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安稳，北京太平，天津陷落，举国沉沦
2018/3/31 瞭望智库
天津安稳，北京太平；天津陷落，举国沉沦。
文 | 陈益民 瞭望智库特约宏观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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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子之渡津也”。
这句话道尽了这个城市在地理与历史上的双重重要性——与京城沉浮互动，与国运安危相系。
七百年前的漕运，六百年前的建城，一百年前的近代化，五十年前的直辖市……
波澜壮阔的历程使“天津”二字注定成为金石汗青上熠熠闪光的铭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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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安稳，天下太平
这个城市的发展起步于漕运。
元明清三代，都城要从江南运粮，主要通过海上和运河运输。北上粮船都要经过天津，在大直沽转运，遂在大直沽形成囤粮、装卸体系，也形成了天津的聚居村落。
海神庙(天后宫)建起来了，祈祷天后保佑海船平安；
三岔河口繁盛起来了，这里渐次成为五方杂处、舟车辐辏之地。
漕运图
“天津”这个名字的由来，一向众说纷纭，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来源于朱棣。
据明嘉靖《重修三官庙碑记》记载：“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
明初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初始在沿途迭遭抗击，多有不顺。后来，他从天津直沽渡河下沧州，一路势如破竹，攻克南京。
得了天下的朱棣认为此地是自己的福地，遂赐名天津——“天子之渡津也”。
定都北京后，明成祖深感天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又于1403年在此设卫建城。
卫是明朝的一种军事体系，一般是几个府为一个防区，设卫。
天津区域不大，却设了三卫，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天津卫”的俗称就是来源于此。
自天津北部的蓟州到山西大同，之间有长城相连，作为京师北面的屏障；蓟州往东至山海关亦有长城，拱卫着京师东部。戚继光驻守蓟州时，大大强化了该地的防务。
正德年间，大学士李东阳途经天津，登城楼北望，感慨“百尺高楼拱帝庭，北山秋望八空冥”，写下了《拱北遥岑》诗，其中“太行西带城烟碧，碣石东连海树青”之句，道出了天津西接太行、东连碣石的重要地理位置。
其拱卫帝京的作用，明清两代政权及其重视。
明代与清代中期以前，首都防务主要针对来自北方、东北方和西北方的危胁。到了晚清，危机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天津的大沽口海防，关系着京师的安危。
2
天津陷落，举国沉沦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克广州，朝廷虽然震惊，但并未惴惴不安，仍将英法两国提出的修改条约要求置若罔闻。
于是，联军舰船北上，直逼天津大沽口。历经三年、三次大沽口大战，清军最终战败，清廷只能全盘答应列强的种种屈辱要求，签定了《北京条约》。
随着西风东渐，天津成为中国最先受西洋文化熏染的大都会。两种不同文明，在这里率先发生了剧烈碰撞。
1870年，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火烧望海楼大案，便是这种文明冲突的一个典型表现。
望海楼
望海楼为法国传教士建的天主教堂，谣传教堂残害婴儿，早已心怀不满的天津民众在一些官绅的暗中鼓动下，火烧教堂、杀戮教士，引发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
清廷无奈，急调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臣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此，既要安抚列强之怒，避免与之重启战端，又要顶住纸上谈兵的“清议派”的舆论高压。
最后，杀首犯16人，流放天津知府、知县等25人，派大臣向法方谢罪，赔偿白银50万两。
如此憋屈的结局使这位人情练达、铁腕强势的“中兴之臣”悲愤难言：
“内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
创办于1867年的天津机器局
曾国藩之后，又一位左右晚清大局的人物坐镇天津，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李鸿章以天津为大本营，开启了洋务运动。
天津机器局、大沽造船厂、开滦矿务局……一家家官办或官督商办的近代化大企业兴起，商贸、邮政通讯(中国最早的邮政总局，最早发行的大龙邮票，最早架设的津京、津沪电话电报线等)、金融(中外各大银行在天津设总部)等领域的突飞猛进，使天津迅速成为那个时代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变革前沿城市。
然而，清廷烂到了骨子里，天津再繁华，也只能成为外人刀俎下的一块肥肉。
庚子事变，又是大沽口失守，天津沦陷，清廷同样岌岌可危，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不得不出逃西安，于是又有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前后四次大沽口战斗，都成了天津护卫首都的海疆保卫战。一旦天津失守，北京就门户洞开，摆在这个腐朽朝廷面前的，就只有求和、签订屈辱条约这一条路。
列强为绝后患，不仅拆毁了大沽口炮台和天津城垣、捣毁最大的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及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还驻扎军队于此，而不允许中国军队驻扎在天津城周边20里内。
自此，随着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的演进，天津成了不设防的城市。
独撑危局的李鸿章
1901年，李鸿章临终前，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3
袁世凯干的好事
与六大古都比，天津建城的历史才600余年，真是“小巫见大巫”；作为一个在国内举足轻重的大都市，历史就更短了，不过百余年。
然而，就是这百余年的光景，却让天津迅速崛起、高居时代潮头。谈近代中国史，天津是绕不过去的重镇。
作为大清最后一位重臣，袁世凯虽然以身败名裂的结局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从其在天津的一番作为来看，也不无可褒奖之处。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抛弃传统的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旧制，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借鉴德国军制严格实施新法训练，建立起了北洋新军，开中国近代陆军建立之先河。
袁世凯小站练兵
条约规定，天津不得驻扎中国军队。袁世凯动起了脑筋，在天津拉起了一支3000人的警察队伍，让列强无话可说。而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推进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进程。
当时天津的巡警管的事非常宽，除了治安、司法、交通、户籍、消防之外，连卫生防疫、纠纷调解乃至疏通下水道之类事都要管，重要性可见一斑。
慈禧太后为此下旨，让全国学天津，建立警察队伍。
法租界中的老龙头火车站
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在法国租界内，由洋人掌控。袁世凯很生气：在自家地盘上，还要受洋人掣肘，简直是岂有此理!
于是，他在直隶总督的驻扎地天津河北区另建立起铁路天津总站，与租界火车站分庭抗礼。
在《天津建造总局禀》中，他说：“因津埠铁路将通，商务必盛，近日各国租界经营不遗余力，若不早为抵制，将来商务必为租界垄断，而中国商务受亏匪浅。”
北洋新政时期的直隶工艺总局
不仅如此，在他督理直隶期间，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裁撤了八国联军统治天津的都统衙门；
创办北洋银元局，发行银两银元，稳定天津金融；
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促进工商业发展，一时公私工商企业大兴；
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当时直隶的学堂数、学员人数，均居各省之首，而直隶的教育集中地就在天津。
4
左右“前台”局势的“大幕后”
谈中国近代化，活色生香的上海似乎毫不逊色于天津。然而，有一点是上海比不了的，那就是天津与政治的关联。
如果说，北京是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么天津就是大幕之后。有太多前台发生的事，都可以在幕后见其发端。
天津有九国租界，这是国内任何城市所没有的现象。列强图的是此处离北京近，便于与当政者打交道；这里又是交通要道，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也利于通过租界攫取经济利益。
列国均把租界当作自己的领地进行开发与建设，虽然在主权上是对中国的侵夺，但在客观上也给天津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变。
劝业场
租界占地面积，差不多是天津旧城的8倍!至今天津犹能见到成片的西式建筑群，既有劝业场大楼、回力球场、花旗银行大楼、利顺德饭店、起士林餐厅那一类的西洋公共建筑，也有大量的小洋楼公寓。
在夕阳余晖中，这些楼宇尽显异国情调。
而在这些洋楼中，曾发生多少密谋与暗斗呢!
清朝的覆灭，北洋政权的动荡，派生了一大批清朝遗老和北洋寓公。
政客往来，名流穿梭，他们纷纷到天津“隐居”，等待时机——一旦北京有变，即从天津东山再起。
因此，翻开那些小洋楼主人的名册，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大佬的名字：溥仪、罗振玉、陈宝琛、郑孝胥、徐世昌、曹锟、冯国璋、段祺瑞、张勋、吴佩孚、孙传芳、徐树铮、张绍曾……
有人试图重振旗鼓、再坐江山，在日本特务策动下，溥仪借夜幕从天津潜逃往长春，干起了成立伪满洲国的卖国勾当。
溥仪在天津
也有人在天津造成过一些震惊轰动事件，如大军阀孙传芳被仇家施剑翘刺杀于居士林，吴佩孚因拒绝与日寇合作而遭毒杀，等等。
天津还是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许多侵华密谋，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七七事变”发生之初，日方犹以在天津进行高层谈判作为调兵增援的缓兵之计。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军”以层层碉堡壕沟构筑起天津城防，按原计划，可以坚守三个月到半年，足以熬到战局的转机。
然而，1949年初，解放军仅仅用了29个小时就攻克了天津，活捉“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坚实基础。
5
“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
如果你想给天津文化下个定义，恐怕很难。
移民文化、商埠文化、军旅文化、码头文化、漕运文化、租界文化……说法太多，并且，实际上，每种说法只能反映出天津文化的一个小侧面，无法总览全局。
天津是个移民城市，作为一个水陆枢纽之地，几百年来，随着漕运的持续、商贸的发展，这里云集了南北各地的人：
有最擅长经商的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粤商；
有设天津卫后从南北各地调来的兵勇，尤其戚继光戍守蓟州后从浙江调来的大批兵丁，有李鸿章留下来的淮军；
还有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的流民……
八方辐辏之地，难免鱼龙混杂，形成了这地方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天津人独特的秉性。
19世纪下叶，处在商贸迅速发展、流动人口迅速膨胀的天津，曾因一些游手好闲之徒的恶劣行径而败坏了名声。
那时，天津“混混儿”结帮拉派、欺行霸市，甚至于到外地去依然蛮狠，以致于华中一些城市的茶馆曾挂起这样的牌子：“天津人不得入内。”
有人说，天津话难听。确实，天津人讲话没有吴侬软语的温柔，也没有京腔的字正腔圆，最大特点就是有不少字词，普通话中的第一声(阳平)、第二声(阴平)，天津话读成阴平声的低平调，尾音直往下坠，齿音字又多，如“春天”“鲜花”“风光”，普通话声调高扬清和，显得明朗，用天津话一说则像冲锋陷阵，备显跌宕起伏。”
语调间，还带着些许沾着市井味道的“痞气”，以及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雨的玩世不恭。因此，“京油子，卫嘴子”的说法风靡全国。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是：“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
这种能言善逗的性格特征，形成了这个城市乐观、幽默的文化氛围，使天津成为全国知名的曲艺之都。
旧时梨园流行一句话：“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这话在只有唱红于天津才算出名这一点上，至今依然如故。
相声名家马三立
戏曲、相声、评书都是让天津人骄傲的看家本事，尤其是相声，可谓名家辈出!从马三立到郭德纲，天津人给全国观众带来了太多笑声。
天津有对传统艺术最投入的票友群，如果在看京剧听到超强的唱腔，或看到精彩身手的表演，而不随口当堂大吼一声“好!”那肯定不是天津票友。
这就是天津人的性子，无论场合，高兴了就喊出来，不憋着。
天津方言，还体现出天津人的热情和爽快。无论对熟人还是陌生人，天津人见面就直呼大哥、姐姐、伯伯、大娘，一开口便把人的关系拉得很近。
“有嘛事言语一声。”天津人这么说话，是真的告诉你有困难就说出来，我真的会帮你。
在天津住久了，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一听到有人说天津话，一种亲切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6
“天津人穷、真穷、不露穷”
新中国成立以后，天津成为三大直辖市之一。
作为重要的工商业大都市，许多工商业品牌产生在这里。
天津地毯厂女工(1981年)
中国第一台电视机在天津诞生，有趣的是，它名叫“北京牌”；
改革开放前，年轻人结婚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中，天津的海鸥表(中国最早的机械手表)、飞鸽牌自行车，均是最受欢迎的品牌之一。
纺织、机械、造船、钢铁、化工、盐业……众多产业，树立了天津的工商大都市形象。
那时候，“京津沪”的名号可是响当当的!国家不少重大事情都由这三大都市协作进行，其他省区无缘介入。
如70年代初，年迈的毛泽东主席视力不好，而他又喜读二十四史，于是中央决定做一批大字本线装二十四史，由京津沪三地的出版社接受此任务。
然而，时过境迁，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几大城市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的前20年，天津虽然也在发展，但与深圳、广州、上海的发展速度相比，差距迅速拉大。
“北上广”的提法强势来袭，“京津沪”从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让天津人感到心痛：它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天津退出了中国超一流城市的队列，曾经的三大直辖市之一的地位轰然坍塌!
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呼风唤雨的大都会，如今将要沦落到中国都市第二方阵中去，无论天津人有多不情愿，现实就这样严酷地摆在面前。
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来看，天津无可争辩地退出了“第一方阵”，已完全无力与 “北上广”争锋。
无论是城市GDP总值，还是人口流动数，还是在全国的关注度，天津都逊色于前四个城市。
从2016年GDP总值(亿元)看：上海2.74万，北京2.49万，广州1.96万，深圳1.95万，天津1.79万；
从城市月平均工资看，情况更糟，2017年前4名：北京9240元，上海8962元，深圳8315元，广州7409元，而天津的排名非常靠后，处于第21名，仅6178元。
尽管近年来天津正奋起直追，努力缩小差距，但排名至今未见动摇。
无怪乎有天津人自嘲：
“上海人富，真富，不露富；
天津人穷，真穷，不露穷!”
好在生性乐观的天津人并不气馁，并且赶上了当下新的大发展机遇，正在重振旗鼓。
天津被中央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定位为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换基地，数百项国家重大工业项目落户于此，中国新型的火箭制造基地也在天津。
有了国家这样的经济战略调整，天津已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将建成全国大城市中现代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城市!
目前，天津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越北京，接下来还有超越上海、广州、深圳、苏州等大城市的雄心与霸气。
当这一目标实现之日，必将是天津重返一线超级都市阵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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