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像1900年的美国，产量全球第一，但科技金融军事却...
2016/12/18 瞭望智库
机械模仿西方模式必然失败，已有的改革摸索之路和传统的东方优势将在当下发挥作用，在辨析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优劣后，我们是否找到了发展的更精准的方向？中国大而不强的现状如何改变？美国在二战后重视教育、科技的历史给我们什么启发？
12月9日晚上，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求学、教学40余年在西方的亲身体验主讲了《中国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并做精彩互动。
以下为演讲全文：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文汇讲堂”(ID：wenhuijiangtang)，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第一次讲中国模式是在2009年的巴西
被问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1962年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文革后期分到成昆铁路的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我在1980年代去美国留学做经济学研究，师从诺奖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我们发现了经济混沌现象，发现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种文明在竞争，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收敛。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请我去演讲，越来越多的感兴趣的不是我们做的复杂科学，而是让我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崛起。
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在巴西，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9年，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之后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吗？》。我讲完后，巴西前任财政部长力邀我去首都的巴西总统战略规划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的办公室不像是个政府部门，而像总参的作战部：左边大屏幕上是中国地图，标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几横几纵，右边大屏幕上是巴西地图，也是几横几纵，一看就是向中国学习的。
规划部的专家问了我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从未问过我的问题：巴西每提出一个发展规划，还没开始实施，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我说，凭物理学家的直觉，不是金融经济学家的教条，为什么中国金融政策比日本还要独立，中国发展政策比俄国、德国还要独立？因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独立的国防。所以中国才会有独立的发展政策。如果没有独立的科技体系，那就只会发展东亚模式的依赖经济。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回答。
中国和西方其他大国竞争到底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我给大家讲三个例子。
2
美国德州建轻轨的决策
历经20年未能通过民主投票
我曾在在美国第二大州的德克萨斯州住过，比四川面积还要大。因为只有货运而没有客运铁路，他们当时提出要建一条轻轨来连接几个主要的城市。公民民主投票投了多少年？投了20年，到现在还在纸上。
2020年中国高速铁路网规划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冲突太多。修条轻轨谁不高兴？航空公司不高兴，因为人都跑到轻轨去了，它的利润受损；旅馆业也不高兴，你坐了轻轨当天就到家了，我的旅馆收入就要下降；沿线居民也不高兴啊，噪声增加，我的房地产贬值；稍微远一点的居民高兴，地价增值，但再远一点的居民不高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凭什么我要交税呀？所以在西方要修铁路高铁，选线、设站都成了问题。
只有在中国，金融危机时投了四万亿，一下子变成高铁长度全世界第一。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要学中国造高铁，但他们的制度成了制约。印度要征地，私有制又征不下来；美国和德国要选线，就会利益不均。所以中国第一条优势：社会主义大协作。这种协作模式超过西方制度下的分工加市场交易。
3
中国发展为何比美国快？
在全球化中输了利润，赢了就业和发展
第二个故事是《纽约时报》调查得出的。《纽约时报》总想不明白，美国科技先进，怎么中国发展老比美国快呢？后来调查出来一个秘密。
乔布斯把新研发的苹果手机和钥匙放在同一口袋里，钥匙把手机的塑料面划痕了。下月就要上市了，乔布斯就想一周内要换成玻璃的外壳。开会的副总裁立马就急了，还没散会就坐飞机到深圳去了。为什么？在美国你单单聚集工人要多少时间？9个月。然后美国的工人周末要度假，要看球赛。而中国的工人，高管电话一打，24小时内就来上班了。需要配件、螺丝、电阻，都在隔壁和对面，深圳是产业集聚的、世界最强的加工阵地。
一处组装苹果手机的工厂车间内景
苹果手机50%以上的利润都被苹果公司的股东赚走了，中国的工人拿的血汗钱只有5%都不到。
但以今天特朗普的逻辑，是中国赢了还是美国赢了？是中国赢了，因为中国赢得了就业、赢得了发展。美国被苹果解雇的那些高技术的工人失业了，回来只能测试被退回的苹果机。工资下了一大截。所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原来想的是美国一定赢，结果发现中国才是大赢家啊，美国是输家。
4
对话大前研一和索罗斯：
超强包容能力，让中国全方位学习他国经验
第三个故事，中国研发不如美国，经济发展为何有那么大动力？一年春节，我餐宴上遇见了微软的高管，他告诉我一个从未在经济学文献中看到过的数字。他说美国现在保持着研发优势，产品研发出来，从投资到设厂到美国经过议会修改法律标准，到营销，把钱赚回来这个周期要多长？我说起码要十年以上。他说确实，欧洲比十年还要长。但中国平均23个月。你说美国怎么和中国竞争？
日本非常有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他写的《United States of 中华》，即《中华联邦》很畅销，中华联邦是指把东北亚东南亚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加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大家庭。当时西方大谈中国经济要崩溃，他却看好中国经济。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学习能力太快了。
他说1970年代日本人很自信，说，What American can do，we can do it。认为美国人能做什么日本人就能做什么。现在，日本人说，What Chinese can do，how can we do it？中国人做的事情，我们日本人怎么做得到呢？
大前研一，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国际著名企业策略家及经济评论家
大前研一讲这话是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去做金融危机演讲。第二天，索罗斯请我在他的量子基金总部吃饭。他问我：西方文明的衰落看来已成大局，将来要看中国能否引领世界了？然后他感叹了一句，和大前研一的观点相同，“中国人学得快啊!”。
我反问“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学得快呢？”索罗斯平时是反应很快的人，但他那次没有回答。我说是因为中国人可以全方位的学习，科学技术可以学苏联、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所以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我认为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5
中国对于世界的经验在于：
分区实验、分工交易基础上的社会大协作
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更早认识到的。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多数还是认为中国就是有中国问题，以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照搬西方模式来解决。其实是不对的。世界发展不均衡，各国国情不一样，所以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有两千年的统一历史，统一的语言，而且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所以在国际竞争里面就比西方讲“三权分立”的制度优越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是解决了一个分工加交易还要加社会大协作的创新的办法。
马克思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规律，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亚洲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也和欧洲一样呢？
马克思只提了一个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出答案。给出答案的是列宁和毛泽东，毛泽东理解很创新：因为工业革命，英国的圈地运动是把农民当牺牲品的；美国的城市化，黑奴也是牺牲品。只有中国农民不但是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改革开放的动力。全世界谁听说过乡镇企业可以和国有企业竞争，还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所以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是不同的。
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西方人最好奇了。我说中国人的道理来自于老子和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做混沌理论，有三，就有多样性了。而西方老讲一，为什么？因为一神教，归于一，所以趋同的思维，一刀切。拉美、东亚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国情非常不同，他不管，来个休克疗法，一刀切，私有化、自由化。中国就不一样。
所以中国的一条经验就是中国的双轨制，同时兼顾了社会稳定和创新。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也不像拉美国家或者东欧国家片面地对西方开放，但西方并没有对他们开放。
中国叫选择性开放。深圳特区当时争议很大，其他地方就看着。所以中国有很多改革，包括包产到户、深圳特区、经济特区、国企改革，都是各个地区分散试验，不是像俄国那样，闭门造车，制定个百年计划，计划还没有造好国家就先垮了。中国是事后的追认，安徽的农村做得好，其它省份就自动地仿效，然后中央总结，最后再立法总结经验。所以中国走的这条发展道路是远远高于西方的一刀切的发展道路。
所以我讲，中国改革的成果不但是中国出口导向的成功，外汇储备增加，而且技术升级，这些都是原来东亚日本走过的道路，中国真正成功在于找到了一条超越亚当·斯密分工加市场的社会协调的道路，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决策的模式就是分区实验，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6
中国是1900年的美国
最紧迫的是占领科学、金融、军事制高点
中国道路的崛起，突破了西方模式。中国今天的历史地位不是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讲，中国是1970年代的日本，经济速度一定要放慢，我认为中国就像1900年的美国，下一步高速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更重要的是占领科学、金融、军事的制高点。
此话怎讲？因为1900年的美国，和中国现在一样，工业产量世界第一，但没有占科学的制高点，当时在德国手里；也没占领经济和军事的制高点，当时在英国。严格来说到1960年代，美国登月成功以后才全面掌握了科学金融和制造业等全面的制高点。以美为鉴，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真正地占领科学的制高点。
电影《海上钢琴师》中，来自旧大陆的人涌向美国追寻美国梦
因为亚当·斯密讲过，分工受市场限制，市场不是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谁掌握了科学教育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军事和工业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金融的定价权。我们要不把这个定价权拿下了，中国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是不可能的。
7
美国在二战后将大学建在小城镇
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专心做科研
那中国有无可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占领科技金融军事的制高点？我认为很有可能。美国不卖给中国雷达预警飞机，中国就造出来了；不卖给中国航空母舰，中国就造出来了，所以中国的科技上升得很快，但是有一点，中国的科技现在还在追赶美国。
美国为什么科技的可以占领制高点？不是因为美国的教育系统比中国优越，而是因为美国可以搜罗全世界的科技人才。美国在二战之前科技远不如欧洲，二战以后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被美国吸收了。为什么美国能吸收？美国立国时，所有州立大学受惠于“土地赠与大学”制度，大都设在乡村和小城市。不仅地价要远比欧洲、亚洲的便宜，科学家大批地在小城市里专心做学问，不想升官不想发财，才能有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出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在哪？剑桥，旁边就是奶牛。我去看看牛顿的苹果树，奶牛在那哞哞叫。当年德国出了那么多科学家在哪？哥廷根大学，那个小城大概只有几十万人口，在中国相当于一个小的县。
韦纳·冯·布劳恩1912年出生于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德国著名的火箭专家，大战结束之际，布劳恩及其科研班子投降美国，1955年他加入美国国籍，1969年，他领导研制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将第一艘载人登月飞船“阿波罗11号”送上了月球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就要像当年大革命时期，沿海有为青年到延安去创建革命根据地一样，，把沿海大城市的研究型大学，有计划地迁到内地去，建立十几个全世界最好的综合性的研究中心，而且跟产业、金融营销整合，我们不要搞国企集团，我们学美国，叫做大学基金会。你给我10年、20年时间，中国一定是全面占领世界制高点，我有这个信心。
用三句话做总结。
第一句，由分到合，从分析科学走向复杂科学，中国整体思维有优势。西方分析科学从希腊到意大利，一直到20世纪到终点了。现在世界走向复杂科学，也就是中国人讲的整体论的时代，要“合”。在“合”的方面，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有优势。
第二句，世界发展的规律，时间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空间角度看，农村包围城市，边缘挑战核心。所以中国现在是边缘崛起挑战核心。
第三句，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产业技术的新陈代谢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所以中国将会引领未来的世界发展。
8
现场互动
后30年中国倡导分区发展：边疆生态、内地教育、沿海贸易
黄琳(法国里尔一大 计量经济学硕士)：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稍有缓慢，股市、楼市也都不太景气，有人说是改革不彻底所造成，认为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多。您怎么看呢？
陈平：这是个好问题。前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的是吸引西方技术带动市场，所以经济的布局说白了就是以跨国公司主导，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然后出口。但过去30年只开发了沿海地区。
当沿海地区已出现规模报酬递减时，你再去投机，就会看到股市泡沫、房产泡沫，然后就是产能过剩。但中国的中部地区有辽阔的空间，改革才启动，房地产价格也很合理。硬件很好和勤学的学生都等着好老师，所以，如把沿海地区大城市的政府机关、大学、疗养院往中间移一移，还有那些经验丰富的退休教师，到内地都是最好的兼职教师、不可多得的财富。
中国如果实施分区发展，边疆：生态保护区，内地：行政教育区，沿海：贸易加工区，区域均衡发展，一定极具优势，这需要有长远规划的政府。
当年周恩来政府出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纲要》改变了中国科学界的生态。我建议中国一定要建立20~50年的科学发展规划，您说的问题才可能解决。
全球贸易会呈“三家分晋”：北美、欧洲、中国
李戈(《北京晚报》高级记者)：您写过《特朗普上台 将加速美国主导全球化的终结》的文章，他一家就决定终结吗？终结对中国未来五年、对外贸易有何影响？
陈平：特朗普很多话其实是在显示他张扬的个性，未必会实行。将来他在经济上一定是和中国联手合作，坐下来谈判双方如何退进。所以一刀切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终结了，但是双边区域协定会加强。我认为如果“三家分晋”，北美一家、中国一家、欧洲一家，最大的是中国。美国那些高档的房地产卖给谁？只有中国买家有钱。所以特朗普“叫板”中国，实际上是谈判的虚张声势。我很乐观。
特朗普讲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我说世界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有资格操纵汇率，一个是大英帝国，一个是美国。他们掌握海军霸权，想在哪儿发动战争就在哪发动战争，才会有金融霸权。所以你要说中国操纵汇率，我马上宣布，中国对等地到世界贸易组织控告，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汇率操纵国。这句话，我还是在G20预备峰会墨西哥会议上讲的，第一个和我握手的就是西拔牙前总统、巴西前总统、新加坡前外交部长，他们说讲得太好了，他们都是受害者。
中国文化三驾马车或可解决文明冲突：道家+孙子兵法+儒家
李亚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您提到了老子和毛泽东的思想，您觉得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背后的文化智慧是什么？如何用于国际竞争？
陈平：昨天下午我见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马丁·雅，他写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他非常关心如果中国未来主导全球化，将有何特色？
我说中国文化是有三驾马车，在世界上最畅销的是老子的《道德经》，老子喜欢讲辩证，且其辩证是讲以柔克刚，不是西方人向来以武力占领资源，这不仅合人性，也符合天人合一。所以老子的观念既是生活方式，也是治国理念、治国思想。所以我奉老子为我们“复杂科学”的鼻祖，高于柏拉图和欧几里得。对于这一点，日本科学家、西方科学家都赞成。
第二条，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当时左倾路线攻击他：你算什么？不就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吗？不错，《孙子兵法》是比德国的战略家还要高明。中国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核心思想都来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在西方也是最畅销的。从这一点，毛泽东比西方人都崇拜的拿破仑还要高明。
第三条，是儒家。儒家真正最核心的贡献什么？第一重视教育。第二重视家庭。中国人联系发展协作靠的是家庭。
如果中国能把儒家文化和《孙子兵法》和老子思想结合在一起，我认为或许可以解决当今的世界文明冲突。
去三线城建大学，依循的是“科学中心跟着人走”的中外经验
靳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我个人不太同意您的在三线城市建大学的设想，尤其对于人文类、社科类、艺术类的学习来讲，脱离了中心城市的环境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会吃亏。
陈平：这个问题我有亲身的体验。中科大从北京搬到合肥，我觉得简直是太幸运了。学术做得好的大学，剑桥、牛津、斯坦福、普林斯顿，没有一个在大城市。合肥科大按人均发表的论文就是中国第一，量子通信等前沿科技都是中科大所做。这是一点；第二点，欧洲文艺复兴的民间基础扎根于小城，让人感动。我的老师都是一些物理学家，普里戈金钢琴弹得很溜的，发明宇宙大爆炸哲学的罗伯特·赫曼，他可以做抽象派雕塑，所以西方的科学家又是艺术家。他们是怎么养成的？你去德国任何一个小城，你拉起合唱队，管风琴一奏，就是交响乐，所以，德国音乐欣赏水平远远超过美国的摇滚乐，所以他文化的根基恰恰在于乡村。
所以真正的科学中心是跟着人走的。发挥我们的延安经验，十几个人一群到延安，马上就成了革命中心、文化中心了。
我做科研最欣赏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现在中国和美国、欧洲、日本都在抢占制高点。美国人已经说，爬不动了，我们半山歇歇吧。中国有一派说：我们是不是该歇歇了？我们爬得太辛苦了。但如果是我，此时恰恰是中国的最好机会，要抢占制高点，我们就赢啦!
郑若麟：谢谢您的精彩演讲和问答。中国实际上早就突破了西方理论的框架，在走一条成功的道路，但是就会有人老在那里骂我们。这就使我想起一句法国人常说的话：les chiens aboient la caravane passe，用我们的话就是说：让狗去叫吧，我们早已绝尘而去。或者说让他们去说，我们继续走下去，我们一定会成功。
附文：
西方学者很疑惑：中国如何用30年，完成欧美社会百年的工业化过程？
文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
本文摘编自作者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转载，该书中，朱云汉以大历史观解读全球大变局与中国道路，深入探讨了中国兴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这个大问题
孟子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原来就是中国传统中获取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强调的“民为邦本”，是一种有两千年传统的精英政治模式。
这种精英政治模式就是以培育与选拔有才德的人进入政府体系任官，并辅以道德激励、物质奖惩以及监察举报等机制，来维持整体国家治理机构以谋求全民福祉为基本导向，以最终实现“民享”为目标，这就是“民本主义”的要义。
中共目前仍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与难题，有些难题不容易跨越，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有其论述基础。
“做一天中国，一天就好”
正因为如此，面对中国政治体制，西方学者非常困惑：中国如何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欧美社会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如果没有“民治”，怎么可能有“民享”呢？不过中国学者可以反问：菲律宾与印度有“民治”，但是它们有“民享”吗？所以这两者之间也不能直接画等号。
西方学者也发现，他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这30多年来的具体发展成果，中国在承办北京奥运、处理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时所展现的统筹兼顾能力，也让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危机、迎接挑战。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书里第16章的标题是：“做一天中国，一天就好”，他在这章里谈到跟通用公司(GE)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的对谈，伊梅尔特谈了很多关于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推动哪些立法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来引导美国社会节能减碳以及摆脱对进口石油的倚赖。
弗里德曼听他讲完这些理想的方案后，很坦白地对伊梅尔特说：你的这些构想我都很赞成，但这些东西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都做不到，因为美国的利益团体的游说政治一定会否决你这些政策；除非“让我们做一天中国”才有可能一步到位，把这些理想中的法律与政策在一天内搞定，然后第二天开始又恢复美国的体制。
当然，这是弗里德曼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话，但是透露出他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比美国体制更有可能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他也看到了美国政治体制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担心美国处在不断的内耗过程中，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有效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
他特别在意美国一定要发展绿色经济，一定要对可再生能源投入大量的研究预算。但他发现，美国石油界与能源界的利益集团太庞大，他们在国会可以左右所有这一类型的立法，所以他才很感慨地提出这个荒诞奇想。
与西方代议民主维持健康竞争关系
现在少数有反省能力的西方学者，也感觉到必须重新检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传统二分法，应该用广义的“有效政治秩序”与“良好治理”指标，以及用能否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准，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
当我们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的优劣时，我们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视。
从宽广的历史角度，中国政治体制可以与西方的代议形成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多种政治体制的并存、相互竞争与彼此借鉴，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可以产生推进力量。
如果西方代议民主变成唯一的选项，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民恐怕只能长期忍受或迁就质量低下的代议民主，因为其他道路都被堵死。
我最近认识的一位关心全球公共事务的著名金融投资家伯格鲁恩，也提出非常类似的观察。伯格鲁恩是The World Post新闻网站的创办人，这个网站在全球知识精英社群具有很高的能见度，影响力日益上升。
伯格鲁恩最近与政治评论家加德尔斯合著一本名为《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的书，提出很多前瞻与大胆的建议，引发很多回响。他与加德尔斯特别强调西方经验与东方经验都没有展现最适合21世纪需要的政治体制，应该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西方民主体制也应该汲取东方的政治智慧。
中国人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与治道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仍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因为还有诸多难题与挑战需要克服，特别是要逐一化解过去30年快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不平衡，以及为此付出的高昂社会成本，包括对环境、健康与社会诚信的过度透支。
同时，中国发展模式仍然需要根据新的发展形势与挑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制度创新，因为没有完全现成的历史经验与模式可以依循。
我经常提醒欧美政治学者，中国面临的治理挑战其特殊与复杂程度，已经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知识的范畴。我们要这样想象，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应对人口相当于2.6倍大的欧洲这样一个巨型国度之有效治理挑战。
在人口只有5亿的欧洲，欧盟与欧元的制度试验到目前为止还未能证明具有可持续性，一个希腊债务危机就足以动摇欧元的基础；西方政治学者不要自我膨胀，以为当前主流政治学真有能力指导中国如何建构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
平心而论，历史上人类社会累积的各种公共治理经验，面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情境都会显得有所不足，中国人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与治道。
当代中国继承的客观历史条件——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国土安全天然屏障如此单薄，各区域气候、地理与人文条件差异如此之大，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如此紧张，地质与生态环境如此脆弱——先天上就构成巨大的公共治理挑战。如何在这些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建立统一的、稳定的、有效的政治权威，既能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自主，又能够推进快速的经济现代化，绝非易事。
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动态环境——社会结构与利益群体愈来愈复杂，以个体为单元的主体意识日益牢固，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几亿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快速跨域流动，网络科技与社会媒体爆发性增长，知识界的意识形态争论既情绪化又混乱，各级公权力机构的独立性也正面临被传统血缘宗派关系与权贵资本主义两头侵蚀的危险——这些复杂的情势更让公共治理的挑战加剧。
中国政治体制应该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与潜力
尽管挑战如此艰巨，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体制仍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与调适能力。展望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应该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与潜力，也仍有必要借鉴各国进步思想与成功的实践经验。
例如“审议民主”的理念与“审议民调”的直接民主实验，可以在中国更广泛地接地气，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更充实、更具可操作性。
我2013年在台北遇到斯坦福大学“审议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费什金教授，他与何包钢教授领导的团队已经在中国大陆好几处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协商民主试验。
例如，2006年浙江温岭市第一个采纳费什金设计的审议民调程序，推出“预算民主恳谈”，让公民代表在预算范围内决定优先启动哪些公共建设项目。这个模式陆续被江苏无锡、广东顺德、安徽淮南采用。2012年云南盐津更将这个模式全面纳入乡镇政府的整体预算编列程序，并鼓励群众直接参与并监督预算的执行。
21世纪将是民主试验创新的大时代。网络社会与大数据的神速发展，将为个别公民、利益攸关群体、官僚体系及政府决策者之间的联结、互动与沟通关系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社会媒体蓬勃发展与大数据唾手可得的时代，所有民众都可拥有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
在网络时代，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贡献一己之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分享知识、意见与信息的传播平台；人人都可以成为激发同道、动员群体、聚集资源的发动机；人人都可以成为督促、监督政府与干部的排头兵。如果能将这样的潜力转化为推进与落实“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原则的法宝，将是民主制度的重大突破。
同时，代表中国共产党自身传承的“反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指导思想在网络时代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容与实践方法。中国这一届领导人以大力度推进“打贪”与“禁奢”，其吓阻力量无远弗届，主要就是倚靠群众，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举报、搜证、监督与建言，让腐败行径与奢华作风明显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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