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李鸿章创办的企业，在香港几经风雨，改革开放后渐成“央企之王”
2022/7/4 16:53:23 正和岛
有这样一家企业，在中国商业史上，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它是洋务运动第一家民用商业企业，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它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开辟了中国第一条远洋航线；修建了中国第一条专线铁路；铺设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话线。
这家公司就是创立于1872年，如今位居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的招商局集团(简称招商局)。
2021年，招商局营收9,362亿元，净利润1,692亿，连续4年排名央企第一。集团旗下拥有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主营基建的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第163位)，以及招商银行(第162位)。
百年招商局，半部近代史。
中国有100年历史的品牌不多，150年没有中断经营的老店更少，而百年老店最终成为商业帝国的，更是寥若星辰。
招商局的经营没有中断，得益于长期偏安香港。而能够复兴，则应归功于改革开放40年的稳定。
在香港回归25年之际，我们刊载这篇长文，回顾了这家中国由李鸿章创办，有过辉煌，有过低谷，历经风雨，在邓公时代中兴的传奇老店。
作 者：左页封 面：人民网来 源：蓝钻故事(ID：lanzuangushi)
入港
“你看过风月片吗？”
1978年6月，香港干诺道西15号，招商局大厦。刚被交通部从内地派来主持工作的袁庚，说话中气十足，看起来完全不像61岁的老人，外表至少比实际年龄小20岁。
他来到香港没几天，先挨个找人聊天，一天两个，接着在香港繁华的大街上溜达。
下属对新上司搜集信息的能力感到惊叹，几天下来，楼下士多店(杂货店)、水果摊老板的名字、经营状况、每月盈利、招商局干部收入，他都能一一讲个明白。
他打破招商局只订阅左翼报刊的惯例，买了一堆右翼甚至反华的报纸来看。
这一天，他翻阅《明报》电影上映栏。里面的电影五花八门，功夫片、枪战片、喜剧片，当然还有一种叫风月片，包括《洞房趣闻》、《金瓶双艳》、《七擒七纵色狼》等，旁边还标注：“风月无边，少儿不宜”“怨妇思春，不容错过”等字样。
1970年代末的香港
袁庚放下报纸，把时任香港招商局办公室主任梁鸿坤叫来跟前，劈头就问他是否看过风月片，粱吓得够呛，以为新上司要整顿局风、找他麻烦，刚想分辨说绝不会迷失无产阶级政治方向、从来不看黄色下流影片。
结果没等他开口，袁庚一脸严肃地说：“老梁，你带我看看风月片好不好？”
梁鸿坤矗立半天没回过神，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不知道，这位新上司，不是一般人，更非迂腐闭塞之辈。
而且，正是这位非要见识下啥叫“风月片”的新领导，在未来的岁月，将重振萎靡不堪、严重停滞的香港招商局，带它走上百年来的“第二次辉煌”。
1917年4月23日，袁庚，出生于中国广东沿海的穷乡僻壤宝安县大鹏半岛王母圩水贝村(现深圳龙岗区大鹏街道)，乳名欧阳汝山，他的父亲就一普通海员，而母亲则是家庭妇女。
袁庚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大举侵华，20岁的袁庚加入抗日救亡活动，两年后入党。
参加招商局、转行干经济工作之前，袁庚主要以擅长情报工作著称。
十年动乱年间，他被人陷害，入监狱5年半，出狱时已为半百之年。但他刚出狱，就以“拼命三郎”的精神投入工作，甚至来不及抱怨和喟叹。
到了1978年，历经半生风雨，他本已准备退休回家颐养天年。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也是他的老领导，有一天突然找到他，问他可有意愿前往香港招商局“打开局面”。
一辈子不畏挑战的袁庚，一听“打开局面”四个字，不禁怦然心动，全然忘记了退休计划，当即答应下来。
作为国家高级干部，且思想开明的袁庚，不可能觉察不出，此时的中国大地，正酝酿一场改变国运的百年变革，虽然年至花甲，他也想抓住机会躬身其中。
只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料到，这场变革的“开山炮”，会由他这个快退休的情报干将荣耀点响。
吐槽
话说那一日，梁鸿坤被袁庚要求带他去看风月片。
半道，梁鸿坤跟做贼似的，唯恐遇到熟人，不时回头张望。一番七拐八绕，两人终于来到湾仔利舞台电影院。
电影是一部典型的黄暴烂片，看一半，袁庚看不下去了，甩下一句：“有什么了不起的，结婚也就是这样子!”
多年后，梁鸿坤回忆，老领导后来曾严肃地跟他说过：
“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
后来《袁庚传：改革现场》的作者又跑去袁庚家，向他核实看风月片这事。老头笑而不语，被问急了反问道：“难道世间的事只有非对即错、非好即坏两个极端？”
相对被二元观念束缚的干部来说，61岁的袁庚，除了信仰足够坚定、内心足够坦诚外，更多了一份孩童般的灵动、纯真和好奇。
1978年，他来到香港后，首先注意到并直言不讳的，就是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巨大落差：
“当时打开电视一看，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镜头：从内地偷渡过去的，男男女女戴着手铐，都是些年轻力壮的，那些形象你看了简直欲哭无泪。”
当然他也说了，很多同志看到这些这里，“‘啪’的把电视机关上了。”就像没看见。
大逃港民众
可假装看不见，差距就会消失吗？
彼时内地和香港，经济发展水平差了不止百倍，有时在香港干一天的收入，就能抵内地一个月几个月的收入，所谓偷渡，不过是民众“用脚投票”。
只有实事求是，首先正视差距，才有可能缩小差距、进而超越对方。
对于当时的香港招商局，袁庚也是一样的态度，事实求实。
刚来招商局的前两月，他发现，这家老国企，曾在建国之初立下过汗马功劳，为打破西方禁运和封锁，发挥过极其关键的作用，它利用香港便利，为内地购买船只，迅速扩充了新中国的远洋运输能力，促进了外贸发展。
一直到1978年，招商局依然在做着为内地购买新船的业务。
但是历经数十年动荡、缓慢和闭塞的内地局势，即使远在香港的招商局，也早已老气横秋，完全丢了商业机构该有的锐利和嗅觉。
在调查过程中，袁庚与梁鸿坤有过一次恳切的谈话。这段对谈，大致反映了当时真实的招商局。
袁庚问，如何看待彼时的招商局。比袁庚早五年来到香港的梁鸿坤，像竹筒倒豆子、语带恼怒地说了一大堆：“我认为招商局没有什么出息，根本干不了事情!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们这里是包吃包住，把你包起来，一个月再发你几百元钱，大家都在吃公家的，上班没事可干，你可看看我，这个状态很糟糕。”“我来了五年多，觉得很悲观，这里什么事情都是北京管，什么权都没有。只能这样可怜地守摊子。守摊子有什么用？”
袁庚越听，脸色越凝重。他不无遗憾地补充道：“这里所有的外派干部，都是从国内千挑万选出来的，尽是工程师、轮机长，都是很有经验的，可是，你们在香港什么事也不能干，这不是浪费人才嘛!”
“这些年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董浩云、包玉刚靠买船起家搞航运，不断发展，成了船王，我们怎么就不能发展自己的船队?”梁鸿坤接着发“牢骚”。
除了发展船队外，在梁鸿坤看来，船只维修业务、拖船业务、油漆业务、拆船业务，招商局都能自己干，可北京让不让干，如果按照过去的政策导向，招商局主动发展各项业务，不仅不会得到赞赏，反而可能被扣上搞“独立王国”的帽子。
听完梁鸿坤的“吐槽”，袁庚沉默了良久。
他以非常坚定的口吻回答：“招商局可以做的事太多了，先干吧，下决心干起来!”
这场上司与下属推心置腹的交流，时间为1978年6月。
在这一年的5月11月，也就是袁庚来香港的前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了7000字长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同月，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国家经济考察团，准时出发了。
而7月-9月，国务院召开了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进度的务虚会。会上，像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这些新观念，成了大热点。
显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春天即将到来了。
而对于招商局来说，则意味着老树发新芽、枯木再逢春。
可话说回来，此时招商局就是一艘久未启动的老船，真要加满油重新扬帆起航，谈何容易？
在这艘老船正式启动前，我们回到它创立之初，看看它是如何跌跌撞撞走到1978年。
盛衰
或是历史的巧合、时代的更替，袁庚降生的1917年，也恰是招商局历史上另一位知名的掌舵者盛宣怀落葬的那一年。
1916年4月27日，上海静安寺路盛家公馆，72岁的盛宣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的妻子、也是他去世后家族的主事人庄夫人，决定花30万两，为丈夫的丧事大操大办一番。
依风俗，盛宣怀灵柩需在家里停放一年半，至第二年冬至即1917年11月18日出殡，所以真正隆重的丧葬仪式，是在盛死后一年半举行的。
丧礼当日，整个上海滩为之沸腾，万头攒动，途为之塞。
出殡队伍自盛家公馆出发，从静安寺路、南京路直抵外滩，蜿蜒近三里地。光抬灵柩的就有64人之多，全是从北京雇过来、以前为皇帝抬过灵柩的工人。
各类马车、暖轿、肩舆、牌匾，不知凡几。出殡队伍所经道路两旁，设有路祭棚、路祭桌、茶桌、看台，所到之地无不人山人海。聪明的商家趁机卖起了观礼“座位”票。
盛宣怀葬礼
盛宣怀的遗体，在这全国最繁华的都市巡游过后，经水路，最终运抵他老家江苏江阴马镇老旸岐村盛氏祖坟墓园安葬。
墓园埋葬着他的祖父盛隆、父亲盛康，占地80亩，园内种植名贵松树，建有雕龙画凤的飨堂，并雇了忠诚的“坟亲”照看。
盛宣怀被誉为“中国商业之父”“中国首富”，一生荣耀财富傍身，截止他去世前，仅他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资产就达2000万元。
而他参与创办的轮船、电报、银行等各类企业，也有十几家之多，家族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苏州的房产，怕也是很难计数了。
只是，“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家族命运风水轮转，任其葬礼墓园再奢华，老祖宗这条定律不破。
这场持续近一年半之久的奢华葬礼，其实不过是盛家累世荣光最后的余晖罢了。
1916年6月6日，盛宣怀去世两个月后，与他争了大半辈子、称帝仅半年的袁世凯，在尿毒症的折磨中死去，这标志着王朝帝制的最大一块基石塌陷。
1917年6月30日，“鞭帅”张勋，率5000“辫子兵”，抬出12岁废帝溥仪，匆忙通告全国重挂龙旗，但复辟闹剧仅存续了12天，就翘了辫子。
同一年8月14日，虚弱的北洋政府坚毅地宣布，对德奥同盟国宣战，参加已打了3年之久的一战。尽管当时中国贫弱、自身难保，但宣战本身，意味着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已悄然觉醒，而兴替轮回的单姓王朝，无论袁世凯、张勋之流如何折腾，终将一去不返。
盛家，是清王朝下的蛋，盛宣怀，则是王朝政治最后的“红顶商人”。所谓“倾巢之下焉有完卵”，王朝体制已然末路，盛家自不可能周全。
与他同被称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早于他30年前(1885年)就郁郁而终、家道败落。
盛宣怀出生于1844年，祖籍江苏常州。
盛宣怀
他的祖父盛隆，嘉庆年间的举人，曾担任浙江海宁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市长)。
父亲盛康，甲午战争爆发那年的举人，四年后，又中了进士，曾于湖北武昌盐法道任职(相当于现在分管食盐产销的副省长)，家业渐丰，成一方世家。
相对祖父和父亲，盛宣怀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曾中举，但盛宣怀生含金汤匙，丰厚的家世，早已为他铺好了人生的金光大道。
盛康任职湖北期间，因为操办军队后勤，与当时正在武汉奉命抗击太平军的李鸿章结识，并获得李的高度赞赏。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前夕，深感身边缺年轻才干之士，驰函老友盛康，令其子、科举落地、愁容满面的盛宣怀至府中做幕僚。
就这样，盛宣怀成了李鸿章的贴身秘书。
盛宣怀做事极其细致、头脑机灵，每遇紧要公文，总能“磨盾草檄，顷刻千言”。仅一年有余，升任知府、道员，并获赏戴花翎二品顶戴。
1872年，李鸿章预筹建新式轮船公司，定名招商局(后改名为轮船招商局)，并随手就交给了年仅28岁的盛宣怀，交待他起草公司第一份章程。
盛宣怀领命后，欣喜若狂，预感迎来人生最重要的腾达机遇。
他大赞李鸿章动议，说“此大力不可不兴”，不仅提出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具体方法，还一再表示“竭我生之精力”。
不过盛宣怀毕竟年轻啊，猜到了开头，没猜到套路。
船歌
1840年鸦战后，国门洞开，五口通商，成批外国商品涌入内地，传统经济遭遇重创，其中包括传统沙船业。
所谓沙船，即传统载货帆船，船身大、平底，吃水浅、易驾驶，早在宋代就有记载。
康熙22年(1684年)，海禁取消，沙船业获得大发展。沙船主将南方的面纱、棉布贩运至北方，再将北方的大豆、豆饼运到南方，非常繁忙，形成了崇明、通州、海门三大帮，而上海也有八大船商之说。
传统沙船
相对沙船，洋轮船既便宜又快捷，给了老式沙船致命一击。
第二次鸦战后，天津、烟台、牛庄等北洋口岸开放，洋轮涌入北方水域，打通南北贸易线，几乎完全碾压了传统沙船。
史书记载，自1862年“豆禁”(清政府为保护传统沙船，给它们留的特权业务)取消后仅10年功夫，沙船数减少至原来二十分之一，至光绪26年(1900年)，海上沙船已不足50艘。
传统沙船业没落，中国海河运输出现了“卡脖子”问题，平时赈粮无船可用，连漕运也无船可使。
漕运，“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王朝命脉所系，如果连这也仰赖洋船，等于自动献上咽喉。
所以民间沙船破产的同时，清廷朝堂，也上演了一出大辩论。
这场辩论缘起于左宗棠1866年筹办船政局。
当年左宗棠有感于清廷战舰衰微，主张“整理水师、设局造船”。清廷夸他“所见远大”，破例动用闽海关四成结款，建立生产军用船舶的福州、上海船政局。
但船政局不为守旧官僚待见，处处受刁难。
1869年，洋务派顶着压力，终于造出第一艘军用船“万年青”。
起初，朝廷很满意，也暂时堵住了守旧派的刁难。
但1870年船厂第三号新船下水时，原本态度清朗的清廷，突然转向守旧派。
原来，造船所费比预想中多太多，一艘船造好后，还要投入巨量的维护和给养费用。原计划5年拨款300多万两造船16艘，但造出第6号船时，经费就已超支，达到了340万两。
“成船日多，经费动用更钜。”
1871年，宋晋重炮发难。此人为道光年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分量甚重，以懂经济著称。
他指责福州船厂“名为远谋，实同虚耗”。
他还大言不惭地说道：“造船本为了对付洋人，但如今跟洋人握手言和了，造船还有必要吗？而且，就算船造出来了，也无法比洋船厉害，打起来能保证胜利吗？”
宋晋这番言论，杀人诛心。时任福州船政局主管沈葆桢愤怒地反驳道：
“西洋人造船有百十年经验，中国人造船只有数年，当然技不如人，但学生可虚心向老师学嘛，难道学生不如老师，就干脆不学了？”
激烈辩论蜚声上下，也是在这场辩论中，一贯主张洋务的李鸿章，吐出了那番肺腑之言：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一大变局，狙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
凋敝的民间沙船，激烈的朝堂交锋，迫使李鸿章和沈葆桢等洋务派下定决心将清廷末期的洋务运动，从过去单纯“求强”转向“求富”，从过去创办纯输血性质的官办军事工业，迈向自己能创造财富的民用企业。
这种新式企业，与过去纯官办企业不同，被后世称为“官督商办”体制。
这成为1872年李鸿章筹建招商局的另一重要发心。
也是这一高标准的要求，让他想找真正懂商业、懂航运且能吸引民间资本的高手来掌舵。
而他最初选定的盛宣怀，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年纪尚轻，不懂航运，人脉也不足，很难担负起一把手重任。
雄心满怀的盛宣怀，因此栽了大跟头，李鸿章像逗小孩似的，将夹到他嘴边的肉又撤了回去。
招商局最初半年的一把手，李鸿章选定了传统沙船主朱其昂，不过办事不力仅半年不到就下台了。
尔后，差不多10年时间，招商局由财力雄厚、曾做过洋人买办的徐润和唐廷枢掌舵。
1876年，两人掌管的招商局出资220万，成功收购了当时最大的洋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实现了中国商史第一次“蛇吞象”奇迹。
此举，也让招商局成为国内话语权最强悍的轮船公司之一。
两人干得越出色，盛宣怀越没有机会。
盛宣怀虽然也号称招商局“会办”，但他曾心灰意懒对徐润说，“一挂名会办，做面子而已。”
危与机
1883年，招商局遭遇开局以来最大的危机。
这一年，中国首富胡雪岩，因与洋人打商战、囤积生丝，亏损严重，跟着他一同加入商战的徽商、江浙商人亦损失惨重，民族资本大挫。
雪上加霜，上海股市在这一年雪崩，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金融危机。轮船招商局及其附属企业深受其累，股价下跌87%。
危机爆发前，徐润和唐廷枢，均未预料到危机爆发。
相反，在股市泡沫烘托起来的虚假繁荣阶段，他们大肆增发新股，各局董、司事不惜通过向亲友、钱庄借钱购买公司股票。
股价跌落后，二人傻眼，向清政府伸手求救。
李鸿章皱起老眉头，捋了捋稀疏的小胡须，对喜欢借杠杆扩张的徐唐二人产生了动摇。
相反，盛宣怀，被他紧急地派去履行原本鸡肋的“官督之职”。
盛宣怀，此时已年近40，憋了10年之久的不痛快，此刻一股脑倾泻而出。
他大肆攻击二人的经营方针，上来就数落二人多宗“失策”。
先说徐润。
买办出身的徐润本就喜欢投资。1883年金融泡沫前，他的投资遍布房地产、保险公司、煤矿、银矿和织布等，当然还有招商局，其中房地产占了58%。
截止1883年秋，他购买了3220亩土地、有建筑的占320亩。而且，徐润还喜欢以重复抵押的方式玩高风险投资。
金融危机来临，徐润个人资产全被套牢，宣告破产。盛查出，徐竟然挪用招商局局款，偿还个人债务，总计达16.2万两。
东窗事发后，徐向盛求饶，希望他“代为乞恩，免其置议”。
可他显然求错了菩萨，盛不仅不帮忙，反而咬定徐的个人投资失败必影响公职。
李鸿章接报，亦无奈，上奏朝廷，判定他“假公济私、亏欠巨款，给予革职处分”。
再说唐廷枢。
1882年，招商局增发新股时，唐倒没有亲自参与，那会他因开平、承德矿务之事北上。
不过局中同事出于好心，给他预留了若干股份。唐回到局里后，因没有足够现款购入股票，于1883年4月出洋考察前，将其交给了他的亲戚梁凤西，命他卖出套现，以还局款。
可梁氏没拿去卖，而是用去抵押还了私债。等唐回到上海，梁氏却因病去世了，结果造成唐挂欠招商局5万两股银。
跟徐润类似，他接受调查后，查出历年来透支公款1万余两，并用公款借给亲戚1万余两，计算下来，唐欠招商局77750两。
不过这还不是唐最大的罪状。
1883年，除了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外，国内还有更糟糕的事，即烧心挠肺的中法战争。
——因法国占领越南、入侵中国而起，战火从越南、广西、山西，延烧至东南沿海，老将冯子材领导的镇南关大捷，张爱玲爷爷张佩纶领导的惨败的马尾海战，是其中最知名的两场战役。
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海战期间，法军扬言“遇船劫夺”。
招商局为避风险、保局产，与美国旗昌洋行(此时已无轮船业务)达成协议，将所有船只明卖暗托给了旗昌，换旗行驶。
战争时期，轮船公司换旗，属国际惯例(甲午、抗日战争时期，招商局都做过类似的事)。不过招商局没经验，跟旗昌谈判时，只订了转托协议，没有订收回暗契。
当朝廷要求收回局产时，被旗昌洋行摆了一道，清廷多付出了15万两白银的代价。
更糟的，是战争期间清廷做出馊决定：将漕运交给美英洋船运输。
结果到了1885年2月，法国海军司令孤拔搞了一出严厉的“大米禁运”。
美英害怕得罪法国，虽与招商局有合同在先，但也拒运漕粮了。漕粮被锁在仓库里发霉。
情势极其危急，被剥夺了漕粮业务的传统沙船主，最为痛心，不惜冒生命危险偷运漕粮。
他们大骂洋船无德，哀叹清廷无能，而当初赞成洋轮运漕粮的人，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汉奸”，遭万人唾骂。很不幸，唐廷枢正是其中之一。
几番折腾，唐廷枢想不下台也难了。
如此，1885年前后，招商局，迎来了盛宣怀时代。
办银行
盛宣怀主政前十年，招商局所面临的营业环境，未曾有大的改善，洋人、民众、买办、旧式官僚，都可能在某一刻成为发展掣肘。
前期，盛宣怀应对槽糕环境的秘诀，与他的前任稍有不同，追求一个“敛”字：
即在恶劣动荡的营商环境下维持现有经营规模，拒绝杠杆扩张，追求账面“盈利”。
另外，他作为“督办”，在“官督商办”这一体制下，也更加偏向官这边。
这一方面确实改善了招商局负债累累的状况，但另一方面也让其核心的航运业务陷入近乎停滞状态。
以1886-1895年为例，招商局一共才购入7艘轮船，退回1艘，售出1艘，失事损失4艘，改做泵船3艘，增减刚好持平，几乎没有变化。
总量上，这十年里，招商局的船只一直维持25艘左右。
在后期，盛宣怀才通过“扩张”证明自己。
不过他“扩张”的方式，并非扩充轮船招商局本业，而是通过招商局参股、参办的方式，密集地筹建关联企业。
1896年11月12日，清廷下发谕旨，命盛宣怀筹办一家“通华商气脉、杜洋商挟持”的商业银行。
可就在这道谕旨下发前后，社会上却突然流传开大量中伤盛宣怀的流言。
这些流言显然是有人故意散播：有说他谋私利而罔顾公益，也有说他腐败而不知节制，也有说他为人虚伪且狡诈。
盛宣怀深感苦恼，悲愤地给上司王文韶写了一封诉苦信：“宣半生心血仅办成招商、电报、纺织三事，现在皆属商本，约值千万。言者皆指为利权在手。不知此皆千百人之公利，非一人之私利也。”
他愤怒地质问道：“仅此糊涂世界，何以尚想做事？”
他还说要回家耕田读书。
在这次流言风波前一年，甲午战败。
盛宣怀恩师李鸿章，被视为主要责任人，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遭解，全国上下一片声讨。
盛宣怀为此多次哀叹世道愚昧。他为恩师蒙此大难而不忿，曾向朝廷申请退休回家。
所以说起来，两年之内，他已两度萌生退意。
这一方面说明盛宣怀内心泛起的阵阵凉意不假，另一方面也说明时局对“想做事情的人”的确不够友好，相反，不做事就不出事，耍嘴炮的“键盘侠”最安全。
甲午战败，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性事件。作为洋务运动的旗手性人物，盛宣怀心灰意冷也属正常。
王文韶，作为接替李鸿章的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然不愿意盛宣怀告老还乡，一再安抚。
何况战败后，清廷面临两亿白银战争赔款，必须想办法筹钱。开办商业银行，也是盛宣怀向清廷提出的解困之道。
虚弱的光绪，也多次召见和鼓励盛宣怀，对他说道：
“事情总是人做的，今天这班督抚大员都在推诿延宕之中，能怎么办呢？”
一国之君，言辞恳切近乎哀求。尽管流言甚多，本有事业雄心的盛宣怀，怎能不动容？
光绪的哀求，也从侧面肯定了盛宣怀多年办洋务的能力。
筹办商业银行前，作为李鸿章最得力助手，他除了参与招商局、重振了局务外，还于1875年筹办过湖北广济、大冶煤铁矿务——清廷最早用洋法开办的三大煤矿之一，1880年秋，又建立了第一家国家电报局，为此曾强硬地拆除了洋人未经批准的电缆，大长国人志气。
在行将就木的清王朝，想做点实事确实太难了。
就在盛宣怀临命筹办银行时，京城传出消息：俄国人也正与朝廷定合约，开办中俄合资银行，且合约规定合资银行办起来了，中国人自己就别办了。
盛宣怀急出一身冷汗，四处写信请愿，好在光绪一直比较支持他，多次密诏他商讨。
盛宣怀不负圣恩，办事相当麻利，用了仅仅十几天时间，从上海滩召集了八个财力雄厚的富商，筹集三百万商股，其中他掌握的招商局也预备参与认股，加上朝廷官款，办银行够了。
可就在这时，又生出幺蛾子：尽管盛宣怀再三催促，朝廷官款却迟迟没有落实。
与此同时，传言朝廷中俄合办的华俄道胜银行，获得朝廷500万两拨款。
这实为非常危急之事，一旦洋人仰仗朝廷优先开办了合资银行，且获得朝廷背书，就算华资银行勉强开起来，信用也不及。
而金融权力，无论何时，掌握在自己手里最安全。
俄国人极力阻止盛宣怀。
中俄道胜银行的俄国董事四达，狰狞地向盛宣怀“兴师问罪”：
“闻华商将开银行，现两国有约合开一行，岂可令华商另开？致碍合行生意!”
盛宣怀据理力争，不让寸步：
“俄行附股，是我国交情美意，岂能禁止本国商人不开银行、不做生意乎？”
庆幸的是，盛宣怀的坚持，最终换来了成效。
1897年5月27日，新银行成功建起来了，定名为中国通商银行，总部设于上海。
中国通商银行旧照
其中清廷户部以借款存息的方式拨款200万两，商股250万两，招商局认股80万两。
这是中国第一家官商银行。自此，中资企业有了融资渠道，无需再仰赖洋行。
极盛
创立中国通商银行前后，盛宣怀抵达人生巅峰。
1896年，他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卿衔，同年，又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
同年，他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奏请朝廷设立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乃至多年后，他被人称为“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往后十余年，招商局为教育部门总共投资了近70万两，其中包括建校、资助学生出国留洋等经费。
另外，在纺织、铁路、电讯，乃至榨油等行业，盛宣怀控制的招商局都有所涉猎，在清廷最后十年，它已变成了一家多元化的综合性大企业。
截止1909年，招商局局外投资总额，已经高达180多万两。
其中投资数额最大的，当属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1898年开设的萍乡煤矿组成的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矿公司。
这家公司成立的过程非常曲折，盛宣怀为此可谓呕心沥血。
一般来说，盛宣怀筹办洋务企业，最多也就一年半载，但筹办汉冶萍矿公司，却从1896年-1907年，前后花了11年。
主要困难，是国内缺乏过硬的炼钢技术，不懂炼钢分酸碱两法，炼出的钢铁质量太差。
国内炼钢所用矿石含磷太多，冶炼过程中应该采取去磷法，但国内的技术人员，包括高价请来的洋技术员都不懂这玩意，所用机炉都属酸法，不仅无法去磷，反让情况更糟。
1902年，尚处丁忧期的盛宣怀，奏请朝廷派出李维格(汉阳铁厂总办)出洋考察，才终于解决了困扰中国长达30年的技术难题，于1909年炼出了第一炉好钢。
晚清招商局广泛的投资，就像汉冶萍矿公司一样，许多都是国内技术和体制的“首创”，这不仅大大推动了各行业技术进步，也让招商局像晚清的经济“实验舱”，领着中国经济不断往前探索。
作为招商局一把手，盛宣怀居功至伟。他的地位因此愈发举足轻重。
1900年，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跌跌撞撞迈过新世纪的门槛。
这一年6月21日，慈禧突然下诏，召集“义民成团，籍御外侮”，向十一国列强宣战，并照会在京各国公使，限他们24小时内离京。
彼时，八国联军借“助力清廷剿灭义和团”为由，集结天津、向北京靠近。慈禧内外交困，寄希望以毒攻毒，寄望“刀枪不入之身”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可再强悍的血肉之躯，也难敌洋枪洋炮。不足两月，八国联军轻松攻陷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偌大的北京城被洋人洗劫一空。
这就是耻辱的辛丑之变。
与慈禧主战的旨意相反，一直倾心实务的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极力反对贸然向洋人宣战。慈禧下诏当日，李鸿章致电当时人在上海的盛宣怀：“乱命不可从之!”
接到李鸿章电报，盛宣怀感觉事情大条，一直致力于经济事务的他，怕是要一脚踏进政治领域。但他与恩师李鸿章想法一致，认为慈禧疯了。
他以掌管清廷电报局这一便利，扣押了部分慈禧发向全国的圣旨，同时驰电各地督抚，让他们别声张，勿转发、不服从朝廷号令。
不仅如此，他还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等东南一带的督抚大员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尽快以朝廷的名义，与上海各大外国公使签约，阻止北方战火延烧至南方。
这就是由盛宣怀牵头、在上海与洋人签署的《东南互保条约》。
换在平时，假传圣旨、私签条约，无论哪一条都是死罪。
不过北京陷落后，自不量力的慈禧只能改变态度，突然就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了。
李鸿章、盛宣怀之举，因此不仅无罪，反而挽救了清廷最后的颜面。
这场变局，最后以清廷与十一国签署《辛丑条约》终结。
签署《辛丑条约》
而前往签约者，依然是甲午战败那会就已承受了一回“卖国”骂名、近80高龄的李鸿章。
临去签约前，李鸿章让盛宣怀陪着一起去。
盛特意前往苏州留园(盛家的大宅)请教老父亲盛康，老爷子教导：“时局如斯，宜退不宜进。”
李鸿章只好独自上路，临行前他悲壮地说了一句：“和议成，我必死。”
果然，条约签完2月后，李鸿章背负着千古骂名咯血西去。
而盛宣怀则于1903年受慈禧召见。老佛爷不无感慨地对他说：“若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慈禧嘉赏他太子少保衔，升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没落
清朝最后十年，从经济到政治，盛宣怀都已“位极人臣、功高今古”。盛家也攀上了家族命运的鼎峰。
期间，除了被他的死对头袁世凯抢了几年风头外，再无其他苦恼。
袁、盛两人，皆为李鸿章提携起来，袁专注军事、政治，盛专注经济、商业。两人政治立场并无分歧，但为争夺官场利益，却让两人成为势不两立的宿敌。
1902年10月，盛宣怀回乡丁忧，辞去了身上大部分职务。袁世凯趁机奏请朝廷，将招商局划归北洋督办，任命亲信杨士琦为招商局总理(1903年-1908年)，甚至把跟盛有矛盾的徐润重新召回任会办。
1908年，盛宣怀被清廷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同年，光绪、慈禧相继死去，袁世凯则被摄政王载沣赶回老家“养疴”。第二年，招商局划归邮传部管理，盛宣怀重掌招商局，任董事会主席。
此后三年，招商局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盛宣怀、李国杰(李鸿章长孙)、杨士琦三股势力互不退让。
但随着清廷日渐虚弱，招商局早已经百病缠身，气若游丝，空余一副皮囊，此前广泛布局的连锁业务，占用太多局款，虽有益整体经济，却不利于招商局自身。
1906年后，招商局所拥有的船吨产值、船舶栈务净收入均下降到了该局创办以来的最低水平。1908年，其利润率，降至1895年的1/3。往后更惨了，1905年-1911年间，其净收入不抵支出，根本无利润可言。
越是如此，各路官员仿佛末日狂欢，个个都想抓住最后余光大捞一笔，腐败横行。
盛宣怀也不例外，通过巧取豪夺，他早已为招商局最大股东，利用特权便利谋取私利更是司空见惯。
1901年，盛宣怀私开运粮公司，包揽招商局漕粮运输业务，并经营米麦生意。据时人揭发，其家族仅1902年就从贩运米粮中获取十多万两白银，有人将检举信写道了皇帝那儿。
早前，李鸿章定下招商局体制为“官督商办”，规定“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
但为了应对外资竞争、时局动荡，官方投资慢慢从“借款”变成“股本”，商股反而越来越边缘，被排挤与盘剥。
如此经年，招商局早已忘了初衷，实际成了一家官股企业，官僚们不断从中索取油水，却不用负担市场盈亏责任，等于“赚了是自己的，亏了则是国家的”。
这也是为何，虽然招商局千疮百孔，盛、李、袁三家还为它争得头破血流，以至不惜推行世袭制、父子蝉联、兄弟互替。比如，盛宣怀去世，其第五子盛重颐后来就替补为招商局新董事，而李鸿章死后，其长孙李国杰后来也曾任招商局一把手。
如此折腾，焉能不败？
1911年，作为邮政大臣，盛宣怀建议清廷，将各地铁路、邮政收归中央，结果引发地方反抗，致使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爆发“保路运动”，进而引爆辛亥革命，清王朝就此翻车。
盛宣怀，成为清廷最后撒气的替罪羔羊，被革职、永不叙用。
一夜间，盛家楼起楼塌，从极盛跌至极衰。
被革职后，盛宣怀带着家眷，撇下偌大家业，远渡东瀛，去了日本神户避难。
居日期间，他最放不下的就是盛家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家产，屡屡拖人与新政府交涉。
庆幸新政府也缺钱，一度想通过他，从日本人手里借钱。
孙中山和黄兴都曾向他发来恳切的信件，大致的方案，是将盛亲自筹办起来的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财团。
可汉冶萍公司早已资不抵债，日本人根本不想要，后改为“合办”，日本三井和正金两家财团才勉强答应借钱。
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盛宣怀被骂成了“卖国贼”，签好的合约只能作废。
对于新政府来说，废了合约，就意味着盛宣怀已无利用价值。不过盛宣怀运气好，因为孙中山没干多久，总统之位被袁世凯夺了去。
袁世凯原本是盛宣怀宿敌，按理不会保护他的家产。这时，盛宣怀的亲家孙宝琦上场了。
盛宣怀的第四子叫盛恩颐，在盛家最得宠。
这哥们娶了孙宝琦的大女儿孙用慧。而孙家的四公子孙用岱，又娶了盛宣怀的亲侄女盛范颐。两家是“双份亲家”。
而孙宝琦又是谁呢？他祖上跟盛家一样，都是当官的，民国时期，两度出任国务总理，还曾担任驻法公使，也担任过招商局“掌门”。
孙宝琦和家人在法国
而且，他跟袁世凯也是“双份亲家”。孙宝琦的第五女嫁给了袁世凯的七公子袁克齐，袁世凯的六小姐袁篆桢又嫁给了孙宝琦的侄子。
所以算下来，袁世凯和盛宣怀虽为死对头，但亲家连亲家，也算半个亲戚。
既然是亲戚，加上孙宝琦从中斡旋，自然保住了大部分家产。当然盛家也付出了点小代价，即他们家北京的住宅，府学胡同5号那幢大花园洋房，后来欣然“租”给了大总统。
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盛家的子孙，承蒙祖萌，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盛家最得宠的盛恩颐，是主办盛宣怀葬礼的庄夫人的儿子，人称盛老四。他继承他父亲职位，曾执掌汉冶萍。
这人挥霍无度、懒惰成性，吃喝嫖赌抽可谓样样“精通”，没啥大作为。他儿子曾说：“爹爹是躺在烟榻上，一边抽大烟一边批文件的。”
到了抗战胜利那会，盛家祖辈留下的家产，其实已被各家瓜分，败得也差不多了。
解放后，盛家各地祖产基本冲了公，盛老四荣华褪尽，已与普通人无异。
1957年秋冬，他因为中风半身不遂，无法下床。他的几个子女，用棕绷将他抬回了老家苏州留园旁的祠堂(充公时，公家留下的唯一祖产)，不到三个月，人就死了。
至此，盛宣怀的故事告一段落。堆金叠玉几辈子，人去楼空带不走。
唯盛宣怀参与筹办和主持数十载的招商局，则历经王朝崩塌、民国风雨，跌跌撞撞来到了新时代，不仅奇迹般活了下来，并在袁庚手里重获盛世荣光。
重生
辛亥革命后，仰赖新旧官僚千丝万缕的勾连，盛宣怀这样的旧官僚，并未在革命后完全失势。很长一段时间里，招商局依然还在盛家、李家、袁家的子孙手里流转。
袁世凯垮台，招商局归了北洋政府。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招商局又被国民党收归国营，纳入新一代官僚买办手里。
抗日战争时期，招商局“慷慨应征，沉船御敌”，上演了它历史上最悲壮一幕，令后世动容。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带走招商局80%局产，但香港分部大量轮船员工，却自发起义，奔向内地怀抱。
1978年，袁庚走马上任时，招商局已走过106个春秋。
交通部领导让他去香港“打开局面”，但这艘老朽的巨轮到底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实包括相关领导和袁庚，都不清楚。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袁庚和招商局，实际做了改革拓荒牛、经济探路者的角色，甚至认为是他点响了“改革的第一炮”。
这主要因为，1978年11月，袁庚就提出了建立“蛇口工业开放区”的构想，而且第二年1月就获得了中央批复，而这一创举，比1980年8月正式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早整整1年零7个月。
对这一说法，袁庚本人不以为然，经常对人说：“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
其实蛇口工业开发区的历史意义，并非仅仅因它设立的时间比较早，主要还因为，袁庚带领招商局在这里尝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改革：他们在这里打破了集体年代的“大锅饭”思想，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首开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及浮动工资制；劳动人事上，他们打破了干部终身制，开创了招聘制先河，并在第一次引入了劳动合同；工程招标制、承包制，职工住房商品化、股份制，也都是在这里首次尝试的。而在工业园区门口树立的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更成为改革开放标志性的slogan。
1981年矗立在工业园区门口的标语
这些创举，如今听来都已稀松平常。可当年尝试新思想、打破制度藩篱，又谈何容易呢？我讲个蛇口工业园装电话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1980年的一天，北京邮电部大厦。邮电部相关负责人和一批工程师，对着袁庚、梁鸿坤和许智明三人一顿吼：
“什么企业？蛇口？这名字都没听过就想申请专线电话!”
“你们有什么资格、条件提出这要求？谁敢负这个责？你们真是吃了豹子胆!胆大包天!我看另想办法吧。”
话说自从蛇口工业开发区办起来后，通水、通电、通路这些事都一一解决了，唯独通讯问题很久都解决不了。
外商来到蛇口工业区后，打个长途电话要跑回香港，非常麻烦，严重影响外资积极性。
为了解决此问题，袁庚来到邮电部商谈，结果被邮电部的人训了一顿。
原来，当时咱们国家邮电资源有限，邮电部从没有为任何企业单独设立过专线。而与境外联系，当时也是比较忌讳的一件事。
但万事总有个头，特区、工业园区不都是新事物吗？如果不解放思想去改革，长期封闭，不允许涉境外电话，又如何吸引外资呢？
面对邮电部的吼叫，袁庚倒也不恼，反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了不少大道理。
但效果似乎不佳，最后邮政部的负责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由招商局出资3000万-4000万元，邮电部派人建一座微波站、机楼以及职工宿舍，交给邮电部管理。
——这等让招商局花钱在园区内设立一通讯官方分支机构。袁庚不同意。何况，当时招商局用于搞通讯的预算，总共也就只有几百万。
双方就僵在那了，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袁庚“越级”汇报，获得中央和广东方面的同意，与香港大东电报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由对方安装电话交换机，并连接蛇口与深圳两地的微波通讯系统。
香港大东电报公司引进的是外国设备，不仅体积小、性能好，而且还便宜，包括土建工程在内，只需要150万人民币。
但这依然需要邮电部门“点头”才行，可邮电部门还是不同意。
在他们看来，此举违反当时的国家通讯政策，关键触动了自身利益：“这是国家专控专管行业，企业无权擅自与境外联系。”
1980年8月，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副主任，来到蛇口检查工作，嘱托邮电部门帮助蛇口工业区解决通讯问题。
接着，袁庚又特意将邮电部和广东、深圳的邮电局专家请来蛇口了解情况，当面会谈。
可惜，两次三番协商，依然没啥效果。
最后解决这一问题，靠的是舆论。当时新华社关心特区建设，专门报道了特区“卡脖子”问题。
报道影响很大，惊动了最高层，获得批示，这一通讯问题才以特事特办的方式，得以艰难解决。
改革之难，变革之痛，由此可见一斑。所谓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其实每一项改革，都是如此“磨人”的。改革开放，绝非一句口号可了事，考验的是改革者的智慧、耐心和无私的品德。
余论
从历史来看，百余年前，李鸿章设立的招商局，本就有经济改革探路者的意味。
当时“官督商办”这一体制，以及股份制公司，对清廷来说都是全新的。
设立招商局，就是要打破过去纯官办的洋务体制，转而面向市场，引入商股，利用利益刺激股东积极性。
与初生的招商局类似，改革开放初期的招商局，同样肩负改革探路者的角色。
百年前，初生的招商局，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尤其是那些守旧派不绝于耳的批评和诋毁。类似，改革开放之初，招商局同样因为闯了禁区，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
这些阻力和困境，每克服一次，往往就意味着一次体制的进化和创新。所以盛宣怀手里的招商局创造了大量的“第一”，同样，袁庚掌管的招商局，也创造了无数个“中国第一”。
当然，虽然两个时代的招商局都肩负变革重担，但两者却有根本区别。
这区别就在于，新时代的招商局，不再是个别官僚的谋私工具，不属于任何人的家产，也创造不了任何的“中国首富”，有的只是热血的理想和不懈的探索精神。
1993年3月，袁庚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岗位上离休。那一年，他75岁。
在他执掌的14年时间里，招商局总资产，翻了117倍，从4800万元人民币增至56亿元人民币。这艘近乎停滞的老船，被彻底唤醒，扬帆世界。
2016年，袁庚去世，享年99岁。这一年，招商局总资产达到了惊人的7万亿元，相对1993年，达1250倍。
招商局距今150年，这150年也是中国不断求索求生存的150年。
在这一个半世纪的旅程里，中国人跌倒爬起来，爬起来跌倒，再爬起来……一次次的试错，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坚守，方才走到今天。
历史证明，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就会像这繁花盛开的春天一样，绚烂夺目。
1993年袁庚退休后，好多媒体去采访他。每一次采访结束，老头总喜欢叮嘱来访者：
“向前走，莫回头。”
参考资料：
[1].《招商局史-现代部分》，朱士秀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张后铨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3].《袁庚传：改革现场》，涂俏， 海天出版社
[4].《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1885-1902)》，季晨，华东师大硕士论文
[5].《盛宣怀家族》，宋路霞，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6].《盛宣怀传》，夏东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7].《李鸿章和轮船招商局》，胡滨 李时岳，《历史研究》
[8].《清代上海沙船商 “沈生义”的兴衰》，刘锦，《国家航海》
[9].《试析关于福州船厂 的一场论战》，蔡世华，《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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