上不愁温饱的日子 。
根据当地生育政策，每对育龄夫妇最多可以生3个孩子，但许多家庭为了生男孩当劳力传宗接代，一生就不止3个。孩子多了也养不起，无奈之下，有的家长就会把孩子给别人。
许多将孩子主动“出手”的家庭都十分贫寒，而有时候一个男孩能换回2万元钱，这几乎是一个农民10年的总收入。
妈妈就是人贩子，听起来确实很残忍。但其实，在这些村民心中，一直有一个轻易不对外来人倾吐的疑问：大大凉山如此贫穷，如果当年把那些孩子卖到东部富裕家庭，他们的生活会不会不像现在这样苦？
离开大凉山=好日子？
地少人多的生存压力；读书、接受教育的高成本和低产出；越来越大的就业竞争；来自外面世界的诱惑和对所谓打工能换来巨大财富的向往，正使更多的大大凉山的孩子们走出了大山以外，走向了未知的世界。那么对于涉毒、涉艾家庭的孩子，贫困和失依更使他们被亲属等送出打工，或者是他们自己出于对富裕和独立生活的向往而主动地投入打工的潮流。
深圳等地的工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促使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雇主不得不想方设法雇佣便宜的劳动力，这样才有了对边远地区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的需求。
大部分童工的父母并没有出去。有人质疑他们懒惰、不尽人性，自己不出去，却让幼小的孩子跑出去养家。可事实却是，这些年长者大部分不会汉语、不懂汉族文化、没有现代生活经验，雇主并不愿雇佣他们。彝族青少年比起上一辈接受汉语教育较多，汉语水平大幅提升，也多少达到一些用工要求。如此才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关系，才有了大凉山童工的舞台。
但他们在外的境遇并不好。许多孩子被工头诱骗到工厂通过三条贩童黑路，经过小工头、大工头、黑中介和工厂的四重盘剥，他们劳动收入的2/3被压榨干净。工作的环境也十分恶劣，几天才能吃顿饱饭，逃走面临死亡威胁，而其中漂亮一些的女孩子，则容易遭到强奸。但当他们被当做非法童工被警方遣送回大凉山时，反抗却是激烈的，仿佛那不是在拯救他们，而是将他们再次推下万丈深渊。
但是，离开大凉山，真的就能过上好日子吗？
有一首彝族歌曲是这样唱的：我从大山里走来，是大山养育了我，马蹄的铿锵震撼着大地，浓呛的烈酒摧毁了我的躯体，我是一个彝族人，我常幻想着山那边的世界，我询问漂浮的白雪，可白雪总以沉默回答我，终于有一天我爬上山颠，我才发现山那边的世界依然是山。
(本文为新华社瞭望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标明出处)
拓展阅读：
大凉山有多穷？7岁男孩从没洗过澡，没见过卫生纸!
▲古次作古一家的午餐是一笸箩土豆。
四川大凉山，这几天因一篇被称为“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泪》，再次引人瞩目。
一直以来，贫苦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印象之一，贫穷、吸毒、艾滋等残酷字眼挥之不去。“大凉山”对于多数人来说也许就是陌生又熟悉的“另一个存在”。
真实的现状往往是复杂的，需要长期的、整体的观察。
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只有5年，扶贫进入“啃硬骨头”攻坚阶段。新华社记者数次深入大凉山，直面让人动容的贫困，调研成因和脱贫对策。
文︱陈地、吴光于(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这些天，一篇名为《泪》的小学生作文火了。文中沉重的叙述又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带到了贫困的大凉山。
虽然作文并非全由小学生自己独立完成，但小作者木苦依五木经历的苦难却是事实。
这名来自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普雄镇且托村的12岁女孩在2011年、2013年先后经历了父母的相继离世，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在父母双亡后，当地民政部门于2014年10月向五兄妹提供每人每月678元的孤儿生活补助专项资金，加上爷爷奶奶的养老金补助，全家每月享受各项政策补助3540元。但毕竟孩子们是没有父母的孤儿，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
位于四川南部的大小凉山地区，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像木苦依五木这样穷苦的家庭，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观念、疾病，上世纪90年代又沾上了毒品这个恶魔……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让这片土地饱受苦难。
贫困的样本
前往大凉山的行程，一定是记者经历过最艰难的一段，眼看短短一百公里的距离，却能足足开7个小时。究竟有多少回因为“跳跃”的路面，致使头部不断地碰撞着越野车的顶部，都有些记不清了。此次扶贫调研，我们一心要到最贫穷的地方，看最贫困的人们。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国贫困的样本，这个样本里，美姑、布拖、昭觉三县最具代表性。恶劣的气候、落后的交通，习性、艾滋、毒品，所有的贫困因子几乎都浓缩在其中。
从成都出发，我们终于在第二天傍晚来到了美姑县城，当提出想到最贫困的村里看看时，当地人告诉我们，最贫困的地方还没有通路，骑马至少要走3天，计划不得不在一开始就进行调整。协商过后，我们决定前往拉木阿觉乡马依村，这里是州移民扶贫局的定点帮扶村，整体情况在凉山州处于中下水平，应该说在大凉山的贫困村落里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
从县城前往马依村的11公里山路，道路崎岖。为了过一个弯，通常要前后进退好几下，才能继续向上攀爬。拉木阿觉乡副乡长侯拉坡告诉记者，这条路一到冬季和雨季，连最好的越野车也上不去。步行到村里，需要四个半小时。
来到马依村，走进村民古次作古的家，第一反应是震惊，社会发展进步到今天，真的还会有人居住在这样的地方么?在这里，依然保持着人畜混居的生活状态，漆黑的屋子里左边睡牛马，右边便住着一家7口。原因很简单:没有钱修不起牛圈，又怕牲畜在夜晚冻死。
此时，古次一家正准备吃午饭，一家人缓缓地围向箩筐中一小笸箩大大小小的土豆，这是他们一年四季最主要的食物。
门外一个奔跑的小男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大大的眼睛，很是可爱。他叫阿牛木初，今年7岁了，浑身除了那双眼睛还能看到色彩，其余的只剩一团黑。小阿牛说，他出生到现在还没有洗过澡，家里也没有厕所，连卫生纸都没有见过。
在这个周三的上午，马依村数十个孩子在旷地上奔跑、玩耍……村主任有些无奈地说，县里学校寄宿制名额有限，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孩子就只能走读。可村里离县城步行太远了，许多孩子就干脆不去上学了。看着孩子们天真的笑容，他们似乎并没意识到没有学上是多么遗憾。贫穷，也许就是这样缺乏教育代际传承着。
▲7岁的阿牛牧初
难以越过的伤痛
毒品，是贫困的大凉山难以越过的伤痛。在重灾区昭觉县，吸毒人员曾一度达到了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城北乡古都村一位村民低声告诉记者，在毒品最为泛滥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吸毒、贩毒。
今年1月，记者曾在昭觉县竹核乡木渣洛村见到一位74岁的老妈妈，十多年里，她目睹了自己的5个儿女因吸毒相继死亡。其中两个儿子因吸毒感染艾滋病，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唯一活着的孩子，至今仍在强制戒毒所。
毒品毁掉了这个原本在乡亲们眼中生活殷实的一家——6亩土地被全部变卖，换了毒品。2013年，刚刚从强制戒毒所出来不久的儿子将家里唯一的一只猪仔卖了300元，换了海洛因，两天便吸完了。
老妈妈绝望中上吊自杀，被村干部救下，捡回了一条命。乡亲们说，被救下时，她反复叨念着一句话——孩子都死了，为什么我死不了?
时值隆冬，她的土坯房四面漏风，虽然已是午饭时间，黑暗的小屋的灶台上，只有几个冰冷的土豆。
当记者将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悄悄放在她的灶台上离开时，老妈妈迈着急匆匆的步子追了出来。她晦暗的眼眶里噙满了眼泪，执意要把钱还给记者。我们僵持了很久，最终她颤抖着接受了。她把记者送到了村口，不停地挥手。在她苍老、瘦削的身体里，那颗被生活的苦难充盈的心中还带着自尊与和善，一想到这点，让人直到今日依然动容。
▲马依村人畜混居，进屋左边睡牛马，右边就住着一家人
自主移民的期盼
尽管大凉山是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然而在这个贫困角落里也有“绿洲”——以州府西昌为中心的安宁河谷地带，是四川省第二大平原。这里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数十年间，来自州内高山苦寒地区的数万彝民，背起行囊，远离家乡，来到河谷四周开荒建房，安身立命。这群自主移民们，用自己的手和脚，走出了大山，也走出了贫困。
在西昌市川兴镇焦家村，66岁的吉木五支莫是最早搬来当地的自主移民之一。吉木告诉记者，她老家在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普诗乡杉木树村，那里气候寒冷，粮食产量低，连饱饭都吃不上。吉木说，她后来听说焦家村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在27年前便和丈夫一道，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迁来。
“当时这座山上啥都没有，我和爱人就一起开荒，亲手搭建起了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吉木说，现在4个孩子都在西昌城附近打工，家里耕种了2亩土地，还养殖了15头黄牛，剩余的玉米就拿到山下换大米吃。
可就在这时，不知怎么的，老吉木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呜呜”的声音越来越大。原来，尽管迁来已近30年，生活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吉木一家却和大多数自主移民一样:没有当地户口。孙子们好不容易在山下入了学，可每学期每人要多交400元“跨地费”。更重要的是，没有身份的他们，尽管已住在村里最高最偏僻的角落，却始终生存在和当地村民及有关部门的“斗争”中。吉木说，从来没有听过“医保”，生了病都是下山在小诊所拿点药吃。“有一天我要是走不动了，又该去哪里看病呢?”再望向老人的脸，泪水早已划遍了那张布满皱纹的沧桑脸颊。
此时，从山下拉来的电突然断了，吉木赶紧跑去查看。记者透过树丛望见了山下不远处的邛海，这是西昌市新打造的5A级景区，美丽壮观极了。
其实幸福离他们如此之近，可仿佛又如此之远。但吉木五支莫们，却从未停下追逐幸福生活的脚步，依然顽强地生存着、奋力拼搏着。
▲贫穷深处的孩子们 本组图片均为陈地摄
教育，是治穷的根本出路
人们说，在凉山州，老凉山地区的贫穷如同“非洲”，而以州府西昌为中心的安宁河谷富庶如同“欧洲”。除了显而易见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究竟还有什么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行走在凉山州最为贫困的老凉山地区，常常听到当地干部讲起这样的故事:政府给每家发山羊，希望发展高山畜牧养殖，结果村民们每月吃掉一只，没有多久就吃光了……
有人将贫穷归因于懒惰、愚昧，但在记者多日的采访中，却深深地感受到，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记者在普格县采访时，一位年轻的彝族缉毒民警吉克日聪感叹道:“过去普格因毒致贫的情况普遍，很多人沾染毒品的原因是由于愚昧。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与他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只有接受了教育，才能明辨是非，也才能从根上改变贫穷。”
如今，教育成为凉山州委、州政府发展的重中之重。
2014年该州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新改扩建幼儿园等各类项目建设514个，建设面积超过40万平米。全州中小学D级危房校舍全部拆除，72万名学生享受“营养餐”、24.2万名学生享受寄宿制生活补助、10.44万名学生享受高海拔地区取暖补助、10.46万名学前教育儿童享受保教费减免、2.42万名学生享受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助学金，全州义务教育在校学生达到72.16万人……
人是脆弱、渺小的，容易被环境裹挟，人的精神风貌不易在一朝一夕间改观，无论一个地区还是一个民族，都需要以开放的胸怀顺应时代潮流，才能获得进步与发展。
在地处安宁河谷的德昌县，距离县城12公里的小高镇的杉木村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彝族聚居村落。
盛夏时节，杉木村彝族老支书胡子坡家退耕还林种下的12亩核桃已经挂果，一家人乐呵呵商量着家庭农场的发展。作为杉木村德高望重的家族族长，胡子坡带领乡亲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村规民约，对沾染毒品的村民毫不留情，绝不容忍，一经村民举报，一律交给公安机关处理。因此，在杉木绝少听到吸贩毒的事情发生。
近年来，德昌当地通过大力发展林果、蚕桑、烤烟产业，使当地农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2014年，德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1253元，超过四川省的平均水平。
记者在小高镇蹲点调研时，感受最深的是当地干部扎实的作风。每天天刚蒙蒙亮，除书记、镇长外，所有包村干部全部下村，在偏远的村落，只能骑摩托车甚至步行。深一脚浅一脚，收获的是老百姓的信任和日益发展的经济。
近日，记者正好赶上县上收蚕茧的日子。清晨7点，干部们就赶到收购点协助蚕农售卖。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老百姓求助镇干部。作为“父母官”，自然义不容辞地上前相助。“能让老百姓多挣百十来块钱，工作就不算白做。”小高镇副镇长杨昌荣说。
“德昌的发展与当地基层干部的作风紧密相关，”德昌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应聪说，“只有基层干部告别等、靠、要的思想，他们的干劲才能带动大批勤劳致富的老百姓。”
一百元钱和一支发夹
连续一个多星期的采访，记者留下了无数照片。真的没想到，因为在微信朋友圈所发的几张图片，平日里几个联系并不多的朋友直接转来数千元钱到账户，让记者再遇到贫困的孩子时，替他们略表一些心意。
昭觉县新城镇拖都村离县城并不算远，但从不通路的地方下车，爬上山需要一个小时，这里身处高山、土地贫瘠，异常贫穷。刚到山下，记者一行就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正和母亲在山脚下打水。她叫吉布牛牛，11岁了，父亲去世后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母女俩要下山三趟背5公斤的水，用来饮用和喂养牲畜。
记者想起朋友所交与的“任务”，急忙从钱包里掏出了一百元钱，递到吉布手上。拿着钱的一瞬间，姑娘表情有些错愕，她扭头望向母亲，母亲抬起手摆了摆，似乎让她赶紧谢谢这个大哥哥，女孩有些害羞，没有说话，不过笑得格外的甜。
在一个多小时的上山途中，我们始终觉得有人跟在后面，一回头，是吉布!她还在冲我们抿着嘴傻傻地笑着。再一回头，她又扭过身，似乎怕我们发现。在接下来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吉布始终跟着，她没有说过话，就这么静静地跟着，幸福地笑着。
直到快要下山了，吉布还在，怕她再跟着我们下山走来回路，记者把她叫了过来，拍了一张合影。此时，吉布突然从头上摘下一个东西，放进记者手心——是一支红色的、却掉了不少漆的旧发夹。这一定是一个十来岁年纪爱美的姑娘，最心爱的东西。记者急忙强忍着泪水转过身，却早已泪流满面。
真的不太确定，在这个极其贫困的村子里的孩子是否见到过一百块钱，但记者知道，她一定明白别人是在对她好，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在表达着“感恩”。
下到山脚了，记者又回头望向了我们分别的位置，远远地瞧见了一团黑影。
一定是她!
调研结束，随着扶贫小分队所采写的稿件在全国的播发，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贫困。短短几天，记者便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十余个电话，都想帮助贫困的孩子们，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
一年以后，马依村是什么样子?大凉山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一定会再回马依村看一看；再去看一看那个曾经送过记者发夹的姑娘。
(本文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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